2014年6月23日星期一

和梁文道談香港的新一代

嚴飛:對於香港的代際劃分,您持有怎樣的想法?

梁文道:其實在香港代際劃分這方面,我的想法跟呂大樂、陳冠中沒有太大區別。幾乎與他們同時,我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我寫的更多是關於政治方面的,例如香港政壇裡面的代際問題。2009年,政治委任的副局長譚志源出任香港的特首辦公室主任,當時的年齡是45歲。特首辦主任相當於白宮的幕僚長,此後,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在內的香港很多媒體,都評論說他靚仔,年輕沒經驗,如何能擔此重任。為什麼一個45歲的人做特首辦主任都還說他是靚仔呢?英國的David Cameron當首相的時候也是45歲,奧巴馬2008年當選總統的時候也不過才47歲。而另一方面,我的一些朋友,選議員選了20年,都快50歲了,至今仍在做區議員,我覺得香港政壇的老化,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是因為他們上面還有一批人,那批人永遠會得到媒體最多的曝光、最多的關注。這批人可能很年輕的時候就出道了,你不可能期盼這個時候讓他退隱江湖。的確,下一代人的經驗比不過他們,但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異呢?因為只有那個年紀的人能夠跟一些社會的官商名流來往。一個區議員只能到茶餐廳,而掌握實權的上一代人說不定在半島、在文華,你出入的場所,你來往接觸的人群是不同的。一個區議員去找李嘉誠,他是不會理你的,一個立法會議員去找他也許會接你的電話。上一代人的確掌握了各行各業的人脈資源,這是年輕人永遠不會有的,年輕人由於一開始就沒有,後來就更不會有,他只能永遠浮沉,永遠不會有處理大問題的經驗。

其實這在香港別的領域也是一樣的。比如說一個媒體人,二三十年前就當了報紙總編輯,現在他還是在當報紙總編輯,也就是像陳冠中所描述的香港的大爆炸階段。其實大陸也會這樣,現在去看大陸的很多報紙、雜誌的總編、社長,很多都是三十多歲。因為它現在正處在大爆炸階段,而香港的大爆炸正好是在二三十年前完成的,那段時期,需要很多空間、機會,上一代人在這樣的時間點上去,掌握了資源和人脈,自然不會輕易地離開。

嚴飛:在您看來,過去的幾年裡,在香港這一代的年輕人身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梁文道:這幾年的香港,我看到最正面積極的變化就是香港年輕一代很有朝氣,很有希望,儘管他們不知道前途是否樂觀,但他們想改變香港。這是因為「九七」後香港面對過好幾次大規模的政治、經濟危機,比如說「非典」等,這麼多事件,加上香港本土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使得愈來愈多的年輕人開始問香港到底怎麼了?香港是誰的香港?

香港在變,在重新懷疑過去,重新定義什麼叫做香港。在這個變化的過程裡面,主力就是這群年輕人。他們不再相信過去的成功模式——上一輩的人或者我這代人努力唸書,好好工作、努力往上爬,你有機會又聰明,總有一天能登上社會最頂端。即使做不了李嘉誠,也可以做李嘉誠之二或其副手之類的。這裡明顯蘊藏著一個社會向上流動的階梯,但現在的年輕人覺得這個階梯並不存在,就算有他也不想遵循這個階梯往上爬。他們覺得你不可能登上頂端,一種壟斷的差序格局已經形成。

對於政治也是一樣,以前香港的年輕人對政治很冷漠,只想著如何賺錢。但反觀今天香港的年輕人,他們對政治濃厚的參與性卻大過以往任何一代。因此,這些年輕人會有很多橫向的聯結,你也會經常看到現在好多藝術家都在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今天的香港,你從事文化創作就意味著你必須要參加社會運動。

嚴飛:確實如此。我們看到,這一代的香港年輕人,他們在保衛天星、皇后等諸多社會運動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的心態要比上一代更加開放,也沒有太多行動上的顧慮,對於本土文化情感有一種爆發趨勢。

梁文道:這一代人,他們特別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不是直接受香港意識衝擊的那一幫人,而我們這一代就受到了香港意識的衝擊。所謂香港意識,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香港人開始覺得自己是香港人,開始意識到香港與大陸不同。曾經我們這一代人,覺得香港是最厲害的,除此之外,誰都看不起,甚至連倫敦都不放在眼裡,更不要說大陸了。我們經歷過所謂的香港黃金年代,經濟發展最旺,樓市、股市天天上漲。我們前二三十年的那代人生活在港英時期,而25到35歲這一代不一樣,他們所處的時期,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他們對港英殖民地沒有我們那麼強的感情或者是生活經驗。他們長大、工作的時期,已經是香港由盛而衰的階段,其實這幫人更加不應該排斥大陸,因為他們有機會看到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初步成果,或者在文化方面,他們能看到很多大陸的雜誌,我們當時還只是看《號外》。所以從這層意義上看,這一代人應該比我們更內地化,但最終的結果卻恰恰相反,反而是我們這一代人會經常跑去大陸,他們現在卻更強調本土性。我覺得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也是合乎邏輯和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特別是在文化領域,在香港做了十幾、二十幾年甚至更久,覺得已經沒什麼可以做了,或者做來做去都看不到出路在哪裡,就索性離開香港,或者即使不離開但也不會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香港,但是下一代人呢,他們不是這樣想的。

嚴飛:是否這一代香港人愈是看到香港與大陸不同的地方,就愈想強調香港的特殊性?

梁文道:不只如此,他們會反省香港一直以來的邏輯。什麼叫香港的邏輯呢?譬如說碼頭拆卸,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十多年前就沒什麼大問題,而保育運動也只是這十年間才流行的,甚至不是十年,是這五年甚至更近的時候。以前想拆就隨便拆,香港就是這樣,為什麼可以隨便拆?因為拿地蓋樓發展經濟,是天經地義的、很邏輯的一件事。香港的生活方式,不管是經濟、社會還是政治上的,我們那一代人主流上是不會去攻擊、不會懷疑的,我們想發展文化,但是真正要改變這個社會主導邏輯的這種想法卻並不強烈。

我覺得我們這代人大部分是認命的,但是下一代人與我們的區別就在於,他們看到大陸很多地方的東西以後,認為大陸跟香港不一樣,所謂的開放也就在這方面吧。他們會覺得香港人可以有另一種生活方式,有另一種選擇,香港的城市發展邏輯可以有另一條路,此時他們會有一種抱負,即香港要不要改變,應不應該改變,怎麼去改變,並且這種抱負會愈來愈強烈。

我覺得這代人的特別之處就在於,一方面,他們會非常強調本土性地熱愛香港,但另一方面,他們的愛包含著很強烈的改變香港的願望,而這個改變是很徹底很根本的改變。因為這樣的改變是建立在之前他認為「香港是什麼」這個問題基礎之上的,他們想提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他們愛香港,他們是香港本土意識下成長的一代。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不是我這一代和那一代的區別,而是簡單地將香港人分為兩代,一代稱之為移民的一代,一代是不移民的一代。移民一代的特點,是我常常說的「九七」要來了,他們失去了根。80年代,香港的媒體曾提出過一個很熱門的討論,提議在外面買一座小島,香港人全都搬到這個島上,後來被人認為太荒謬了,媒體也就不提了;之後,有些人提出移民溫哥華,想辦法把溫哥華變得和香港一樣。溫哥華很像香港的某些區,在那邊可以完全講廣東話、聽廣東歌、吃廣東菜、進茶餐廳。像那一代香港人,就是這樣一種心態,覺得搞不過就跑,他們寧願跑到外地把一個荒地變成香港,也不願意留在這裡。而會移民的那一代人覺得個人的生存、福祉比香港要重要,而不移民的這一代香港人是什麼樣的呢?他們是不會離開香港的,因為對他們來說,他們愛的是香港這樣一個地方,要讓香港變成我心目中所愛的那個樣子。他們有改變的願望和勇氣,也有更加強烈的社會關懷和政治參與。

嚴飛:為什麼這代香港人會有如此深厚的本土化情結?

梁文道:我們那一批人跟現在這批人,以及你剛剛提到的香港的年輕人,看到香港回歸了,看到大陸很多的東西,會更想瞭解香港獨特的地方在哪裡,甚至包括一種恐懼,怕香港不再是香港,害怕自己沒有特色了。這種恐懼感跟政壇裡面的那些老人捍衛「一國兩制」是不一樣的。就像香港主流社會那些上了年紀的精英們,他們認為香港要有自己的特色,所以「一國兩制」很重要,但他們心目中的那種特色是政治、經濟上的特別制度,讓大家得到好處,是比較工具性的。而這一批年輕人眼中所謂的香港特色是一種身份認同的問題,他們不願意在13億人中被淹沒,這種情況與政治上想獨立或者主體意識不同。就類似於天津人會強調天津跟北京有什麼區別,杭州人會相對於上海人說我們杭州人是不一樣的,就是這種文化身份上要給自己一個認同的對象或者團結的情緒,因此這一代香港人會有這樣的表現。

嚴飛:您又是如何評價這一代香港人與這一代內地人的區別?

梁文道:我覺得在我所接觸的那麼小的範圍裡面,這一代香港年輕人在行動視野上都比較寬闊。所謂行動視野是指,大陸同時代年輕的文化人,他會覺得我是在寫作這個領域,但他絕對不會碰任何有關社會政治的話題,即使談論社會政治,你也會覺得他不是那麼自如地穿梭、宏觀地看待事情。而香港這一代人比較宏觀一點,這當然是環境使然。例如,我們曾在北京開過一場兩地青年人的研討會,鄧小樺他們都去了,談論的是兩地「80後」的社會參與空間。那是一個很有趣的研討會,你發現大陸的很多在場的年輕「80後」,跟香港的參與者完全不一樣。大陸那邊的人會談很多個人的苦悶,不受重視,香港這邊上去就會說我們怎樣保衛天星碼頭,我們參與了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運動,談論的焦點很不一樣。我發現大陸很多「80後」的苦悶或者情緒上的困境是很內向的,他把很多社會問題翻譯成個人遭遇的問題,卻忽視了所謂的個人遭遇,其實是一個集體的事情;而香港的年輕人會這麼去思考,個人遭遇其實也是社會結構上的問題。我要尋求改變,不是我個人出人頭地,或者受到重視,而是整個社會需要改變,因此我認為香港這一代「80後」看問題比較宏觀一點,他的空間行動視野比較寬闊。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