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4日星期日

梁文道:永恒的天朝 (天朝之一)

【蘋果日報】今年四月一日,英國曾經傳出一些捉弄人的假新聞,宣稱蘇格蘭獨立一旦成事,當局就會重建隔開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哈德良長城。這個消息的事實基礎在於的確有人正在維修這段羅馬帝國時期留下的巨大遺跡,而修復它的工程專家當中又的確有幾個蘇格蘭人,他們開玩笑地告訴記者,那是為了準備獨立。

其實這道城牆並不算是英蘇界限,真正的疆域界限還遠在它北方幾公里處,可哈德良長城就是英蘇邊界這個想法,卻早已深入人心,成了許多英國人心目中疑真似幻的常識。哈德良長城真正標記的,其實是羅馬帝國數百年間不斷擴張的極限,是無盡野心的終止,是盛世太平的開端。哈德良,正好排在「羅馬五賢帝」中間,將帝國推向頂峰,同時也決心修整體制,休養生息,好鞏固先輩得之不易的成果。那一段橫亙不列顛島的長城是他用石塊搭築的宣言,正告天下羅馬慾望在空間上的盡頭;而他在帝都留下的萬神殿,則是以大理石修建的方舟,代表此後將離開地面,永恒航向時間海洋的無垠彼岸。

比利時作家瑪格麗特·尤瑟娜(Marguerite Yourcenar)的經典巨作《哈德良回憶錄》,以前曾有三種中譯,最近又有了陳太乙的台灣新版。我不諳法文,但我思疑這可能是最好的版本了。因為它體現出了一位有教養懂節制的帝王的語氣,不矯揉造作,但也不粗鄙無文,恰好是一把見盡人世滄桑變化,深明俗世智慧的治國者的聲音。關於那道石牆,哈德良說:「人生苦短:我們不斷談論過去或將來或將接替我們的世紀,彷彿它們完全跟我們無關;然而,在我的戲法裏,我以石頭來接觸連結。我築起的長城上,曾觸摸城牆的逝者體溫猶存,尚未誕生的雙手也將輕撫這些圓柱柱身。愈沉思冥想死亡,自己的,尤其是他人的死亡,我就愈想試圖讓我們的生命,多出一些完全亡滅不了的延長」。

瑪格麗特·尤瑟娜是第一位入選法蘭西學院這個保守機構的女性。有意思的是,當時很多論者都覺得她的文風非常剛陽,完全不合一般人對女作家的想像。尤其《哈德良回憶錄》,雖有大量資料準備,但究竟虛構,偏能得來不少古典學者的讚賞,覺得那就是奇男子哈德良的心聲(假如他真要寫一部回憶錄給後繼者的話)。

在她這部沒有情節的長篇書信體作品裏頭,晚年哈德良是個在死亡陰影面前不斷思索永恒,並且意欲觸及永恒的人。而且還不單是個體生命的延長,更是羅馬世界的永恒:「羅馬笨重,尚未成器,徒然空泛地沿着河畔平原蔓生,卻不斷尋求更大的成長,於是,城邦變成了國家。可能的話,我亦希望國家更強大,擴及全世界,萬事萬物。……羅馬,我大膽地第一個宣稱它永垂不朽;它愈來愈像亞細亞崇拜中的大地母神,能孕育子孫,物產豐收,且將猛獅及成群蜜蜂都守護在懷裏。然而,任何號稱永恒的人造物都必須配合大自然多變的節奏,與星辰運行同步。……日後將出現其他形態的羅馬,現在我難以想像它們的面貌,但必將貢獻一己之力塑造其形象。有些城市年代古遠、神聖,卻已歷經變革,對現今的人類而言已喪失價值。參觀這些地方的時候,我每每暗下決心,必盡力避免我的羅馬走上底比斯、巴比倫或泰爾的石化命運」。

這番話,確實像是一個偉大王者會說的話,每當他們自覺畢生功業大成,就一定要開始思考不朽的問題。正好和羅馬哈德良同代,東方的漢武帝也想過不朽的事,只不過他想要的卻是個人肉身的不朽,惡死求仙,徒惹「爭那白頭方士到,茂陵紅葉已蕭疏」之譏。同樣建過長城,也同樣醉心不朽,但比他倆早得多的秦始皇就比較複雜了,他既想要帝國之永恒,一世二世以傳萬代,又想要長生不死,做時間的主人。最後,他死得荒誕,莫名其妙。

很奇怪,包括哈德良在內的好幾位羅馬皇帝雖然都曾進身神格,被子民當成神祇祭拜,但他們都沒有想過要長生不老。事實上,這個念頭幾乎從未出現在西方帝王的腦海之中。他們希冀的,往往是王朝國家的長存不滅。可是到了最後,那一個又一個的王國還是難免石化的命運。反觀中國,儘管有好幾個不想死但又難逃終究一劫的皇帝,卻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不無爭議地成了所謂「從未中斷的文明」,乃至於今日仍被戲稱「天朝」。

然而,羅馬又何嘗不是一個「天朝」呢?尤瑟娜似乎鑽進了哈德良的大腦,替他想像當時羅馬子民視之為神明時的反應:「若朱庇特是世界之腦,那麼,背負整頓與管轄人類事務的人,很合理的,大可自認是這主宰一切之腦的一部分。……而我迫於職責,必須對一部分人類扮演神的角色。國家的權力愈擴展,愈用冷酷嚴苛的鎖鏈將人們綑綁,人心就愈渴望在這條巨大鎖鏈的另一端安置一位保護者的崇高形象」。畢竟,在哈德良的心目中,羅馬必將擴及全世,「與星辰運行同步」;在這個樣子的世界帝國之上,背負重任的人自當位屬奧林匹斯山上眾神的行列。

尤瑟娜想像的哈德良到底是她回溯西方歷史兩千年的產物。「日後將出現其他形態的羅馬,現在我難以想像它們的面貌,但必將貢獻一己之力塑造其形象」,這句話一定只有在看過其他形態的羅馬之後,才寫得出來。

從前我讀美國建國文獻之一的《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其中一個印象最深的特點,就是幾個作者對羅馬的念念不忘,總是以羅馬為參照,考慮這個新國家的走向。就連共用的筆名,也要假借羅馬共和執政官普布利烏斯(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的名義。今天的美國儘管從未自稱羅馬,不過近年諸種關於美國衰落的輿論裏頭,羅馬始終是個揮之不去的隱喻。再看曾經與美國對敵的「第三帝國」,法西斯固然源自羅馬權威的標誌,希特勒豈不也曾魂牽夢縈地想要把柏林建成未來世界的「新羅馬」嗎?

羅馬消失了;但羅馬長在,以多種不同的形態。在這個意義上講,羅馬果然也是一個天朝。

2014年9月10日星期三

梁文道:破產吃豆腐(餓相之二)

【飲食男女】餓的時候,就想吃飽;等到飽了,便要吃得好,這大抵是人慾本性。蕭紅幼年住在哈爾濱邊上的小城呼蘭,仗着還不錯的家境,當時倒還用不着捱餓。於是其傳世經典《呼蘭河傳》記下了人在吃飽的境地渴望吃好時的慾想,雖非親身體驗,卻照樣入木三分。例如豆腐,一磚豆腐能值多少錢?但在你窮得只能三餐都進澱粉質的時候,一塊豆腐可就很了不起了。蕭紅筆下的呼蘭百姓,只要在家裏一聽說在街上叫賣豆腐的人來了,就會笑盈盈地思想:

「晚飯時節,吃了小葱蘸大醬就已經很可口了,若外加上一塊豆腐,那真是錦上添花,一定要多浪費兩盌包米大雲豆粥的。一吃就吃多了,那是很自然的,豆腐加上點辣椒油再拌上大醬,那是多麼可口的東西,用筷箸觸了一點點豆腐,就能夠吃下半盌飯,再到豆腐上去觸了一下,一盌飯就完了。因為豆腐而多吃了兩盌飯,並不算吃得多,沒有吃過的人,不能夠曉得其中的滋味的。」

「沒有吃過的人,不能夠曉得其中的滋味的」,儘管沒有人會真的從沒吃過豆腐,但蕭紅這麼寫也不誇張,因為還有太多人平日真吃不起豆腐,乃至於有人會想:「假苦一個人開了一個豆腐房可不錯,那就可以自由隨便的吃豆腐了。果然他的兒子長到五歲的時候,問他:『你長大了幹甚麼?』五歲的孩子說:『開豆腐房。』這顯然是要繼承他父親未遂的志願。」

關於對豆腐的盼想,蕭紅還談到她老家的一個民間傳說:「傳說上,有這樣的一個家長,他下了決心,他說:『不過了,買一塊豆腐吃去!』這『不過了』的三個字,用舊的語言來繙譯,就是毀家紓難的意思;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我破產了!』。」

豆腐是人工製品,不花時間自己動手,又不開豆腐廠,還真是非買不可。但蘑菇就不同了,天生天長,採得到就行。偏巧蕭紅家租給別人住的一間破草房屋頂上能長蘑菇,每年一到生蘑菇的季節,那家人就全體動員爬上房頂摘採,惹來附近鄰居羨慕:

「這蘑菇是新鮮的,可不比那乾蘑菇,若是殺了一個小雞炒上,那真好吃極了。」

「蘑菇炒豆腐,噯,真鮮!」

「雨後的蘑菇嫩過了仔雞。」

「蘑菇炒雞,吃蘑菇而不吃雞。」

「蘑菇下麵,吃湯而忘了麵。」

「吃了這蘑菇,不忘了姓才怪的。」

「清蒸蘑菇加薑絲,能吃八盌小米子乾飯。」

「你不要小看了這蘑菇,這是意外之財!」

蕭紅總結鄰居的心態:「……都恨自己為甚麼不住在那草房裏。……天下那有這樣的好事,租房子還帶蘑菇的。於是感慨欷歔,相嘆不已。」

這些人都不算是饑民,他們是窮,窮到想豆腐想蘑菇想到了快發瘋的地步。很不可思議,是嗎?其實香港,就在我們這座「亞洲國際城市」,便有十五萬營養不良的兒童,四分之一的小孩活在貧窮線下,一顆雞蛋可能就是每日唯一的蛋白質來源,一罐午餐肉或許就是每周唯一的肉食。只是我們有太多像我這樣寫吃寫喝的文人,常和大家談論美食;惟獨沒有蕭紅,去說一些不入大雅之堂的餓相與窮想。

2014年9月7日星期日

梁文道:帝國末日的回憶

【蘋果日報】歷史上有些時刻總是被人誇大它的意義,乃至於染上了天啟般的神秘色彩。例如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遇刺的那一天,幾乎每一個美國的中年人都能說得出那一天自己幹過些什麼,剛剛聽到新聞的第一反應是什麼,以及這件事對自己的影響;似乎這天是他們記憶自己人生故事的重要節點,甚至還因此改變了自己命運的走向。相反地,有一種明明影響深遠的歷史時刻,發生的時候卻絲毫無人在意,沒有人能夠記起那一剎那的詳情,因此也就沒有足以炫耀給子孫的個人故事。例如凱薩跨過盧比孔河的那一天,跟隨他的士兵究竟知不知道這是一個共和國覆滅的關鍵時刻呢?

還有一些早就被預告過,也早就被期待的時刻,每個人都曉得這天遲早要來,為它做足準備,甚至還安排了各式各樣的儀式典禮;但結果那一天和其他任何一個日子原來並沒有太大分別,人人照吃照睡,心情平穩。事後回想,只是茫然而已。比方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十多年後,我和朋友追憶當天情景,發現大家都還記得其中一些細節,只是難以形容當時的心情,因為它太空洞了,完全沒有預想中的起伏波動,更加沒有那種覺得自己正在見證歷史的鄭重和肅穆。

更怪異的例子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七點三十分,克里姆林宮一座綠色圓頂建築,有兩個工人從屋頂活門爬了出來,降下那面紅色的錘子鐮刀旗,然後像餐廳侍應生收拾桌布似的把它摺起。紅場上人群三三兩兩,不是出來散步的莫斯科市民,就是外地來的觀光客,沒有人在意那面旗子的事,更沒有大批媒體記者帶着鏡頭和閃光燈湧到現場。那面胡亂被人收起來的旗幟已經在此飄揚七十四年,那一天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最後一天。二十世紀其中一個最強大也最令人害怕的國家,人類歷史上最驚人也最大膽的烏托邦實驗計劃,就此告終。如此一個深具象徵意義的時刻,怎能如此草率?

無論從任何角度而言,蘇聯的崩潰都是一件頭等大事。但為什麼我們關於它正式被宣告死亡的那一天的記憶卻是如此淡薄?就連許多俄羅斯人也都無法準確記得當時的情況;而他們那時候的心境,便和我在九七年七月一日的感受差不多,平淡而蒼白,一點也不覺得那天有什麼了不起。這就好比老花,越近的事情越看不清;莫非身處歷史關鍵時刻,可能也會有越近核心,感覺就越是模糊的情況?

然而,許多年後,由於人類記憶的遊戲,也許過去已久的事情反而會變得豐富起來;甚至連原本寡淡無措的心境也開始被一種敍事上的浪漫需要帶動,變得濃稠有味。比方說那天早上的莫斯科,天氣晴朗而乾燥,可是一個克里姆林宮裏的工作人員卻記得那天下了大雪。是不是一場沒完沒了的冬雪,才足以托顯出這命運一日的悲劇感呢?

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王朝的覆亡,事後回想,總是帶着這種悲劇式的美感。那種悲涼和滄桑,足以叫人暫時抽離出那個時代的不可愛,以及那個王朝的一切過犯,是種非常單純的形象審美。好比皇帝自縊殉國的那一天,他最後一次上朝,太和殿中竟然空無一人,所有大臣都早已逃逸藏匿。又如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夕,從來拒絕承認對方的東正教宗主教,與天主教樞機,終於最後一次穿上華麗的祭袍,在千盞燭光搖曳下的聖索非亞大教堂舉行聯合彌撒,祈求終結前的垂憐。「蜘蛛在凱撒的宮殿中織網,夜梟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輓歌」,無論它多麼地可鄙,多麼地罪有應得,一個帝國的殞落至少值得這麼一首淒涼的哀歌吧。

愛爾蘭記者康納·歐克勒瑞(Conor O'Clery)在他的《蘇聯的最後一天》裏,也記下了類似的場面:晚上九點,參議院大廈的外面只剩下司機和少數幾個保安,戈爾巴喬夫辦公室外的整個樓層都空無一人,只剩下戈爾巴喬夫和他最親密的幕僚在房裏喝悶酒。「他感到很受傷,沒有一個共和國的領導人——那些與戈爾巴喬夫保持互稱同志的關係多年的前共產主義者——打電話對他表示感謝、祝賀或對他不能再為人民效勞表示同情。他結束了壓抑,給了人民言論自由和旅行自由,引進了讓這些領導人掌權的選舉,但他們卻保持緘默。戈爾巴喬夫痛苦地想,他們現在都處於狂喜中,忙於瓜分他們得到的的遺產」。

更不堪的是第二天,由於根本沒有一個正式的告別儀式,於是戈爾巴喬夫的下屬就只好自己找了家酒店,請來三百多名國內外傳媒代表,辦一場向戈爾巴喬夫致敬以及宣告蘇聯政權終止的招待會。酒店的總管一開始非常害怕這事會得罪新上台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不敢接下這筆生意。沒有人怪得了他,因為他的大腦早已習慣了共產黨時代人民對當權者那種慣性恐懼。好在這家酒店有西方資本合營,這個總統的上司遂指示他放心接受預定。所以,戈爾巴喬夫的下屬自嘲地總結,在資本主義的道路,「私有化到底是有點好處的」。

最早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讓中國讀者見識了以單獨一年為主題的歷史書寫方式,後來我們陸續看到林林總總的類似著作,於是也就見怪不怪了。可最近幾年,又有不少藝高膽大的作者和史家向更高難度挑戰,乾脆用整本書的篇幅來寫一個日子,歐克勒瑞這部巨著就是其中的表表者。它的難度在於重構那一天從早到晚發生的事件,必須仰仗大量第一手文檔,以及當事人的回憶,少一點材料都沒有辦法用細節鋪陳出一本書的份量。同時那些文檔和訪談得來的紀錄,還必須經過冷靜的審視與對照,否則囿於記憶的錯誤,有意無意的扭曲增刪,真相就會蒙上一層迷霧,難以還原。而且,說是一天,但為了充份解釋這天一切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突顯這天的歷史意義,你還得補上大量背景,就像黃仁宇動用了整部中國史的理解來說明萬曆十五年一樣,由宏觀入局部,方得以小見大之效。歐克勒瑞以非凡的耐性和細心去克服上述困難,雖然難說是完美,但也算得上是成果豐碩了。難怪此書一出,英語世界的評論普遍稱善。

可是,無論你如何強調歷史脈絡和各種經濟政治背景的重要,只要當你把焦點放在一天,你就很難不遵循傳統,放大當事主角的作用了。如果用棋局比喻歷史,這種寫法就會很自然地把個別棋子的位置和功能當成重點,多於今日學界強調的棋盤上的形勢。所以讀罷此書之後,我們會得到一個印象,覺得蘇聯之所以分解,之所以如此分解,分解之後又變成當前這副模樣,原來多半是兩個人的問題;這兩個人就是性格形象南轅北轍,大部份時間都在纏鬥不休的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了。作者常常藉着其他當事人的口,引導讀者猜想,要是戈爾巴喬夫當年沒那麼急進,又或者葉利欽沒做過某個決定,事情會不會像今天這般局面。也就是說,這兩個大人物的個性與抉擇,很有可能是後來歷史發展的主因。習慣「長時段」思考問題的人,或者會反駁,指出就算沒有戈爾巴喬夫這個人,蘇聯的實際情況也會為它自己生出另一個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不過,歷史確實有太多的偶然。在大部份的蘇聯觀察家看來,蘇共保守派在一九九一年八月發動的政變是合邏輯的,因為這種政權就是會有一股力量試圖撲滅改革得過了頭的火苗。假如蘇聯是垮在因為這場政變而誘發的內戰或革命的話,那也完全合乎預期,因沒有人能相信蘇聯還能以另一種方式——一種和平得乏味的方式,就像後來真實的結局那樣——完蛋。偏偏還有一個大膽衝動的葉利欽,有他爬上坦克振臂一呼,竟然就使得那次很合預期又很合邏輯的政變無疾而終。這是不是必然中的偶然?是不是擾動「長時段」趨勢的個體?

為什麼直到一九九○年,連中情局那些理該很懂趨勢的專家還都預估蘇聯能夠再活一段日子,一轉眼,這個曾經支配半個地球的強權就突然消解得悄無聲息?歐克勒瑞大概就是用這本書來回答大家,那是因為我們站得還不夠近,看不見兩個關鍵人物的表情,以及臉孔背後的脾性。

形象,往往要比我們想像的重要。從蘇聯國旗的沉降,新舊政權交接時的紊亂,一直到戈爾巴喬夫最後所面對的眾叛親離;隔着距離,我們都可以像欣賞悲劇一樣地來感慨這一系列帝國瓦解的敗象。但對俄羅斯人而言,關於這一天,他們記住的卻是越看越窩囊的戈爾巴喬夫在辭職演說中的虛弱形象。自此之後,這個毫無美感可言,絲毫不能使人悠悠喟嘆的日子,就成了許多俄羅斯人創傷性的集體回憶。有些人忽然「記起」那天自己是多麼地憤怒,而不是歡呼慶祝。自此之後,他們開始期待另一個形象,一個能替他們雪恥復仇的強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