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9日星期四

梁文道:吃鮑魚的馬克思主義者(左膠食大餐之五)

【飲食男女】由於「左派」在香港主流社會當中從來就不是一塊聲譽很好的招牌,再加上現在天天開口閉口就是「左膠」的大部分人對於到底甚麼叫做「左」也沒有太清楚的認識,所以此間特別流行一堆用來侮辱左派的笑話,其中一個是我從小就聽說過的老故事:

話說幾個衣冠楚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一間相當不錯的酒館裏頭聚會,喝了不少,也吃了不少,他們面紅耳赤地爭論未來革命該走的方向,為當下喚醒無產階級鬥爭意識的策略吵個不休,到後來酒足飯飽,人也累了,便起身結賬走人,好預備接下來十分艱險的政治事業。他們剛出門口,就有一個蹲坐門外的瘦弱乞丐伸手向他們討錢:「各位善心人呀,今天夜裏這麼冷,馬上就要下雪了,可不可以行行好,給我一點飯錢,好讓我挺過這個晚上?我實在是餓壞了。」

上一刻還在鬧得不可開交,各自堅持自己主張的這幾個左派,此時卻難得地達成共識,幾乎不用討論,那就是一致不給這個可憐的老漢半毛。為甚麼?明明這些人胸懷天下,心有「大愛」,誓為一個真正平等的美好社會而獻身,現在看見一個活生生的,被無情現實所迫的弱者癱在跟前苦苦乞憐,他們怎麼可以無動於衷?原因是這樣的,其中一人很客氣但又很堅定地彎身告訴那個乞丐:「你的狀況真是太過淒慘,這正是資本主義的殘酷所造成的。放心吧,我們不會不理你的;恰恰相反,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締造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奴隸的共產主義天堂。在那個天堂裏面,再也沒有人會像你這樣捱凍捱餓,人人都能當家做主,活出人的尊嚴。」

既然如此,那他們怎麼還不快點掏出腰包,給這乞丐幾塊銅板?另一個人便接着說:「但是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們必須認清,惟有革命才能推翻現下這個不義的體制,而革命的前提則是人民大眾的覺醒。只要有愈來愈多的人像你這樣受苦,愈來愈多的人無法忍受資本主義的壓制,人們就會找到動力團結起來抗爭。那才是最根本的解決方案,才是真正讓你擺脫困境的方法。我們今天不是不能施捨你一些銀両,但這只不過是個表面的,局部的行為而已,它不止無助於革命的推進,甚至還會側面地幫了資本主義體制的忙。甚至一切慈善事業都是不對的,它們的唯一效果就是延長了資本主義的壽命,拖遲了人民大眾奮起的引爆時刻。好比患癌病人只吃止痛藥,光給你錢是不足夠的。」

最後,這夥志向遠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向老乞丐道了聲珍重,就消失在夜色當中了,留下目瞪口呆的乞丐,獨對天上開始飄下的細白粉末。他今晚很有可能會因為沒有足夠的熱量對抗低溫而死,但他不算白死,他至少成了歷史進程的助燃劑,揭示了現存體制的惡毒,同時還更加堅定了那些革命志士的決心:要是不革命的話,就會有更多像他這樣死在街頭的可憐人。我曾經以為這只是個笑話,但是後來卻漸漸發現原來類似的邏輯是真有人相信的。

真有一些左派不喜歡慈善活動,覺得那全是替資本主義擦屁股;真有一些激進分子討厭服務型的社工,認為那無異於替體制安頓異己的軟性警察。更重要的是,我真見過一個腰纏萬貫的富人一邊用刀切着鮑魚,一邊告訴我資本主義是頭吞食地球的猛獸,造成全球糧食分配不均,幾億人瀕臨餓死的慘況,不推翻不足以挽救蒼生。於是我想到已故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柯亨(G.A.Cohen)的一本書,書名就是《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2016年9月25日星期日

梁文道:看顧那地上一切受造(聖戰之二)

【蘋果日報】遊人若是來到伊斯坦堡,他們總是會不由自主地抬頭,好仰望那鋪展在山丘與海灣之間的一座座穹頂,以及高高低低、錯落有致的呼拜塔,從而忘記腳下石子路旁的老房子有時也會透露出這座城市,乃至於整個早已消失了的帝國的另一重面目。就拿那些老舊木頭房子門外常見的一種石塊來說好了,它們多半是方形的,邊角不甚整齊,經過年月洗刷,表面凹凸不平。當初這些石頭的主要作用是放置每一戶人家吃剩的飯菜,好讓街上流浪的狗不必為了爭奪食物而打架。

是的,一般穆斯林是比較喜歡貓,傳說先知曾經拿刀割下自己的袍角,因為他不願吵醒正在上面酣睡的一隻小貓。所以直到現在,穆斯林城市的街上還總是有很多小貓散步,毫不懼人。但穆斯林也不應該歧視狗,因為先知也曾說過這樣一則故事:很久以前,一個邪惡的女人居然進了天國,而一個公認良善的女人卻下了地獄。為甚麼?因為那個邪惡的女子曾經倒水給一頭街上的老狗解渴,而那個大家都說她是好人的女子卻活生生地餓死了一隻小貓。這一則故事背後的意思是,你對人做錯了事,你尚可以祈求對方原諒,以為補償;可是你對動物犯下的錯卻是難以彌補的,因為牠們沒有理性,因此也沒有寬恕你的能力。

奧圖曼土耳其人非常認真地執行這條教誨,他們善待流浪貓狗,弄得滿街都是動物。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所有西方人寫伊斯坦堡遊記都必然得提到城裏的街狗,似乎那是僅次於聖索非亞大教堂與藍色清真寺的另一名勝。後來土耳其獨立,「現代化」了,他們才開始收拾街上成群結隊亂逛的流浪狗。

土耳其人當然不是素食者,他們殺生,可是他們就像所有好穆斯林一樣,用最快的刀,最短的時間,讓注定要被吃的羊別受到多餘的痛苦。除此之外,一切無謂殘害動物的行為都是罪過。他們甚至會出錢成立基金會,常以清真寺為中心,照顧有需要的動物。最早的紀錄是1307年,伊斯坦堡一座清真寺被指定為幼鸛養育中心。1558年,一位「帕夏」(奧圖曼高官的名稱)甚至捐出一塊草場,以供野外牛驢生養。這種風氣更延伸至帝國的所有重要城市,今日因戰火受損的大馬士革大學,前身是一所老馬看護中心,因為受傷或年老而退役的馬匹,不會被人「人道毀滅」,相反地,老伙伴會被送到這裏接受專業照顧,頤養天年。更別提伊斯坦堡那許多兼做醫院的清真寺了,他們收容翅膀受了傷的水鳥。就算到了帝國風燭殘年的時刻,伊斯坦堡人還特地眾籌募捐,成立了一個專門組織,好解決冬天大雪人們餵不了鴿子的問題。

難道帝國子民全都這麼慈悲,就沒有人殘害無辜小動物嗎?有的。根據紀載,曾經有一個在市場上開金舖的威尼斯工匠,純粹為了好玩,把一隻活生生的麻雀釘在門上,看牠痛苦掙扎,結果他被附近憤怒的群眾暴打,從而證明了西方人都很野蠻的傳聞。可是,這個威尼斯人到底也是帝國的臣民呀。那時候,歐洲各國派駐伊斯坦堡的使館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外交人員叛逃,因為大家都想投靠這個更加文明更加強盛的世界帝國。禁衞軍裏頭有些人的母語是德文,歷年來,帝國海軍的總司令也不乏說意大利文的威尼斯人和熱內亞人,城裏一些售賣古希臘文手稿的書商講的則是法語。

說了這麼半天,不是為了美化終將腐朽終於狹隘的奧圖曼帝國,而是想要稍稍解釋,一六八三年九月十一日那天清晨,圍在維也納城外那支部隊的來歷。那個百年來威脅着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帝國,並不是一群野蠻的化外游牧民族,更不是托爾金筆下那些形貌可怖、茹毛飲血的「半獸人」。他們甚至並不都是穆斯林。

當伊比利亞半島最後一片穆斯林統治的角落也被西班牙的天主教王朝「光復」之後,那裏的猶太人就開始逃難了。奧圖曼帝國接納他們,不用他們改宗伊斯蘭,讓他們在遼闊的轄土內自由集會,自在經商。有些特別念舊的家族保留着格拉納達故居的鑰匙,預備萬一有天還能回家,十九世紀一些西班牙人來到伊斯坦堡獵奇,很驚訝地發現這裏居然有人和他們說家鄉話。

蘇丹要是有事和君士坦丁堡的東正教牧首商量,一定只在教堂後門外頭,就和他們從不踏入耶路撒冷聖墓教堂一樣,他們生怕後人會以「哈里發」也曾來過的藉口強行把教堂改為清真寺。所有在維也納以西找不到容身之地的異端邪說,全都能在東方的新月旗下得到庇護,例如敍利亞和埃及流行的「一性論」基督徒,黎巴嫩的馬龍派基督徒,巴格達的景教,亞美尼亞牧首統率的亞美尼亞正教,波斯邊境上的祅教,當然還有巴爾幹半島上的東正教,甚至上匈牙利地區的新教徒。後來流行文化裏頭所描述的「穆斯林大軍」,其實是從帝國各個角落徵召而來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所構成的聯合部隊。所謂「聖戰」,其實只有在守衞維也納的這一方才說得通,因為這邊才有清一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切莫誤會,奧圖曼帝國絕非政教分離的「現代國家」,它奉行的也不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宗教寬容」政策。比如說曾經令人聞風喪膽的「禁衞軍」(Janissaries),其最早的成員皆來自被征服的巴爾幹半島,政府每隔幾年就會去那些地方的家庭徵召資質優異的男童,把他們帶回土耳其訓練,教他們改宗伊斯蘭教的蘇菲派,退伍之前不得結婚,養成一支如狼似虎,只忠於蘇丹一人的悍旅。

打從拜倫那個年代開始,這就是土耳其人殘暴的鐵證,強搶希臘基督徒人家的孩子,讓他們回過頭來對付基督文明,滅教滅種,用心歹毒至極。然而,土耳其人利用這項政策,其實是要在另一個層面上羞辱巴爾幹基督徒;因為當時想要皈依伊斯蘭的人實在太多,而穆斯林的身份又是如此高貴,所以他們必須拒絕許多家庭一口氣送上好幾個孩子,甚至拒絕他們全家改信,於是他們只會定期挑人,每家最多只取一子,選剩的小孩則留下來繼承家業,當個地位低下的基督徒農民。    

2016年9月24日星期六

梁文道:革命晚餐(左膠食大餐之四)

【飲食男女】很多年前,我和幾個朋友想請甘浩望神父吃飯,便帶他去了一間還算不錯的意大利餐廳,用意是讓他嘗嘗久違的家鄉味道。可是你也曉得,再平凡、再家常的意大利菜要是離了老家,跨海來到香港,也會變得十分中產,價錢一點也不平民。於是畢生堅守「神貧」,一路追隨馬克思主義的甘神父這頓飯就吃得很尷尬了。他認為那些菜式弄得相當可口,是他好久沒有嘗過的美食;但他一直埋怨那裏的環境太過高檔,價錢更是貴得離譜。到了最後,我們埋單走人,他替這晚下了個結論:「這是一餐革命晚飯」。

這是他的習慣,每逢花了一些不該花的錢,享受了超出他覺得應該享受的水平的事物,他就要用「革命」兩個字來解嘲這等待遇與開銷。比如說有時候大家開會或者聊天聊得晚了,過了最後一班地鐵,又或者累得不願再等巴士,就乾脆各叫的士順便兜路送他回家,我們必須告訴他這是「革命的士」,他才能稍微覺得好受一些。

這讓我想起少年時代認識的其他「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神父(『米蘭外方傳教會』的正式名稱是『宗座外方傳教會』,甘神父正是其中一員),他們有的住在公屋,有的住在離島,有的在工廠當工人,有的種田。他們未必人人都像甘神父那麼革命,長年奮戰在社運第一線上,但似乎都十分地左。起碼我最初知道「解放神學」,就是一位「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神父知道我對晢學和社會問題的興趣,專門送我一本他的藏書,並且興致勃勃地向我解釋「共同承擔人類辛酸苦澀的必要」。有一年,意大利奪得世界盃冠軍,這些神父高興壞了,少不免要聚在一起大事慶祝。那他們當晚在慶祝的時候吃了些甚麼呢?其中一位半開玩笑地說:「我們喝了手指湯」。「手指湯?甚麼叫做手指湯?」「就是把一些蔬菜丟進水裏煮了,放涼之後將手指泡進去攪一攪調味」。

我平生第一次親身接觸並且相識的「左派」,不是「新華社」(中聯辦前身)要員,不是共產黨幹部,甚至不是「國貨公司」職工,而是這群意大利來的神父。所以打從那時候起,我就下意識地覺得一個左派(更不用說馬克思主義者了)應該表裏如一,不只關懷貧苦大眾,而且還得活得像是貧苦大眾。因為所謂的「左」,其最簡化也最根本的定義就是以平等為先的「倫理傾向」(ethos);而非今天在香港常常被加在「左膠」這個罵人話上的種種特質:「大愛包容」、「和理非非」⋯⋯。

但是身為左派,就真的應該把自己弄得很苦很淒慘,連好好吃頓飯都要備受良心折磨嗎?有沒有可能你既以無助蒼生為念,甚至打算投身革命事業,但同時還能理直氣壯地像恩格斯乃至於後來我們所見的許多幹部那樣,錦衣玉食,肥腸滿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