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7日星期一

梁文道:從人肉到狗肉

【飲食男女】儘管不像現代香港人那樣把寵物和牲畜分得那麼清楚,可就算是在有吃狗習慣的社會裏頭,人類也還是沒法做到那麼無情,今天抱着一隻小狗睡覺,明天提牠下鍋。正如學者哈爾•賀札格所說的,他們會設計出一套方法,盡量分隔開可吃的狗與不可吃的狗。例如過去的中國北方,北京狗就是一種在國畫裏頭常見的寵物狗,而且能夠養牠的人非富則貴。而鬆獅狗,很多人則判斷牠是一種專門配養出來讓人食用的狗,因為牠胖所以多肉,呆所以好宰。在我們看來,甚麼種類的狗都一樣是狗,不能吃就一概不能。但在那些狗肉當佳餚的文化看來,狗這種動物的分類可就細緻得多微觀得多了。

有時候,其分別甚至只在你看不看得到狗肉的來源,與殺狗的過程罷了。就拿當年我在廣州見到的那些狗肉店來說吧,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們幾乎都沒把活生生的小狗養在店裏讓客人欣賞,不像海鮮店要把活魚拿到桌前讓人挑選,也不像其他野味專門店那樣必須一籠籠的穿山甲果子貍呈示出來,以證明鍋裏那肉貨真價實。為甚麼?如今想來,大概就是因為狗這種動物實在特別,社會上一直有許多人養狗愛狗,說不定還有些上門光顧的食客自己就是狗主。因此最好別在他們面前展示活犬,免得他們在那可憐兮兮的小狗狗和碗裏香氣四溢的狗肉之間產生直接的聯想,壞了胃口。後來反省,我那時候之所以一方面有過養狗的歷史,平日也算喜歡逗弄樣萌態憨的小狗;另一方面卻又能坐在那些店裏大啖狗肉香鍋,面不改容。或許就是在腦海中斷了其間這種聯繫的結果。這類在現實處境當中把活物與肉類切割開來的心理技術,正是肉食文化最常見最微觀的動物分類方法之一。英文在「牛」和「牛肉」,「羊」與「羊肉」之間的分別,大概也能算做到例子。對我們這些吃過狗的人而言,靠的則是最簡單的「眼不見為淨」;由於看不見活物和殺牠的過程,便臨時忘了小狗的聲音與模樣,於是可以全神貫注地對付眼前那粉嫩濃艷的肉塊。如今想來,這不啻是自我麻痹,是種道德想像力和感受力上的貧弱。

然後就可以說到「反反狗肉節」那個陣營最常提出的一個論點了:「你們反對吃狗,但不反對吃其他動物,甚至自己也還吃肉,這難道不偽善嗎?莫非雞鴨豬牛不會痛,殺牠們就不算殘忍」?就像我之前所說的,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推理,因為雞鴨牛羊也的確會害怕痛苦,而且現代肉食工業對待牠們的方法也確實殘忍(甚至要比玉林狗肉節中那些小販用叉勒着小狗脖子的舉動殘忍)。比方說雞,哈爾•賀札格在他的書裏就比較過鬥雞與現代雞場。親身見證過鬥雞台上羽毛紛飛、鮮血四濺的場面,與飼雞工廠的工業流程之後,他不得不承認鬥雞其實要比後者「人道」得多了。因為鬥雞的主人似乎真的「愛」雞,不只替牠們取名,對牠們百般呵護,還給了一個舒適自在的環境,讓牠們在壯烈的死鬥之前先過上好幾年「幸福」日子。而在出賣雞肉的工場裏頭,小雞卻只有短短四十多天的「雞生」,一輩子只在臨死被運上貨車前曬過太陽,每天被限制在極度擁擠惡劣的環境之內,踩的是自己的糞便,餵的是化學加工飼料。我記得張繼聰和謝安琪夫婦之所以茹素,便是為了當年在網上看到雞場真相紀錄片。

若以最嚴格的邏輯要求,我們真的沒有理由在不吃狗的同時卻又不忌其他肉食。要不乾脆吃齋,要不就百無禁忌,這才算是一致不矛盾。所以我把不吃狗肉當成是「量化素食主義」的最初始階段,在自身人性軟弱的前提底下,先戒狗肉,再及其他,肉食的種類和數量皆依次減少,直至徹底拋棄吃肉習慣。反過來看,假如一個人真心相信豬羊可吃,所以狗肉也不用忌諱,反正牠們都是肉這種邏輯的話;那我也還可以替他們接着推理下去,得出人肉也應該能吃的結論。殺人,在多數哲學觀點底下,恐怕都是絕對的錯誤;但說到吃人肉,那可就不一定了。我們禁忌人肉,主要是文化演變出來的結果。內地有些人說不吃狗肉乃西方文化的影響,有「自信」的國人不該被動搖云云。可我們泱泱中華也有人肉入藥的傳統,甚至還有割股事親的典範,為甚麼今天的中國人多半會一想到「吃人肉」這三個字就噁心呢?因為文化會變,我們已經變得再也受不了人肉了。同樣地,今天大家反對吃狗,對吃狗這件事有本能上的反感,這也是文化演變的結果,大多數人都已經習慣了寵物與食物的界然二分,大多數人都已不能再把狗放進食物的範疇。關於狗肉節的爭議,正是一個新禁忌成形的見證。

2015年7月26日星期日

梁文道:和平的恐怖(終於等到了戰爭與和平之二)

【蘋果日報】生不逢時,往往是許多好書埋沒的主因。例如《生活與命運》,三種中文譯本全都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兩三年。當時,蘇聯解體已成事實,連帶垮掉的似乎還有幾十年來的蘇聯文學;而中國這裏,則一面是籠罩了整片大地的政治低氣壓,一面是正在冒頭的人慾春芽;自然沒有多少人想去碰這一千多頁的大書,直覺它是蘇聯版的傷痕文學,會看得叫人呵欠連連。它甚至被人遺忘到了這樣的地步:前些年我向大陸一些熟悉蘇聯的專家請教,想知道是書有沒有引進過中國,他們竟也不甚了了,只說有點印象,細節不詳。

英語世界的情況最初也好不到那裏,英文版剛剛面世的的頭幾年,似乎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過它。大部份寫書評的,在報刊做文化版的,甚至連瓦西里.格羅斯曼這個名字都沒聽過。這也難怪,他畢竟不是索忍尼辛,不是個有公眾知名度的異見份子。相反地,他在公眾面前大概還算是個「體制內作家」呢,曾經入圍「史達林獎」決選名單,二戰期間為《紅星報》寫的戰地報道更是風靡全國,得到官方肯定。身為蘇聯「作協」成員,格羅斯曼的後半生轉型是沉默的,《生活與命運》的遭禁亦是同樣沉默,國內沒有人知曉,國外沒有人聲張,一切安靜。

最近十年,它的命運逆轉,忽然一下子又活過來了,西方每一個評論家都說它是「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並且紛紛奉上一本小說所能得到的最高讚譽,比如「我用三個禮拜讀完,再用三個禮拜復原,在那段日子裏我幾乎難以呼吸」。

1988,它的俄文原版終於能在前蘇聯正式上市,彼邦也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長的等待終於結束了」!等待什麼?當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戰爭與和平》。就像托翁為拿破崙入侵俄羅斯的戰爭寫出一部巨著一樣,更加慘烈悲壯的「衛國戰爭」當然也得配上同樣偉大的作品。這幾乎是二戰一結束就馬上開始了的漫長期待,整個蘇聯文壇都在尋找接得下這份重擔的候選者,好幾代蘇聯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滿足那份期望。於是一本大書接着一本大書,只是它們似乎都不太像。

《生活與命運》堪比《戰爭與和平》之處,最表面的理由在形式。都是寫一場抵抗入侵的戰爭,都是人物眾多支線龐雜的大書,都以一個家族當作軸線,都是全景式的鳥瞰神目,都在虛構敍述當中夾雜議論沉思。但於我看來,它真正的力量是格羅斯曼於寫出了戰爭與和平這兩種極端不同的狀態,以及連接它們彼此的微妙聯繫。然後,在這戰爭以及和平的雙重境況當中,讓我們看到了蘇聯社會的全部細節,從史達林、赫魯曉夫這等大人物(它甚至還有一段關於希特勒的驚人描寫),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無名牧民與農夫;從前線紅軍在漫天炮火當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後方官僚體系文檔系統裏頭的具體運作;這個帝國的每一條神經線以及最細微的血管,全都被格羅斯曼一根根挑選出來耐心檢視。

當然,那是戰爭,就算離戰火最遠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亞深處的集中營),也很不受戰事影響。所以「戰爭」與「和平」這兩種狀態的比對,只不過是個方便說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羅斯曼的用心。在他筆下,相對安全平靜的後方有時候竟比史達林格勒戰線上的最前鋒還危險。後方的人或許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穩;或許有飯可吃,但食不下嚥。因為他們要擔心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生怕犯錯;他們要留意權力的走向,以免「邪路」。戰壕裏的士兵則不然,由於不曉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後一夜,反而因此坦蕩,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便連人際關係也都簡單了許多,回復到它最該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樂盡皆自然無礙。誇張點講,人在戰爭當中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沒錯,戰爭「矯正」了很多事情。一個軍人的履歷表變了,評價他的標準不再是他家有沒有出過托洛斯基主義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維克份子;而是他開槍開得夠不夠準,面對敵軍轟炸的時候又夠不夠冷靜。身經百戰的老將被人從集中營裏放了出來,因為會不會帶兵在這時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關係要緊;一個見過大場面的老兵可以放膽批評集體農場的失敗,因為大家現在只在乎他對敵方下一枚炮彈路線的判斷。

後方,那片相對平靜的大地卻還是處在蘇聯式的「正常」。例如主角之一的維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學家同事偶而會在夜話之中趁着酒意胡說,指點江山,開開史達林的玩笑(史達林同志太偉大了,他比牛頓更早發現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評當局的文藝政策(什麼叫做『社會寫實主義』?它就是黨和國家的魔鏡,每當黨和國家問它世界上誰最正確最偉大,它就會說:你,你,你)。但散伙之後,在回家的路上,A卻會提醒維克托:為什麼B能那麼大膽?你不覺得奇怪嗎?當年大清洗的時候他也被捕,但沒幾個月就放了回來,那時可沒有人回得了呀。再過幾天,又輪到B來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說他和上頭的關係非比尋常。

這個維克托的原型可能是「氫彈之父」薩哈洛夫,當時研究的是至關重大的核分裂問題。他的論文一開始備受讚賞,同事們對他既熱情又友好。可是自從上頭新來了一個領導,情況馬上就不一樣了。新領導批評他這個猶太人過度誇大同裔愛因斯坦的成就(史達林也是個反猶份子),批評他在政治上不夠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險境。於是共事多年的朋友立刻翻臉,在路上碰見會假裝不識,在他缺席的會議上替檢討雞毛蒜皮般的過錯,就算那曾被大家誇譽的研究成果也忽然顯得漏洞百出。維克托自此孤立,變得更加激憤,勇氣也跟着大了不少,隨時預備慷慨就義,為他相信的真理獻身。

然而,某天傍晚,正當他準備被逮捕的時候,電話響了:「您好,什特魯姆同志」。那個聲音太熟悉了,是大家天天都能在電台廣播上聽見的聲音。莫非是有人惡作劇?不會吧?誰敢開這樣的玩笑?於是維克托.什特魯姆嚴肅地回答:「您好,史達林同志」。他一邊說一邊驚訝,「不大相信這是他在電話裏說這種不可思議的話」。幾分鐘過後,史達林在電話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諭:「再見,什特魯姆同志,祝您研究順利」。

世界因此美麗。「維克托原以為,那些拚命整他的人見到他會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來研究所的那一天,他們卻高高興興地和他打招呼,對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滿了誠意和友情。特別使人驚異的是,這些人的確很真誠,他們現在的確對維克托一片好意」。他又變回了那個天才物理學家,一切以往很複雜很麻煩的事情現在辦起來都很容易了,他有了專用汽車,他每一句冷笑話都變得那麼好笑。就連他的太太上街買東西,前幾個星期裝作不認識她的婦女也都變得熱情溫暖。

更甚的是,他還發現大家有「人情味」的一面,黨委書記原來喜歡在黎明釣魚,有的同事收養了一個有病的西班牙孩子,有的則以種植仙人掌為樂。他心想:「啊,這些人實在不是多麼壞,每個人都有人情味」。是史達林的一通電話,使他突然看見每個人最可愛最私密的那一面。他現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再過一陣子,蘇聯科學界要反擊英國某家媒體的「抹黑」,各個單位自發聯署抗議,維克托所在的這個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領導極力邀請他帶頭簽名。可是那份聲明分明是錯的呀,它誹謗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對自己家庭有恩的好人。英國人批評的沒錯,蘇聯確實構陷了一個聲譽卓著的醫學教授。違心害人,這是維克托做不到的事。可別忘了,才幾個星期之前,他連以死明志的心都有。可一碰到領導和同事們的殷懇目光,「他感觸到偉大國家的親切氣息,他沒有力量投身黑暗的深淵……今天他沒有,實在沒有力量。使他就範的不是恐懼,而是一種消磨力量的溫順感情」。出於人性對溫情的需要,而非從天而降的特權與待遇;他開始說服自己,那幾個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認了罪,我現在指控他們又有什麼不對呢?於是維克托掏出了自來水筆,在文件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2015年7月20日星期一

梁文道:一本書的命運(終於等到了戰爭與和平之一)


【蘋果日報】一九六一年,克格勃(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KGB』)派人闖入瓦西里.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的住宅,搜查一份書稿。結果他們不只帶走了那本書的打字稿,還沒收了和它相關的草稿和筆記,甚至就連打出這本書的打字機與碳紙都不放過。根據檔案,他們管這次行動叫做「逮捕」,只不過要逮捕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本書。這類故事並不稀奇,當年蘇聯不知上演過多少回了。然而,這本書可不一般,因為它的名字叫做《生活與命運》,「我們這個時代的《戰爭與和平》」。

格羅斯曼很清楚自己寫了什麼,當初他投稿給雜誌社的時候難道沒料想到會有這樣的結局嗎?這是後來一些學者爭論的細節問題,我們先且別管,還是回到一九六一年的現場,看看格羅斯曼的反應。他直接寫了一封信給蘇聯最高領導赫魯曉夫抗議:「有什麼理由讓我人生自由,卻逮捕了這部我為之呈獻生命的書」?

當局似乎很在乎這位作者,歷經史達林、赫魯曉夫、布里茲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蘇共意識型態大總管,人稱「灰衣主教」的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親自召見了他。以外表斯文謙遜,彬彬有禮而著稱的蘇斯洛夫這樣子對格羅斯曼說:「我沒有讀過你這本小說,但我讀了對它的評論和報告。……,你為什麼要把你的書加入到敵人對準我們的核子武器當中?又何必讓它引起大家討論蘇維埃體制到底還有沒有必要的討論呢?……我可以直接告訴你,這本書在兩、三百年內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機會」。

一部前蘇聯禁書,這個身份多少就能決定一本小說的命運。在上世紀的六十到八十年代,這個身份或許可以讓一本書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受到關注。讀者通常會期待能在裏頭讀到鐵幕背後冷酷悲慘的真相,同時間接確認了自己的幸運與幸福(好在我沒活在那一邊)。禁書太多,能從「社會主義陣營」這邊僥倖逃到另一邊去的書也還是不少,其中只有少數例子可以贏得大名,獲得最高聲譽。例如《齊瓦哥醫生》與《古拉格群島》,它們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

問題是這樣的背景也會反過來限制了這些小說的生命。冷戰結束,它們似乎就只剩下了歷史見證的價值,別無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島》和索忍尼辛,很多人都會露出一絲倦怠的神情,覺得那是本過時的書與一個過時的人。《齊瓦哥醫生》更是可悲,因為文檔證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來與美國中情局相關,被他們利用,當做冷戰意識型態爭戰的兵器,於是玷染上一層政治污跡。

至於蘇聯這邊就不必提了,禁書自然是沒人看得見的書(審查官員例外,他們是那個體制內讀書最多見識最廣的人)。問題是蘇聯解體之後,向錢看的新一代也沒有太大興趣去務虛地回顧歷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還沒聽過的書。所以曾經遭禁的文學,便和它們命運的對立面──那些得到最高當局讚賞,贏了「史達林獎」的作品,奇詭地共同進入冷宮,一樣沒有人想看了。無論是在俄羅斯、西方,還是中國,蘇聯文學彷彿都成了一個幾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對俄羅斯以外的文學愛好者而言,俄語文學好像只到二十世紀初為止。少數詩人之外,整個蘇聯就沒剩下幾個值得重讀的作者了。而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文學,一般人也知道的不多。以中國的歷史背景來看,情況特別奇怪,俄語曾是主要外語之一,沙俄和蘇聯文學曾是社會上的主要讀物;可今天,它還是只留下了一排排被置放在書架頂層的蒙塵典籍,「小時代」的史前遺物。

所以《生活與命運》理應過時。前蘇聯禁書,書名就很十九世紀,翻譯成中文一千多頁,全書有名有姓的角色超過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羅斯曼的文風竟帶着一股撲面而來的「社會寫實主義」氣息。它甚至在一出版的時候就已經過時了。一九八○年瑞士首現俄文原版,讀者自然寥寥可數。一九八五年英譯本面世,正是索忍尼辛在美國居住的時候,格羅斯曼早已去世,沒有活着流亡被人宣傳的機會。同年法文本也出來了,倒是一度成為暢銷書,那是法國獨特環境所致,彼時他們還會稍稍關心蘇聯究竟是個極權體制還是共產主義天堂的老問題。

我在文字和電子媒體介紹書介紹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與命運》這樣的作品,覺得推薦它是自己不能迴避的道德義務。幾年前讀到英文本之後就四處向人宣說,想它有機會在中文世界現身。終於到了去年,北京的「理想國」出版社願意承擔,重出這部不合時宜的巨著。「重出」,是因為編輯發現它早就有過中譯,而且還有三種版本,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無知而已。比如他們用做底本的這個版本,俄語文學翻譯名家力岡先生手筆(另一個被人遺忘的名字,《齊瓦哥醫生》和《靜靜的頓河》的譯者),原來的譯名是《風雨人生》。力岡先生的譯者序言成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最後一段話是非常直白的籲求:「親愛的讀者,讀讀這部作品罷!它使人清醒,使人覺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使人知道怎樣做一個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筆致,寫在八十年代的終點,這本書注定要在新時代被人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