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5日星期一

梁文道:不怕沉悶的基督徒(耶穌的第一個神蹟之一)

【飲食男女】既然德語世界各地差異如此巨大,為甚麼它在食物風味上所展現出來的狀態又會這麼單一?這固然是我理解不了的謎題。但它還有另一個現象,同樣叫人費解,那就是所謂的食量問題。很多人都會驚嘆(或者抱怨)德國餐廳的菜量,豬手是一整塊地上,薯仔堆成小山,炸豬扒的大小則有如臉盆;這麼多的東西,他們怎可能全都吃得一乾二淨?在我看來,這只不過是個假象。因為要是真以數量計算,平均開來,歐洲其他地方的人每一頓吃下來也可能有這麼多。比如西班牙,別小看tapas一小盤一小缽的,算上麵包一整晚那麼吃下去,重量或許也相當於一餐典型的德國菜。別說歐洲,連華北在內的東北亞地區,一般人(尤其男人)的食量也不見得會比德國人少得太多。奇怪的是,許多中國人、韓國人和日本人,平常吃得挺多,一到了德國,卻往往吃至一半便望盤興嘆,摸着肚皮頻呼難受。

所以,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的本質並不在量,甚至亦不在質。因為要不是分量那麼巨大,品種選擇又是這麼地少,客觀而言,德式菜餚其實也不算難吃。且想像一下,假如他們可以把豬手像我們中國人這樣分塊,將香腸像西班牙人那樣分段,把豬排像日本人那般分條,每樣只上一點,每餐都有這麼幾樣,感覺上會不會好了很多呢?

故此,真正的問題不是他們為甚麼可以吃得下這麼多的東西,而是他們為甚麼可以花這麼多的時間去吃同一款東西而不悶。在意大利和法國,我們可以輕易在飯桌上花掉大量時間,吃得肚滿腸肥,卻不嫌沉悶飽脹。那是因為一餐飯裏有太多變化,高潮起伏。在我們亞洲,那就更是琳瑯滿目,一頓飯燦若繁星。可德國人不同,他們可以把同樣的時間用在同一塊肉上,刻苦專注地對着它從頭吃到尾,就像他們造機器一樣地有耐性。好比一首口香糖流行曲,一段旋律重複再重複,直到再也嚼不出味道為止,恰恰和德奧古典音樂的複雜多變相反。

再把眼光放遠,你會發現英國、美國、荷蘭和過去的北歐似乎也有類似的問題,飲食口味上的名聲都不太好,菜式的品種都不太多,每一道菜的分量也都相當驚人。也就是說,這些地方的人吃飯都不嫌悶,可以吞得下一個碩大的漢堡,可以三百六十五日天天都吃鯡魚三文治,樂此不疲。直到近年,受到全球美食熱潮影響,情況才有了顯著改善,尤其是在美國和北歐。不過,我們還是能在很多美國的所謂美食節目上頭(例如名字就很嚇人的《Man Vs Food》,把食物說得是一種敵人似的),發現他們那種食不厭粗的精神,總是標榜某家館子的漢堡夠大,某家餐廳的烤肉夠多,而一餐令人滿足的美食的意思就是吃掉大堆頭的同款食物。

吃得這麼單調,是因為窮困嗎?當然不。中國就是個窮慣了的國家,可君子固窮,再偏僻荒涼的村野,一般百姓也還是會費盡心思在有限的材料上變出無窮花樣。相反地,美國、荷蘭、英國、北歐和德國這幾個國家,都是日子過得不錯的地方,資本主義歷史上前後相繼的經濟強權。他們怎麼會窮到吃不起好東西的地步呢?

於是就要說到西方飲食史上一道著名的地理界分了:凡是信奉新教的地區(例如前述國家),在美食上幾乎都乏善可陳;凡是天主教勢力當道的地方(比如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是能讓人在餐桌上看到天堂的國度。

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

梁文道:德國童話

【飲食男女】儘管我對德國的飲食有這麼多怨言,但請不要誤會,其實我也算是很佩服這個國家的,年輕時甚至一度動念想去彼邦留學,只是知難而退。除了文化傳統和賓士寶馬,這個國家委實還有太多好處,光是旅遊,便有不盡寶藏。尤其是對怕了擁擠遊客(特別是強國豪客)的今日港人而言,德國真是個意外之中的好地方。所謂意外,我的意思是它本係旅遊大國,景點處處,本來也該像法國和意大利一樣,擠滿了觀光客;然而,真實情況卻又沒有想像中的惡劣。這是為甚麼呢?

理由很簡單,那是因為這個國家太過分散(或者『去中心化』),不只重大產業散佈四處,就連旅遊景點也是如此。且以法國對比,雖然它也是個大國,各地風物有異,但很多人都覺得只要去過巴黎,就好像已經可以叫做到過法國了。誠然,巴黎確實是座薈萃菁華的大城,沒去過巴黎似乎還真不能算是到過法國。同樣地,倫敦之於英國,莫斯科與聖彼德堡之於俄羅斯,甚至羅馬、威尼斯,與佛羅倫斯之於意大利,似乎也有相當的地位。也就是說,對於一般遊客來講,歐洲旅遊,無非是在幾座名城之間穿梭,看過巴黎鐵塔,經過西敏寺,大概就能完成到此一遊採集相片的任務了。但德國呢?它恰好和鄰邦法國相反。有人說法國是一個被巴黎這顆太陽主宰了的白日,而德國則是一片星羅棋佈的夜空,因為你實在很難只挑出兩三個可以代表全德的城市,它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分量,每一個區域都有自己的特點。例如柏林,這個相對年輕的大城固然是全歐最有活力的首都;可沒有人會以為它能具體而微地涵蓋了德國所有。單單遊過巴伐利亞,在黑森林裏走過幾天,那也不可叫做看過了德國,因為你還沒去過萊茵河谷上的海德堡和弗萊堡,也還沒見識到北邊漢堡等港市的風貌。在法蘭克福,你看到的德國是經濟強權;在威瑪和萊比錫,你看到的是那個傳說中的文化大國;德國幾乎每一個城鎮都折射出它不同的面目,因此也沒有任何一個城鎮能集德國之大全。所以去德國觀光的人不少,可一去之後大夥就平均分散,不可能全部集中在少數幾個景點上頭,也不可能通通擠到幾座百貨商場購物。於是德國成了中國旅遊業大爆炸當中的異數,無論在那裏,都不太容易碰上滿山滿谷的中國人;不像東京、清邁和馬爾代夫,有時候會使人誤會它們其實是中國人的後花園。

又由於中國遊客的分佈均勻,當地人要見識那傳說中的中國遊客文明病的機會也就少得多了。我猜,這或許也是德國百姓對中國人比較友善的原因,幾天內穿梭各地,天天都有人主動攀談,甚至還會用普通話招呼一聲「你好」。比起法國、意大利與西班牙,德國還要富得可以,治安妥當,因此見到遊客亦不露出狼相,令人放心安穩。說起來,此趟遊德,印象最深的是街上居然偶爾能看見德意志國旗了,這是幾年前很難遇上的景象,可見這個國家的自信回來了,人民開始不再忌諱愛國,不怕表露自己的民族感情。改裝村上春樹的話,這畢竟是個對歷史過錯道歉到了全世界都覺得太過足夠的國家,此後不是徹底沒了歧視,但眼下許多德國人對種族和族群問題的敏感,卻是他處少見。有一天,我約了一個朋友在一家典型的露天酒館吃飯,中間想要加瓶飲料,於是招呼侍應。但那個侍應完全沒有反應,背身離去。身邊兩桌本地食客見了,幾乎是立刻發作,一齊喊住那個侍應,而且還不太客氣地教訓了他兩句。我相信那位一直很友善的侍應只是一時聽不見召喚而已,並非故意怠慢;可我身旁這些德國人卻有些過敏,深怕我們兩個亞洲人被人歧視,後來還跟我解釋一番,似乎是他們丟了臉似的。一時間,我都不知該說甚麼才好。這也是我在歐洲從沒碰過的奇事。

2015年5月17日星期日

梁文道:成功爭取自己友

【蘋果日報】我和勞永樂醫生不算熟悉,儘管我視他如友,意思是比最虛泛的「認識」多了那麼一點東西,乃至在他去後,我會留着手機裏他的聯繫方式,留到未來不知哪一段時候。然而,這種友誼究竟不深,所以我無法瞭解他所有動向及其背後的想法。

例如過去十多年來,他政治生涯上的轉折。一開始,他是我心目中的保守派,道不同難與為謀。後來,他加入了社民連(也就是人家說的『忽然民主』之後),我們便有了許多共同話題。那時,他會以當年幾位愛爾蘭共和軍絕食至死的往事激勵青年,同時準備葡萄糖在天星碼頭現場應急。可數年之後,他又以同樣例子,譏諷服用葡萄糖的黃之鋒不夠真誠。

為什麼同樣一個公眾人物,可以在根本價值立場上頭幾番變化,從保守而激進,再由激進回到保守?這後頭,想必有些我不知道的理由與情感上的起落。

這樣子的立場更易,我們今天流行的解釋多半是「他投共了」、「他收錢了」、「他想做政協」,意思是他一定為了某些物質和權力上的好處。果然,自其離世消息傳出,還真有人這麼批評。不過,也有些能夠多想一層的網友懷疑,一個明知自己身患絕症的人,到了生命最後歲月,還有必要去為了那未來的俗利出賣自己嗎?於是這些網民慨嘆:「可見他是真心變膠」。

勞永樂是否真心從進步的道路回到保守立場,我不知道,也沒有可能再去瞭解了。他這樁案例,倒是讓我想到一個當前香港公共討論的現象,那便是大家似乎都不再相信有「真心膠」這回事了。凡是政治立場異己,就說他「收了大陸錢」,「投共」;又或者反過來說他「收了美國佬錢」、「別有用心」。如果說香港這兩年有些東西變得越來越像大陸,我覺得這種單從不可證實的動機出發,詆毀對手,進而否定一切再討論機會的態度,便是其中一條了。由於對手言行皆出自實利,所以他所說所做的就都不可能是他真誠信念的反映,所以他在道德上就是一個比我鄙下的人,大家多談無益,而我不戰自勝,剩下的就只是怎樣去「鬧爆」他而已。這種人,即便本來友好,如今也必得絕交。

在這種情況底下,我甚至用不着去理解對方,因為理解是溝通的前提,而溝通則意味着說服與被說服的可能。我們雙方皆不可能說服和被說服,根本沒有什麼溝通的必要。在你我之間,只有誰的聲音比較大的問題,只有誰的氣勢比較威猛的問題,只有誰的「實力」比較強大的問題。任何人只要提出溝通,提出理解,那就意味投降,意味背叛,意味着自甘墮落,投入敵營。

既然大家不講道理,講的是「力」,那麼很自然的,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應當如何擴大實力,增加己方人群。可在香港政治撕裂如此嚴重,人人分立兩翼的狀態底下,我又該在那裏找到或許會有興趣投向己方的那些人呢?是在對手那邊挖人嗎?這不可能,因為漢賊不兩立,他們全是該下地獄的罪人,我連話都不願和他多說,又怎能靜下心來好好勸他投明棄暗?所以當下政治動員的重點不在挖掘對方牆角,不在從敵營中吸收新血,而在給自己人打氣,在自己人的媒體、網台、臉書,以及各式各樣的圈子內向自己人再三保證我方路線的正確,讓本來就在我方陣營的人變得更加堅定,更有自信。

於是我們就看到眼前詭異的局面。根據各輪可靠的民調顯示,無論正反雙方如何宣傳與反宣傳,支持和反對政府政改方案的人數皆無任何有意義的變化,始終停在各據四成上下左右的水平。死心支持政府的就是那百分之四十幾,不管大家怎樣奚落高官落區;堅持反對方案的,也還是那百分之四十,不管建制機器怎樣落力宣傳。同樣情況,也可見於被人認為「失敗」了的雨傘運動。如果真要說它「失敗」,恐怕不是為了它無法改變人大決定,而是它沒有呼召出更多它所召喚的「人民」。我的意思並不是嫌當時上街的人數還不夠多,而是民意調查顯示不出這場運動對市民的動員效果。反對人大決定的市民數字在運動前是那麼多,在運動之後也還是那麼多;相反的,支持人大決定的市民亦然,很少有人受到運動感召,從而轉換立場。

說回勞永樂,乃至於已成眾矢之的的屈穎妍,我也奇怪這些朋友怎麼會在這一兩年內產生這麼大的變化。或許我無法贊成他們對很多事情的意見(例如屈穎妍近來對警察工作的『過度體諒』),但是比起反唇相譏,我更想知道他們態度轉變背後的理由及思路。大家當然可以給他們冠上各種罵名,說他們投降,說他們背叛。然而,要是不理解他們真正的想法,以及那些想法的由來,我們又怎能在另一個更高更後設的層次上溝通?又怎麼能說服他們?

是的,我很老套很迂腐,始終相信理性說服是健康公共生活的要件,儘管我曉得「和理非非」在今天是件多麼過時多麼討人厭的事。因為在許多人批判「和理非非」沒有實際效果的同時,我也看不到「勇武抗爭」的實際效果,尤其是在爭取那另外四成多不同立場的市民這件事情上頭。除非你說那四成多人不重要(就算他們的數目可能比你還多),又或者你的行動可以「擊敗」他們,讓他們住嘴,甚或讓他們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