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6日星期日

梁文道:結局之後的劇情

【蘋果日報】對於北京政府來說,這就是最好的結局。劉曉波先生本來只要再坐個三、四年,就要從牢裏面走出來了,儘管一定會被嚴密監控,甚至遭到軟禁,但他到底是個活人。面對着這麼一個曾經有機會流放國外,卻堅持要把牢底坐穿的人,你還能拿他怎麼樣呢?再找個理由把他丟回監獄嗎?沒關係,他入獄三次,早已習慣囚犯這種職業。於是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全世界最知名的中國異見份子領袖,就會這麼活生生地站在神州某個角落,成為強權鞋子裏頭一顆讓人從腳到頭都不舒服的石子。一個搞不好,說不定他還真的會是中國版的昂山素姬或者曼德拉,在意外的局勢下促發真正的變革力量。但他卻在這時候忽然病逝,「十九大」召開之前的幾個月,所以問題不再,什麼都沒有發生,迅速回復正常。

一直不願去國的劉曉波,最後之所以要求外出治病,大家都曉得,是為了他的妻子劉霞。那麼劉霞接下來還會繼續這種暗無天日的日子嗎?許多論者覺得是會的,因為他們認為劉霞可能會被人當做是劉曉波政治遺產的繼承人,秉持丈夫的遺志,成為一個象徵。不過認識劉霞的人都曉得,她實在不是這種人。她愛劉曉波,但這並不表示她愛政治,她喜歡的劉曉波是那個政治之外,絕大部份人都不曾有機會瞭解的「大傻瓜」。而劉霞自己,除去劉曉波妻子這個身份,她首先是個詩人、攝影家、藝術家。如果可能,她大概會想過上一種自在安逸的生活,穿自己愛穿的衣服,吃自己愛吃的菜。儘管我深知我們多少次的呼籲都不會管用,可我還是打心底盼望當局能夠還她自由。經過這麼多年的貼身監控,你們可能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還要瞭解她了,你們不可能不曉得她是無害的。既然劉曉波已逝,劉霞做為人質和威懾他人的示範效用當然也就自動消失,又何必還要為難這個本就與世無爭的人呢?我相信,所有劉曉波生前的朋友都不會想到要「利用」劉霞去做些什麼的,你們真的不必擔心。

不過我也明白,短期內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你們那麼聰明,劇本早已寫好。就從劉霞的弟弟劉暉親筆簽署,要外界不要胡說劉曉波治療情況的那封信開始,大家便明白是怎麼回事了。讓劉霞一家以家屬身份公開感謝當局的盡心盡力,間接切割他們和外頭所有朋友的關係,然後外面要是還有誰想搞一個追思會,想要抗議劉曉波最後日子所得到的對待,便都是不顧遺屬感受,挾帶政治目的,別有用心的陰謀舉動了。最起碼,你們要讓大家看見,所有這些舉動都得不到劉曉波遺屬的支持。

我們甚至能在《環球時報》等喉舌媒體的評論裏頭看見另一條奇詭的隱伏劇情線,那就是主動把劉曉波描繪成一位「受害者」,不是這個政權底下的受害者,卻是「西方反華勢力」和「錯誤思想」的「受害者」。劉曉波的生命軌跡太過淒慘悲壯,他的言語太過溫和有理,不論生死,如何定性他為十惡不赦敵人,而又要顯得有說服力,都不容易。何不將計就計,乾脆承認他的悲劇,略略把他形容為一個值得同情的人物呢?他是囚犯沒錯,可他犯了什麼罪呢?原來是他太過單純,誤信了不合國情的,西方那套所謂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虛偽宣傳,妄圖顛覆國體。國家縱是再寬大,也不得不依法治他。但國家就像慈母,對待逆子還是好得不得了,不只悉心照養他的身體,還允許他在獄中讀書運動。你看他不只在〈我沒有敵人〉當中承認看守人員的友善,還在生前最後採訪片段裏頭感謝醫護的體貼,這豈不是國家仁善的明證?相反地,當初用言語蠱惑他,給他洗腦,害他入獄的那些外部勢力,則至死都不肯放過這個可憐的人。他們完全不顧「人道主義」的大原則,不理他的身體情況,假借自由之名,硬要帶他出國。相比之下,誰才是真正正義?誰更關懷劉曉波?可謂一目了然。

這種宣傳,這個版本的劉曉波故事,對於香港、台灣和其他地方的人而言,應該沒有多大作用,因為我們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劉曉波故事。但是對於言路閉塞,信息封鎖,浸泡在主旋律正能量大浴缸下的大陸居民,乃至於到了海外仍然不離這種心理環境的大陸居民來講,這可能就是他們所知的劉曉波生平了。所以劉曉波的死,雖然令外間那麼多人悲痛莫名;令我不得不中斷自己原有的思考,只能胡言亂語;可是我必須悲觀地指出,可能真是沒有多大效應的。原來就厭離這個政權的,只會更增離心;原本樂在其中的,只會再過一關,持續那什麼都有發生過的中國日常。

2017年7月14日星期五

梁文道:來不及變老(老店的死之一)

【飲食男女】老店之所以老,是因為它還活着。看起來這是句廢話;但請想想,這個世界上是不是還有更多的商家,在它們根本還來不及老的時候,就已經死了呢?所以每次我們看到一家開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老字號,就應該想像,當年應該還有許多人在幹着和這家店相同的買賣,然而他們全都沒了,都消失在時間的淘洗之中了。難怪大家偏好老店,覺得他們定有過人之處,才能勝出殘酷的競爭,一代又一代,存活到了現在。

然而,我們在傳頌這些老店神話的時候,很容易就會忘記他們和人一樣,其實也有衰退的可能。沒錯,這家人的館子已經開了兩百年,過去八代人經營得戰戰兢兢,迎接過一批又一批的對手,每一代的當家都笑到了最後。可是你怎麼曉得眼下這一代就不會是這間餐廳的最後一代呢?我常在中文媒體上面讀到日本百年老店的故事,把它們的歷史說得神乎其神,似乎老就是他們成功的理由(而非結果),他們的過去就已經保證了他們的未來。可是這個世上又豈有真正不變不滅之物呢?會不會現在這一刻就是某些老品牌的半衰期?而我們正在目睹時光遷移所帶來的必然崩裂,見證他們就如其他早已不在的同行,逐步退場?據說京都人對時間的感受是不同的,他們不像北京,更不像香港,會把一家經營了幾十年的店家稱為「老店」,也不隨便將「百年老店」掛在嘴上。因為在他們看來,最起碼要經過了一整個世紀,一家店才能勉強叫作「老鋪」,而這樣的老鋪在京都市內,簡直比比皆是。

他們是對的,就拿熱門觀光區域石小路一家高級旅館來說吧,開業數十年而聲名不墜,在許多遊人心目中,算是個令人嚮往的老店了。可一些京都人就是冷眼旁觀,似乎是要等着瞧它還有沒有另一個五十年。

看來並不容易。自從新一代人接手,這家取價不菲的旅舍變得「年輕化」了,少東不再穿上亮眼和服出門迎送客人,一身便服只管在櫃枱計賬,是青年旅舍的風格。浴室裏沖身的木桶壞了,他們替換上帶有木紋的塑膠桶。至於早餐,他們竟然端出牛肉壽喜燒,一看就知是晚餐早飯都能用的材料,趁白天廚房人手不足,隨便把東西丟到鍋裏就呈上桌的打算。直到客人離店,傳說中曾經非常優雅周到的老女將才由一位侍女攙扶出來,陪着走到門外。看見這一度風華絕代的老人向你溫柔致意,熬了一天氣下來的客人,此時也只好惋惜慨嘆。原來一家還沒來得及變老,就要死去的名店,便是這樣子收場。

2017年7月9日星期日

梁文道:選擇雞蛋的幸福(之一)

【蘋果日報】執筆此刻,我們都還不曉得劉曉波的確切現況,只見窗外北京城暴雨驟降,行人倉皇──唯有這種惶惑是肯定的。最近的事,時時讓我想起港台友人深愛的那個意象──「雞蛋與高牆」。看起來,再也沒有比劉曉波和這個體制的力量對比,更能例示什麼叫做「雞蛋與高牆」的了。如此鮮明的景象定然誘惑吾人,刺激吾人,要大家全都先驗地站在雞蛋那邊,然後沒有人可以對這個要求說不,因為它幾乎就是條道德訓令。可是我始終無法消除我對這個比喻的距離感,我總是懷疑它在現實中間(至少是我所知道的中國現實),到底具有多大的意義。

村上春樹當年前赴耶路撒冷領獎,頂着莫大的輿論壓力,很多人認為他不該去接受一個用武力對付平民的政府嘉獎,但沒有人料到,他竟然以一篇演講批判以色列封鎖加沙的行動,更用「高牆」這個當地人都不陌生的形象去表明他的立場。他說:「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這句話鏘鈜清亮,叫人聽了就忍不住鼓掌。然而我還是忍不住想問為什麼,為什麼一個作家,乃至於任何個人,就該永遠站在雞蛋那邊呢?是因為雞蛋總是因其渺小易碎而正確,高牆必然因為它的體量和硬度有罪嗎?顯然不是,村上春樹緊接着就說:「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但這是為什麼呢?這樣的立場選擇有道理嗎?

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村上春樹的誠意,我相信他絕對不是為了包括時任以色列總統佩雷斯在內的現場聽眾好受一點,所以想要暗示修築隔離高牆並且用火力鞏固它的以色列當局也有可能是正確的。那麼為什麼要不管誰錯,都得站在雞蛋那一邊呢?一小伙預備發動炸彈襲擊的武裝份子,對比起他們可能傷及的平民百姓,自然是強大的。但是滿懷理想和信仰的這批武裝份子(且不論其信念之對錯),對比起整個國家的軍事力量,又顯然只是顆一敲即碎的雞蛋了。這時候,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或者知識份子,又該站在那一邊呢?

村上春樹接下去解釋是典型的村上春樹,他把這個問題轉化成抽象的獨特個人與冰冷體制之爭,但是我為他依然不能很好地回答那個在我看來至關重要的道德問題。也許是因為道德從來不是他這比喻的核心,這個比喻的核心是審美的,其力量也來自於審美。雞蛋和高牆只關乎弱者與強者對峙這種處境的感召力,就像大衛對着哥利亞一樣,它會吸引我們不由自主地同情弱者,要和他站在一起;但和他究竟對不對是沒有關係的,我們甚至根本用不着去關心這個問題。

然而「雞蛋與高牆」的比喻卻在流傳之中漸漸生出道德涵義,並且變成一道非常簡單的是非題。雞蛋和高牆,你站在那一邊?答案想都不用想,只要誰敢走去高牆背後排隊,誰就是冷血、屈服,誰就是埋沒良知,出賣靈魂。又由於這個比喻太過單純,所以它可以輕易地被延伸到任何處境之上。比方說一封公開信或者一份聯署聲明,主旨是要恢復一個為了言論而受囚的垂危病人的自由,讓朋友能去為他送上最後的心意。而這封信和聲明的對象則是一個強大到一眨眼就能讓你滅頂的國家。孰強孰弱一目瞭然,甚至是非對錯也都清清楚楚。於是這封信,這份聲明,你簽還是不簽,便是雞蛋與高牆的是非題了。簽了就是有勇氣有良心,不簽就是懦弱和背叛,是不是這樣?

我對「雞蛋與高牆」這個比喻和它的衍伸的最大距離,正正在於我不相信事情就是這麼簡單,起碼在我們具體身處的環境之中。不帶任何嘲諷的意圖,我真的以為說得出那番話的村上春樹,以及被那番話感動,進而把幾乎所有困難選擇都看成是雞蛋與高牆之分,不必理會任何代價的朋友,是幸福的。

不幸的另一種環境則是:一個朋友沒有回應一份聯署聲明的邀請,這份聲明如許溫和,純粹基於人道和友情,他怎麼能夠拒絕?那他是打算歸隊到高牆那邊了嗎?可是朋友們明白,「敏感」在這裏是種無藥可救的傳染病,擴散範圍全依形勢而定。由於聲明所繫之人是敏感的,所以不論他和你有多親密,和你有多少志同道合和伙伴情誼,只要你在這份東西上頭簽了名字,你就非常可能也是敏感的了。一經傳染,不用戴上口罩,不必臉上生瘡,你的親友和同事也都看得出來你是必須迴避的。於是你會失去工作,失去一切位置,墜落到沒有人看得見的社會底層,就算有些偶而的遙距關心,也還是幫不了你找到明天的晚餐。你的鄰居也看得出來你有病,因為他們都見過樓下停了一輛陌生的車,都聽到有人夜半急促地敲打你家的門,他們躲在他們家門後的魚眼張望,盡量和你拉開距離。你的親人最有可能是下一批遭到傳染的對象,子女要是上學,其他同學的家長會感到恐懼,叫他們的孩子當心在意,就連老師的臉色也都會變得有些詭異。更不必說手機儲存的那一大批聯絡人了,打電話過去,如果不是沒人接聽,就是冷冷的嗯哼回應。你所有的社交工具,所有對外表達自己存在的管道,全都一夜封閉。然後我們再來問你,雞蛋與高牆,你到底站在那裏?你還會很有信心,想都不用去想地回答說「雞蛋」嗎?你以為你的正確選擇會為你帶來掌聲致敬?不,你沒有可能聽到。你以為你會得到一枚獎章?機會微乎其微。你以為你至少會遇到一大群同志,就像在巴勒斯坦和幾年前的中環那樣,與你一起舉拳抗議,一起逃避從天而降的催淚彈?不,你看不見有誰會和你共同進退,只有你一個人而已。只有在這樣的處境當中,你才明白,能把「雞蛋與高牆」看成是道簡單是非題,是件多麼幸福而浪漫的事。也只有在這樣的處境當中,我們才稍有可能理解把劉曉波比做一枚雞蛋的份量。

與其說是「雞蛋與高牆」的對立,這種處境倒不如說是如何身在高牆當中,從一塊磚石變成一顆雞蛋的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曾經因為余杰的一篇文章,爭論起該做哈維爾還是昆德拉的問題,迴響至今不息。這個爭議的源頭,是六十年代哈維爾與昆德拉在捷克一場關於簽名的辯論。粗暴地說,哈維爾認為公開發言自身就是道德的,是「活在真實中」,而且還能替受囚的友人打氣。昆德拉則不相信任何聯署聲明和公開表態有用,他甚至認為此中或有行動者做秀出風頭,自我英雄化的動機。演變到後來,跟隨哈維爾還是跟隨昆德拉?便成了是要做忠實於道德良知的聖徒,還是冷靜世故到接近犬儒地步的智者的路線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