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2日星期日

梁文道:他看到了幸福

【蘋果日報】劉陽長得高高瘦瘦,沉默寡言,一看就知道是個會幹這種事的人。本在北京中關村工作,典型理工男,最後卻又嫌悶,去了法國留學。他學的是國際貿易,卻在一次自助餐會上頭與芝士結緣。留法最後兩年,他在科西嘉島,一個曾以暴力著稱的邊域,法蘭西的「西部」,當然也是拿破崙辭世之地。怎麼會去這種地方上學呢?他說:「我真的什麼也不懂,去了之後才曉得有『科獨』,還聽過幾次汽車爆炸的聲音」。他沒有白去,就是在那裏,他學會了做芝士。

以超高的年齡報讀只收當地人的農業中學,連續被拒幾次,對方後來大概是怕了他的執着,終於圓了他的夢想。回到北京之後,他在這個對芝士沒有多大認識和興趣的漢人社會裏頭,執着地開了一家芝士工房,試驗各種創作,一做就是七年。如今他是圈子裏的名人了,兩年前以一款「北京藍」贏得在法國舉辦的世界大賽金獎,老外一說北京有個做芝士的,指的一定就是他。

雖然他力求正宗,從設備到程序,一切跟足法國傳統,但有一樣很關鍵的東西卻隔開了他和歐洲絕大多數同行,那就是他沒有一塊屬於自己的牧場。傳統芝士作坊,多半脫胎牧場,於是可從乳源處掌控最終成品的表現(例如餵牛的飼料,我們常常能在芝士裏發現它的味道)。中國乳業總有陰影,他只好尋找可靠的小牧場,以高價要求奶農做足符合他各種要求的原乳,而且每批來貨都得小心檢驗,不得馬虎半分。既然如此,何不乾脆自己開辦一間牧場?

原因很簡單。這裏是北京,北京要往更高級的道路發展,容不下這等「低端」產業,就算市郊也不行。其實就連他辦這麼一家小手工作坊,也都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因為乳品業被認為是污染行業,而北京再也不能被污染了。雖然在大城市裏重振小工業,甚至農業,是今日世界潮流,很酷很有故事可說的一件事。可是許多官僚不這麼看,他們心目中的「高大上」和這類低端食品工業沒有任何關係。

更要緊的,是整個國家都在控制乳品業。他們覺得當年三聚氰胺那類事情之所以發生,全是中小企業太多的緣故,好像完全忘了大企業在那段日子出的問題其實更多。他們以政策限制這行進場者的數目。不再發牌給新人,等於變相扶持蒙牛等巨無霸,鼓勵他們壟斷整個行業。所以劉陽要在北京週邊辦家小牧場的心願,恐怕很難實現了。

有人認為這可能是政府的基本國策,用各種手段幫助幾家大企業掃除內外競爭,讓它們變成相關領域之內數一數二的龍頭。好處之一當然是容易控制,例如互聯網那幾家巨頭,政府入股之後,就是如臂使指,絕對好過對着一大群散兵遊勇。另外,這也是過往東亞一些國家的經驗,像韓國三星,以舉國之力把它變成一艘巨艦,便足以出洋遠征,國際佈局。而以中國內部市場之大,品類之雜,它簡直更能在所有領域裏面都各自培養出幾家三星,挾巨資海外併購,在全球都當上老大,加起來便是主宰七海的超級艦隊了。

於是又有人指出,全球化到了這個地步,就連經濟規則都得改寫了。中國模式是什麼?他們說,那就是在任何環節任何領域當中都做到最好最有競爭力。於是國際貿易的基礎──比較優勢,也就不存在了。中國根本用不着跟其他人互通有無,他自己就什麼都有,什麼都比人家做得好,什麼都比人家便宜。所以全球貿易,在這些志向遠大,意氣昂揚的論者看來,遲早只不過是中國主導的全球資源和產業的配置而已。這是否就是十九大報告所說的,中國要在幾十年後成為世界強國的「底氣」呢?

全球配置先從自家做起,北京以後不管低端產業了,它們全都得遷到外省。所以只能在那些產業幹小買賣糊口的「低端人口」,也就只好搬走。當我們不少朋友還在錯愕,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府,怎麼能公然宣稱某些城市居民是「低端人口」的時候,他們已經按照中國速度,開動機器,大大方方地拆除掉「低端人口」賴以營生的棲地了。至顯眼的例子,是三里屯一帶的小商店,酒吧,和咖啡館,十幾二十年的生意,多在一紙公文之下,一夜消失。你覺得那是潮人潮地,迷亂中自成秩序的波希米亞小世界?在官方眼裏,那就是外地低端人口打工做生意的混亂聚點。

曾經,北京是個很酷的地方,不只有畫家村,詩人甚至能按區域分成幾個不同的流派,就更別提地下搖滾,和最早在此聞到金錢氣味,把「七九八」變成酷生意的那一批洋派商人了。那是陳冠中、廖偉棠,和顏峻等人紀錄過的「波希米亞中國」,也是李照興所親歷過的「潮爆中國」,有一種香港沒見過的野性,也有一種香港人所不熟悉的「自由」──我知道,對現在的香港年輕人而言,把自由和北京這兩個詞放在一起,是很奇怪的事。我甚至記得,在更早的年代,早到一九九零,六四之後的第二年,天安門廣場還有很多人躺在地上,小睡或者發呆。你今天去那裏坐下來超過十分鐘試試。

於是年輕人開始走了,我的朋友告訴我,他的公司開始留不住人。很多畢業之後,留在北京打拼的青年,一到某個歲數,就想搬到別的地方。也許北京還是機會很多的城市,但是房價太高、壓力太大,如果想要結婚生小孩,一看這環境,為了下一代着想,還是走的好。而像他這種事業有成的,乾脆走得更遠,就算不是舉家移民,至少也得把孩子送出國上學。

可是他又說。前陣子他們一行人開車漫遊,從西藏開到新疆,再從新疆開回北京,一路穿過據說是最危險,因此戒備也是最森嚴的地方。途中經過一處檢查站,排隊過關的時候,一個很年輕的武警和他們閒聊。那個孩子的臉蛋在經年日曬之下,有些紅腫,看起來是個很純樸的鄉下青年。他看了一眼朋友的車牌,感嘆:「你們從北京來的呀?真好,北京是個好地方」。朋友很不同意:「北京有什麼好?人多車多,空氣污染,生活壓力大得要死。你們這兒才叫好,藍天白雲的」。然後那個孩子很認真地說:「對,我也聽說是這樣子的。但是習主席他老人家就住在北京呀,北京能不幸福嗎」?

2017年10月15日星期日

梁文道:真話不全說

【蘋果日報】許多道德訓誡是如此地基本,乃至於就算我們終生奉行,也很難拿來標榜。例如不可殺人,有人會誇讚一個人,說他「是個好人,因為他從不殺人」嗎?又如不可偷盜,至少我沒見過有哪一個名人死了,大家會把他一輩子沒搶過東西當成是值得追懷的美事。不可說謊,以及誠實,時時也被看作是這麼根本的道德要求,似乎是吾人本份,就算做到了也沒什麼好自誇的。

既然如此,為什麼在中國一些重要人物過世的時候(例如近日仙遊的黨史專家何方先生),我們常常會聽到「他敢說真話」之類的讚辭呢?當然我們都曉得,說謊乃是人之常情。嚴格來講,大部份人甚至幾乎沒有一天不說謊(比方「你好嗎?」「我很好」),不像不殺人那麼容易。然而,那麼高調地在公共領域不斷宣示說真話的美好,始終還是有些古怪吧。比如一些當領導的,總愛告誡大家要說真話,有如老師教訓學生,好像一堆成年人從來都只能說假話似的。起碼我很少見到有其他地方是這個樣子,整個社會都公開地把說真話當作罕見的美德,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廣肯定。

不必無謂擴大,我們明白,在這個背景下的說真話不是一般日常生活的誠實,而是「敢對權勢說出真話」。所以那些讚言裏頭,在「說真話」之前總還得加上一個「敢」字。敢對權勢說出真話的代價實在太大,權勢管轄的範圍和幅度又實在太過深廣,於是敢說真話就成了一種格外稀有,格外需要勇氣的行動了。由於說真話要面對這麼多阻礙和後果,老是昧着良心又真的叫人難受,是故漸漸就生出一套折衷的處世之道,季羨林先生一句名言可以總結:「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很多話我說不了,或者不敢說。沒關係,我不違背本懷說一些我不同意的話就行了。在中國的媒體圈子裏,這是不少人奉行的原則,大家覺得最少算是守住了做人的底線。

它也許可以令人稍稍安心,但它是否也同時守住了做媒體的底線呢(我指的是包括互聯網自媒體在內的一切媒體)?以前常有大陸記者朋友採訪,要我談點關於香港的事。可過去幾年,香港情勢日益尖銳,大陸言論空間又日漸緊縮,於是我就推掉一切這類訪談的邀約了。為什麼?因為我說了自己心目中的真話之後,到了他們手上就一定會變成「真話不全說」。然後報道出來就只看到我批評極端本土主義的危險,指責部份港人對大陸的偏見狹隘;卻不見我如何解釋這些現象的來由,以及政府對此該負的責任。這樣子的「真話不全說」,還能叫做真話嗎?所以試過幾次之後,我就怕了,再遇到老友來電,只好直告:「反正我說了,你也登不了,何苦」?所謂「香港問題」,一端而已。

「真話不全說」的原則在輿論空間全面鋪開之後,帶來的又是什麼呢?中國公共知識份子代表人物許知遠前陣子挨罵挨得很慘,主要是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被人認為是暴露了一個老派酸腐之人的過時,以及一個知識中年面對女性時的猥瑣不堪。雖然知遠兄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也不能不同意他這個節目確實有不少問題:他對新世代的媒體偏好欠缺理解(例如他置疑的當紅節目《奇葩說》,在我看來其實大有文章),他對女演員以至女性的偏見過深(他不斷挑撥的俞飛鴻,是我認識的最具獨立精神的藝人之一)。然而,這是否就表示他身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所有貢獻,全都可以因此一筆勾銷?又甚至代表了整個所謂「公知」群體都被時代甩了開去呢?

有些寫得相當精采的文章,以小見大,從這一件小事談起,論析幾年前中國「公知」群體和媒體形式與邏輯的相應演變,指出許知遠等人的退隱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因為技術變了,青年也變了,但依托老媒體形式,而且心態守舊的老公知卻跟不上這些變化。坦白講,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除了一點,那就是他們都「真話不全說」地忘了,使得熱極一時的中國時事評論寫作,以及發表這些言論的「公知」衰退的主要原因。羅永浩停止「牛博網」,轉行去賣手機;南方報系變色,從相對敢說真話的媒體艦隊,退回到官方媒體的指定位置;以前大家在微博上頭以為「圍觀可以改變中國」,現在我們只能在裏面關注小鮮肉最新戀情的動態;韓寒曾經是最有國際知名度的偶像級公知,現在更像是個影視界從業員。請問這都只不過是自然而然的技術演化、青年善變,和時代遷易的結果嗎?

這種評論,就好比狹窄房間裏有頭大象,所有人都聞到一股異樣的氣味,都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響,而且走兩步都會撞到一些東西;然後大家開始研究這到底是什麼原因,非常精緻細密地分析了人類嗅覺如何受到主觀偏見的引導,聲波在不同環境內移動的方向之不同,以及一個人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空間之大小……;但就是沒有一個人敢承認,房間裏頭有隻大象。這頭大象大到無處不在,沒有人逃得開牠的存在,沒有人能不受到牠的影響,但無論是大至對國際關係的觀察,還是小到評論許知遠遭罵這等茶杯中的風波,大家都只能假裝看不到那頭大象的存在,卻很微妙精巧地翻騰挪移,扭轉出各式各樣「真話不全說」式的探討,還要稱讚彼此的身姿有多麼曼妙,然後流佈這類局部的真相(請注意,這和傳統意義上的「擦邊球」還不一樣)。久而久之,大家會不會開始習慣,甚至接受,那些局部的真相其實就是全部的真相?那不可言明、不可承認的大象其實根本不存在,正是帝力於我何有呢?我很能理解這些言論作者的苦惱,他們沒有空間去說他們看得見、想得到的事實,他們只好繞着大象發言。我只是懷疑,比起沉默,「真話不全說」是不是真的是個比較好的選擇。

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

梁文道:在餐桌上抵抗到最後一刻(巴斯克的美食「底氣」之一)

【飲食男女】同樣是搞獨立運動,試圖從西班牙的國土上分離出去,加泰隆尼亞人這種公投簡直是太過斯文了。有點歲數的人當會記得,十幾二十年前,在阿爾蓋達還沒有攻擊紐約,「ISIS」更加連影子都不存在的時候,全歐洲最活躍的恐怖組織當中,有一幫叫做「埃塔」(ETA)的傢伙。這個結構非常嚴密的準軍事組織聲名狼籍、手段兇狠,總共殺害過820多人,受害者包括了西班牙的國會議員、內閣部長,甚至首相。這群在鏡頭下總是戴上頭套,一身上下全黑裝束的恐怖分子,要求的目標十分簡單,那就是巴斯克地區的獨立。

其實巴斯克人想要獨立的理由,也確實比加泰隆尼亞人充分。我們中國人一談到這類問題,不是最喜歡講甚麼「自古以來」嗎?巴斯克人可還真是自古以來就和西班牙人不同文同種的。他們用的語言是語言學上所謂的孤立語,不只和印歐語系等歐洲根源性語言無關,甚至在現存人類所有語言裏頭都找不到任何類近的親屬,所以巴斯克語當然也就與西班牙文是兩回事了。再說血緣傳承,不只有證據指出他們才是全歐洲最古老的民族;甚至到了今天,他們在遺傳上都和其他歐洲人不同(例如他們有35%的Rh陰性,遠超歐洲人16%的均值),可見同族婚姻之盛。

要說受到西班牙政府壓迫,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往事,也比加泰隆尼亞人要有血有淚。今年正好是畢加索不朽傑作《格爾尼卡》面世八十周年,這幅至為慘烈的大尺寸油畫,描繪的就是八十年前,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勾結納粹德國空軍,在巴斯克的小城格爾尼卡施行史上第一次地毯式轟炸的情景。當時巴斯克人誓死不從佛朗哥的淫威,幾乎是西班牙土地上最後一支殘存的反抗力量,於是後者狠心毀掉整座城鎮的市中心,奪走了一千六百多人的性命(由於男人多在郊野作戰,所以死的多是婦孺),以收殺雞儆猴之效。

由於巴斯克人太過反骨,所以佛朗哥在這塊地方施行的同化政策也遠比其他區域徹底,巴斯克人引以為傲的語言成了非法語言,誰敢在公開場合被人聽到他說巴斯克語,誰就得受到法律制裁。幾十年來,最能在大眾舞台上代表巴斯克精神的,就只有足球了。他們的「畢爾包體育會」不只是皇馬和巴塞之外,唯一一支從未降級過的西甲球隊。更叫人吃驚的,是他們居然不用外援,堅持以巴斯克人組班,猶如他們自己的國家隊。

好了,說了這麼半天,這跟吃有甚麼關係呢?當然有。還記得我之前介紹過的「txoko」嗎?這種巴斯克獨有的美食俱樂部,由於它是種會所,不對外開放,於是就成了巴斯克男子唯一一個可以大說巴斯克語,高唱巴斯克傳統謠曲的地方了。每天晚上,他們一起聚在這種半地下的空間裏頭,以美食為主題,在杯酒之間保存了瀕臨斷絕的文化身份的一縷香煙。如果說「畢爾包體育會」是巴斯克精魂的陽面,這八百多間美食會所就是這股精魂的「底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