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

梁文道:蛇齋餅糉

【飲食男女】聽說這場遊行也來了不少自由行,甚至還在遊行之前先在茶樓酒家飽餐了一頓。就是這樣,他們不知不覺地嘆了一回地道香港名菜:「蛇齋餅糉」。

甚麼叫做「蛇齋餅糉」?那真的是一種菜嗎?是一種宴席的專有名稱?還是一套香港才有的奇特食物組合?我在內地網民愛用的「百度貼吧」上面真的看見有人提問:「香港朋友,蛇齋餅糉係乜意思」?然後一位香港網民答道:「蛇宴、齋宴、月餅、糉。民建聯很喜歡用這些東西賄賂選民」。看來是住在廣東,對香港情況有點認識的那個提問者繼續追問:「他們這樣做不會觸犯選舉條例嗎?」由於不見有人回應,我就在這裏隔空答覆好了。答案是不會的,因為這套東西太過模糊,有時候叫做「社區服務」,有時候又叫做「市民聯歡」,所以大可游離在法例之外,成了美食之都香港的一種特殊景觀。又由於民以食為天,港人愛吃,所以不止民建聯,不止建制派,就連泛民也得跟着供應,使之化作香港政治動員的特色。

但遊行有飯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參加遊行集會二十多年,至今未嘗知曉那傳說中的「蛇齋餅糉」是甚麼滋味,可見我一直都站錯了隊伍。

正確的隊伍,自然就像這次「反佔中」遊行,不止支持政府和體制,甚至還會得到政府首腦的認可。而我們知道,自古以來,為了穩定人心,體制一向要給人民提供「麵包與馬戲」,不只飽肚,而且娛樂。好比這麼多年來的「慶回歸」集會,參加者除了享受「蛇齋餅糉」,還可以觀賞歌舞表演,真正實踐了 bread and circus的古人智慧。這種集會和遊行與「蛇齋餅糉」的結合,恰如其分地點出了一切威權的本質:跟着我走,我就會餵飽你。

要飽肚?還是捱餓?要好好生活?還是想家無恆產,居無定所?要沉默乖順然後得到餵養獎賞?還是想勇敢直言然後自此坎坷?這就是所有威權出給人民的選擇題。選擇前者代表物質的滿足,選擇後者代表心靈的自由,兩者不可兼得。於是餓還是不餓,這個人類生存處境的基本二元自此竟然成了道德上的抉擇。

於是世上有了絕食。就像我從前在此說過的,這是退無可退,把戰場拉回己身的終極鬥爭。它以最極端的、可致死的,並且出於自願抵制本能的捱餓,去拒絕那隻把「蛇齋餅糉」送到眼前的巨手。我雖餓死,但死的只是肉身,可我會在發臭腐敗的軀體上養出一棵不巧的植物。

因此,絕食從來都是只屬於抗爭者的手段,掌握糧倉的威權用不着絕食,它也不會餓了自己支持者的肚子。此所以李思傿那次半途而廢的絕食顯得如此可笑。人家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衝擊的就是現有體制;你為了反對他們示威而絕食,也就是為了體制而絕食。體制需要你絕食來支持嗎?你能想像有人會為了祝賀習近平生日而絕食贈興嗎?又或者來一場絕食慶回歸?

「反佔中」遊行發起人周融表示,即便有人在遊行前後請食飯,他們也還是比「佔中」行動高尚。我不想和他在此爭論佔中的是非對錯,我只想說明社會運動的高尚與否,可以單純決定於運動的手段與方式。好比當年北愛爾蘭共和軍的 Bobby Sands,絕食六十六天死在獄中,雖然很多人說他是恐怖分子,但當時大部分英國人卻都震懾於他的堅決果毅,開始思考北愛訴求的正義,反過來不滿戴卓爾夫人的冷血。你一旦吃飽,你就喪失了一切形象上的道德光環。

老毛的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們或許可以再補充一句,請客吃飯一定不會是道德的政治。

2014年8月24日星期日

梁文道:自由派的猶豫(老派英國知識份子的世界之二)

【蘋果日報】雖然蒂莫西.加頓艾什在牛津大學教書,是個有地位的歷史學家;但他對學院裏的理論發展似乎沒有太大興趣,所以他不會像Carlo Ginzberg那樣,在史學方法論上細緻探討事實、證明與修辭的關係。他用心的事實問題,是種更加接近新聞記者專業關懷,更加貼近常識意義,或許因此也更加容易為人理解──同時也更加容易犯錯的問題。

比如在談到第二次海灣戰爭的時候,他似乎完全接受了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的說法,真的相信伊拉克擁有傳說中的「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把它當成事實。結果呢?他自然錯了。在整個伊拉克再度陷入分崩瓦解的今天,「大規模殺傷力武器」就像個不好笑的笑話一樣。不只如此,艾什在那篇文章裏頭竟還說道:「薩達姆政權是當今世上最令人厭惡的政權之一。他對庫爾德人進行了種族大屠殺,還讓自己的人民生活在恐懼中。推翻他對他的國家和該地區而言都是福音。無論戰後的伊拉克會多麼混亂──肯定會混亂,就像戰後的波斯尼亞、科索沃和阿富汗一樣──它幾乎已經不能更糟糕了」。

《事實即顛覆》原書出版於2009年,艾什本來有機會刪掉這篇他自己都很後悔當時弄錯了事實的分析;可他沒有。一來,就像他所講的,錯了就是錯了,不掩過乃是道德義務。二來,我猜讓他可以稍稍放心的,是他毫不掩飾地在那篇文章題目裏頭就已經表達出來的態度;它叫做〈為騎牆派辯護〉。也就是說,儘管他相信「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是個事實,相信薩達姆政權垮台之後的伊拉克一定會更加幸福;但他仍然不敢輕言美國及其盟友入侵伊拉克就一定是對的。因為他覺得反戰派的主張也很有道理,也很說得過去。

那他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不要忘記,那可是個黑白多麼分明的時刻。布殊聲稱:「你要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就是站在他們那邊」。中國則有人一邊看着電視裏的世貿大樓倒下一邊拍手叫好,同時又有一大群自由派知識份子聯署宣佈「今天我們都是美國人」。戰或不戰,義或不義,幾乎沒有任何灰色地帶,而艾什居然要為騎牆派辯護?沒有立場?那你寫這篇東西幹什麼?

他的解釋是:「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所有人都必須這樣做,熱情洋溢,過份簡單地相信複雜的兩難處境中的一面,即使這樣確實可以讓電視更好看」。他甚至認為,這不單是他個人的態度:「我的直覺是,如果你在黑夜中東尼.貝里雅注射真相的血清,他將基本上坦誠這種自由派的猶豫不決」。「自由派」,就是這裏頭的關鍵詞了。

自由派,或者自由主義者,並不是像時下許多施密特及斯特勞斯的信徒所以為的那樣,是批沒有價值傾向的虛無論者。最最起碼,自由主義者要相信言論的自由。

好比艾什,他可以同情歐洲穆斯林的處境,但他絕對不能接受因為信仰受到冒犯,於是就理直氣壯地跑去殺掉敢替先知造像的漫畫家。而且他還是老派的、洛克式的英國自由主義者,主張「所有神明的信奉者與那些堅持沒有神明的人,自由平等地在廣場上試一試」;於是他比較不贊成法式啟蒙運動的路子,乾脆不准任何神明的信奉者──不管你是佩戴頭罩還是十字架項鏈──出現在廣場之上。這樣的自由派會擁抱一些最基本的人權,所以當年他要和哈維爾及華里沙站在一起,主張出版結社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派還會看重一些最顯眼的事實矛盾,不屑於理會對那些矛盾的各種深奧辯解,所以他要說前東德禁止了自己國歌的歌詞(因為它歌頌『統一的德國』),是對自己覆戒的恐懼(因為它害怕會被西德統一)。

我們知道,除了前蘇聯和前東德,這世上還真有些政權害怕人民過度認真對待國歌與執政黨的黨歌,居然有人辯說那是「複雜國情與時代的錯位」(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老自由派的真正麻煩不是價值虛無,而是對付不了種種身份認同困擾背後的激情。在英國人算不算是歐洲人這個大題目上,懂得歐洲並且親近歐洲的艾什分析過其中各個應該考慮的條件之後,再度擺出了騎牆的態度:「我的結論?沒有結論,這是因為很少會有明確的發現是身份研究的本質,也因為英國身份的特質。或許『沒有結論』的聲明本身就是一個結論,甚至還是一個重要又積極的結論」。

身份認同也好,政治立場也好,大家通常要求的是明確的結論,可艾什這種老英式自由派通常卻只能提供傾向。他歡迎前波蘭和捷克政權的倒台,但他也看到了整個轉型的困難。所以他當然不能像某些把「自由化」當成神祇來朝拜的人那樣,不顧現實地迷信明天一定更好;但更不能如另一些憤慨現實的人,走上懷念老日子,又或者保守國家主義的道路。像艾什這般的自由主義者,總是要在信念支撐的理想傾向,與不斷出現的事實之間,進退猶豫。

由於《事實即顛覆》離開了艾什的安全地帶,因此他在這部文集裏頭變得更像那些什麼國家的事都能夠暢談一番的「國際問題專家」,因此這部書更能考驗他身為記者、評論家,和公共知識份子的能耐。又由於他在事實材料的擁佔上不具優勢,所以帶動他寫作的信念和傾向就會變得更為突出,但也更容易受到挑戰。他是個記者,把自己的寫作類型規定為「當下歷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切勿誤會,這不是傅柯所說的那種『現在如何成為現在的歷史』,而是冷戰『圍堵理論之父』喬治.凱南推介的學術與新聞的混合寫作),所以他當然要發掘事實,最大程度地親近現場。他是個歷史學家,就算不談太過哲學的史學方法論,卻也不能百分百地信任從現場帶回來的材料:

「1989年,布拉格天鵝絨革命期間,瓦茨拉夫.哈維爾身邊的一群人在地下魔燈劇院一間奇特的玻璃牆房間裏會面,做重要的決定。大多數時候,我是唯一在場的外人,肯定也只有我一個人拿着一本筆記本,試圖記下他們說的話。我記得當初想:如果我不記下來,就沒有人記下來了。像大多數歷史一樣,它也像倒入下水道的洗澡水一樣一去不復返。但是這樣寫成的歷史,基礎是多麼脆弱。……記憶問題就是見證人問題的核心所在。……記憶是一個可以重新加工的CD,會受到不斷地加工,而且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重新加工,不僅讓我們理解故事,還讓我們感到更加舒服」。

歷史學家艾什疑慮的,大抵就是這種舒服,把事實裁剪修整得較為合體,較為符應論點邏輯的舒服。老式英國自由派疑慮的,則是讓自己皈依某個既定立場的舒服。他寧願讓理想和傾向不停在現實上頭對焦,找不着安穩的落腳之處;他寧願讓現實持續地發出噪音,擾動理想世界的安寧。他總在猶豫、進退。

2014年8月18日星期一

梁文道:一面之師

【飲食男女】這個世界當然是有天才的,可惜我們通常都會發現,自己不在那個璀璨如銀河的天才榜列之中。會不會吃,一樣也得講究天分;有些人天生下來就有靈敏到毫顛的味覺,例如筆名「特級校對」的陳夢因先生。

話說陳先生晚年時常從美國回港小住,四處出門遊覽之餘,也會品評後生晚輩的手藝。有一回,江獻珠老師在家宴請陳先生,請他嘗嘗自己的新菜。一切盡美,惟獨一道清湯翅,雖然陳先生微笑說好,卻也補上了一句「就是火腿舊了一點」。江老師一聽,真是不能不服,因為那火腿的確是她三天前開過用過的剩料,沒想到竟給陳先生吃了出來。

前輩食家的風采,無緣親睹,我只能在文字裏想像。好在我至少見識過江獻珠老師的貴氣,可惜也就只有那麼一次而已。

十幾年前,有幸和江老師在電台節目裏頭認識,並且相約事後去中環某家名店晚飯。那時候我甚麼都不懂,是個毛頭小伙(現在我是個中年人了,但卻還是甚麼都不懂,慚愧),只知道請江老師吃飯非同小可,就算便飯,也不能不隆重其事,於是早早先到餐館打點。那家店的店東我認得,可是我平日不善應酬,所以樓面多不識我,過來隨便推介了一些「名菜」,我也不知就裏的照單全收。再過一會兒,江老師到了,緩緩步近,那溫煦氣度真是照得一室生輝。我發現餐館樓面有些緊張,幾個人趕至招呼,另幾個人則連忙跑進廚房不知是要商量甚麼。

江老師才入座不久,菜便上桌,其中一道是他們時令推薦的禮雲子蛋清。奇怪的是,堂倌小弟剛把這道菜端了上來,經理就急急趕到,一邊做勢要把它拿走,一邊道歉:「好對唔住呀,江老師,我啱啱發現呢碟啲禮雲子唔係咁靚,我即刻攞返去叫佢哋重做。」這一切,江老師早已看在眼裏,可她微笑搖頭,着他們不要緊張,不必麻煩,東西來了就放着吧。結果後來整頓飯,這家店的樓面都瀰漫着一股不安的氣息。

這餐飯,江老師不多動箸,本來最該尷尬的是我才對;可我卻開心得不得了,因為我簡直就像上了一堂課似的,眼界大開。江老師那陣子身體不太好,但她還是慷慨地向我說明了許多以往不明白的事,從禮雲子的真偽好壞,一直講到蒸煮在粵菜中的角色,是我一輩子都會記得的知識。到了最後,江老師大概是憐我太儍,居然說:「小師弟(她真是太客氣了,此後便連書上的題款也都以同校之誼稱我做『小師弟』),要是有空,不如以後一起來做做菜,我們有群朋友時常聚餐,自己弄些東西。」再儍,我也當然聽得出她這句話的分量,自是滿心欣喜地點頭叫好。

後來我就膽怯了。我這點基礎,憑甚麼去上江老師的課,我哪有資格?所以我始終沒去成江老師的「聚餐」。非但如此,接下來這十幾年,除了通過幾回電話,偶爾在一些場合遇見,我就再也沒機會向她請益。即便劉健威兄近年請飯,江老師主賓,我亦因身在外地而無緣往拜。那時候總以為日子還多的是,將來總能幸運。

如今江老師仙遊,我在一個小手術之後臥床胡亂記下這些往事,除了懊悔人世無常而自己不知珍惜,就只有感謝而已。吾非生而知之,全憑江老師和陳先生等前賢言教啟蒙,方曉山高水深,味覺天地之遼闊。臨書悲慟,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