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8日星期日

梁文道:狗年香港新陰陽

【蘋果日報】我不懂命理,不能預測狗年的流年吉凶;但至少我能肯定一件事,鄭若驊女士絕對會繼續順利平安地擔任香港的律政司司長。因為什麼僭建、誠信、和專業操守,在政治面前全都不堪一擊。今年應該是香港開始走進政治掛帥時代的元年,因為走向這條道路的基石,已經在過去幾年漸次鋪成,其餘一切只是水到渠成。

很多人以為,鄭若驊背着這麼嚴重的政治包袱,她恐怕不夠威信和能力去促成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我覺得這只是建基於過時常識的推斷,大家都還在用2003年香港的情況來評估當下的處境。只要仔細一想,就能明白,鄭司長要推動23條立法,到底還需要什麼威信呢?在建制派全面掌控的立法會內,真正的問題是數人頭而已。在絕大多數的主流傳媒都很聽話的輿論環境,草案寫的就算再怎麼漏洞百出,司長到時候的公開發言和解釋就算再不濟,政府也一定可以說他們很少聽到批評的聲音。在學術機構漸漸被馴化,以及親體制的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地遍佈全港的情況下,到時候政府收到的所謂「民間的聲音」,多半也是一致的熱烈歡迎吧。那會不會再來一次十五年前那種等級的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呢?政府連佔中都熬過去了,用得着怕你們遊行嗎?還不明白這個道理的,請看鄭司長在上任初始,馬上就碰到了DQ立法會參選人資格這個「燙手山芋」,圍繞着她的僭建醜聞還在另一邊熱烘烘地鬧着,這一頭她就能夠直認不諱自己曾經給選舉主任一些意見了。這說明什麼?這說明在香港政府面前,早就沒有所謂「燙手山芋」這個概念了。

為什麼鄭司長的手頭工作沒有完成,特首卻急着要她趕緊上任?為什麼明明鬧出了那麼破天荒的醜聞,特首卻還要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的姿態,很不可思議地要求全香港市民包容鄭司長的一時疏忽(準確地講,其實是多年來好幾次的「疏忽」)?不少資深的評論家都認為這是一個謎題,我覺得他們只是太過客氣,不好直接說出真相而已,這個真相很有可能就是鄭司長太信得過了。如此重要的責任,如此顯赫的位置,不是事先得到了絕對的祝福,不是她在政治上很靠得住,有可能就這麼落在鄭若驊女士身上嗎?既然她在政治上過關,站在了政治正確的那一邊,其他問題就都只是雞毛蒜皮而已了。

所以不用懂得命理,接下來我也猜得到大概會發生什麼事了。首先是曾經對鄭司長的僭建問題非常不滿的那些建制派議員和名嘴,將會逐漸沉默銷聲,進而要求大家必須「務實理性」向前看。如果還有不識大體的媒體記者或者議員拿着這個問題糾纏不放,鄭司長一定會繼續保持沉默,好官我自為之;而她的上司,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則多半會用她那最標準的聲調和表情重複播放「其實關於呢個問題,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啦,而家沒有任何補充」。當然我們可以肯定,反建制政團和民間社會依然會有接續不斷的抗議和批評。但由於鄭司長的位置在政治上是那麼的穩妥,所以也就能夠推測,到時候任何對她死咬不放的言行,都必然會被狠批為「別有用心」,是「黃屍」要扳倒政府的另一波行動,是港獨和外國反華勢力的另一次串謀。而做出類似評斷的,恐怕還會包括在一開始也曾經質疑過鄭司長的那些建制中人。於是,原來其實還算簡單的僭建問題,就會被替換成一個大是大非的政治站隊問題了。甚至可以更大膽地推測,越是大家想要鬧大僭建風波,替第23條立法等政治工程就會推進得越快。因為只有更加重大的政治爭論才能掩蓋這等「小事」;而且在那個節骨眼上,誰還要纏着僭建不放,誰就是蓄意破壞國家的安全,其心可誅。

以上所言,靠的並非玄妙術數,純粹只是過去幾年政治態勢的觀察所得。它們全部都不是問題,反正基本法第23條是一定要立的,這是香港的憲制責任;而這條法案的內容會怎麼寫,我也覺得不重要了,因為它必然會按照它該有的樣子通過。現在我只能夠關心一個問題,那就是這種政治掛帥的原理會為香港帶來什麼後果。最明顯的,自當是香港社會一直以來所珍惜的種種價值和制度原則,都要退後讓位給最新的政治正確。只要政治正確,公務人員的誠信就沒那麼重要了;只要政治正確,行之有年的制度原則就可以放得更寬了。通訊局前主席王桂壎先生為了利益申報的錯失而辭職,自言「個人疏忽不是理由」。放在今天,這固然十分值得尊敬;不過換個角度來想,也只不過是這種政治掛帥的潮流一時還沒大膽推進得那麼全面,而通訊局主席的位置也並沒有那麼險要而已。

政治掛帥的原則不只意味着政治的立場要優先於所有的價值和制度,而且它就和上帝一樣,外延無限寬廣,幾乎可以用來解釋一切事象,是種包羅萬象的原理。在過去幾年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裏面,黃藍二色已經成了香港這個小小天地的陰陽,你不是在這邊,就一定是在那邊,不容半點含糊。就和當年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一樣,它固然是政局當中最好用的工具和手段(例如一直被正宗港獨派批評的周庭小姐便能被「擴大化」成港獨;而未來誰還在批評鄭司長在僭建問題上不夠老實,誰也就可以是港獨的同路人了)。然而在這樣的觀念心態下,就不怕會出現一些當局未必樂見的失控事故嗎?因應奪去十九位市民生命的九巴事故,林鄭月娥女士宣佈取消大年初二的煙花匯演,本是近年難得地廣獲大多數市民支持的決策。偏偏在建制鷹派媒體《港人講地》上聚集的部份網民不收貨,指責特首「跪低」「討好」黃屍政客,甚至懷疑她是「港版蔡英文,明親中暗獨港」。明明是一個最基本最簡單的人情考慮,在政治掛帥的目光看來,就變成了投降對手。可見當局雖然可以利用這套鬥爭原則,但是這個原則的應用卻並不能完全操縱在他們手中。

另一個能夠說明政治掛帥原理解釋力之強大的例子,則是屈穎妍女士妙用「蝴蝶原理」,把這場撼動全港民情的九巴事故「風馬牛不相及」(她自己也是這樣說的)地扯上了2014年發生的佔中事件,認為這場人為災禍是佔中釋放了香港人的獸性所致。順着這種邏輯,我們或還可以推衍:由於佔中在今天建制派的理解內就等於港獨行動,所以我們也很順理成章地把九巴事故跟港獨掛上鉤,進一步要求周庭小姐等新港獨人士去為九巴災禍負責。

我知道,向來討厭屈女士和《港人講地》的朋友一定都會覺得上述這些言論匪夷所思,不近人情,憤而批評他們「冷血」。但是我想反過來提醒,過去幾年,大陸遊客在香港遇到意外,蔡若蓮女士慘遭喪子之痛,豈不也有一些反建制市民鼓掌叫好?這難道就不冷血?就是有人性的表現嗎?動輒搬出雞蛋與高牆的比喻,以為對手是高牆,我們這些雞蛋就做什麼都可以,乃是政治掛帥原理的另一面。一個巴掌是拍不響的,香港走到今天這步田地,既有巧妙的政治設計和操作,也是大家各自歸邊,相互刺激情緒的結果。近日饒宗頤先生去世,與他相關的一點爭論,恐怕也不脫這個背景,我們下周再談。

2018年2月11日星期日

梁文道:你們在說「國學」嗎?

【蘋果日報】除了一次大型活動匆匆一面不算,我從來沒有機會見過饒宗頤先生。但據親近過他的朋友說,他的為人是非常謙虛的。然而再怎麼謙虛,我猜他對自己的學問,還是很有自信的,否則也就不會以「選堂」為號了。可他的學問,我年輕的時候並不懂得。第一次讀他的著作,是《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剛上大學沒多久,腦子裏全是現代學術那一套,覺得這本書衹是個史料匯編,沒有多少成系統的分析,和做西方政治概念史的名家完全無法相比。目前在香港市面上最容易找得到的饒公著作選集,當是中華書局出版的《選堂集林》數卷,隨意一翻,讀者大概就會明白我的意思了,裏面的文字有的短到祇有一兩頁,而且體例多數不像現代學術規範下的論文,往往是一大堆資料的羅列附帶幾句簡評,很容易讓一般人看得一頭霧水。祇有書看的漸漸多了,對數百年來中國學問的寫作方式稍微熟悉一點,還要恰好對饒公的關注範圍有點興趣,才有可能摸得到些許門徑,明白他到底在講什麼。說句不客氣的話,我懷疑這麼多政商名流在饒公逝後追念這位「國學大師」,恐怕就和當年大家紀念季羨林先生一樣,靠的多半是道聽塗說,又或者極為信任學林公論,實際上並不曉得所謂的饒公「國學」是怎麼回事?

說來慚愧,我真正開始佩服饒公,反而是透過美國漢學家梅維恒(Victor Henry Mair)翻譯成英文的一篇論文。在那篇文章裏面,饒公談到周原西周建築遺址當中找到的蚌雕人頭像,那個人頭像頭戴尖帽,高鼻深目,很明顯是白色人種。在周朝的遺址裏面找到這樣一個外國人的雕像就已經夠奇怪了,更特別的是那個頭像頂部還刻了一個十字圖形,和「馬爾他十字」一模一樣。饒公的廣博學識和驚人的想像力就在對這個圖形的分析上面徹底展示出來了。首先,這個十字符號在現存甲骨文材料裏面出現過不下數十次,目前被確認為是「巫」的意思,可見那個頭像也許和上古中國的巫是有關的。接下來,饒公又指出同樣的圖形在西亞也是存在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5500年前土耳其附近的哈雷夫(Halaf)遺址,並且同樣具備宗教和超自然的意義。然後他又說明了幾條線索,指出早在周朝,中國和西方世界就已經有了相當深入的文化和民族交流。饒公有清學風範,若非有十足證據,不敢輕易妄斷,反倒是梅維恒後來依據這篇論文,大膽推論以前也許有這麼一支以巫為專業的民族,在歐亞大陸上面東西遷移,而中國古代從事甲骨占卜的巫,很有可能就是這麼一群西域來的老外。

本來僅憑一部在方法上劃時代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饒公就足以與「甲骨四堂」並肩,名垂後世。但他最大的本事,卻是在掌握了這麼多門語言(特別是楔形文字等死語言)之後,打通世界範圍之內的材料和研究,提出種種以前從來沒有人想過的新問題。這些研究有時候可以是一本非常精彩的論著如《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更多時候則是一篇篇幅不長的文章中簡單幾句話所點出的新想法。讀他這些著作的時候,我常常會有一種幻覺,感到這些事情在他而言是那麼的輕而易舉,仿佛信手拈來;儘管我知道,沒有那種不可思議的驚人積累,那些極有意思的提示是根本連想都想不到的。

饒公當年放棄《古史辨》第八卷的編輯工作,純粹是因為根據當年他所知道的最新考古發現,顧頡剛先生他們那一派有點疑古太過,和後來帶着民族情緒,標榜「走出疑古時代」,要為三代奪回尊嚴的部分學者根本是不同的。他當然會認為中國文化自有其源遠流長的特性,但是我總覺得在他的腦海之中,整個歐亞大陸其實是一片任何人為邊界都區隔不了的廣袤天地。近年大陸興起的國學熱,時常夾帶着一種狂熱的民族主義,其極端處,甚至到了要把佛學排除出中國學問的程度,理由衹是因為印度和中國還有邊界爭議。我還在網上看過一篇文章,談到唐朝好些人對「石城」(撒瑪爾罕)有一絲浪漫的嚮往之情,結果留言當中就有人批評:「嚮往個屁,唐朝有益揚二州,多了不起啊!幹嘛嚮往中亞那些胡人的老家?」現在饒公往生,網上自然就有一大群人紛紛表達敬仰痛悼之情,哀歎國學之不繼,這裏頭會不會也包含了一些「嚮往石城個屁」、「玄奘就只知道舔阿三的腳」的愛國憤青呢?如果他們發現,饒公就連談中國漢字的起源都要接上古代閃族字母,而且對饒公治學方法影響最大的竟然是個印度學者的話,他們還會認為饒公是個「國學大師」嗎?

2018年2月4日星期日

梁文道:廣東人就該說廣東話?

【蘋果日報】在香港堅持說廣東話,推動粵語文化;這究竟是一個香港主體的體現,甚或包含了些許港獨的意味;還是一個歸根認祖的愛國行為呢?

過去幾年,因為政治形勢的緊張複雜,時常會出現一些讓我覺得難以理解的現象。舉個簡單的例子,晚清陳澧著有《廣州音說》,其中有這麼一段非常有名,時常被人引用的論斷:

廣州方音合於隋唐韻書切語,為他方所不及者,約有數端。余廣州人也,請略言之……廣音四聲皆分清濁,故讀古書切語,瞭然無疑也。余考古韻書切語有年,而知廣州方音之善,故特舉而論之,非自私其鄉也。他方之人,宦遊廣州者甚多,能為廣州語者亦不少,試取古韻書切語核之,則知余言之不謬也。朱子云:「四方聲音多訛,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語類一百三十八),此論自朱子發之,又非余今日之創論也。至廣中人聲音之所以善者,蓋千餘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韻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請以質之海內審音者。

這一段話,我曾經在廣州許多力撐廣東話的文章裏見過,那些論者引用這段話,目的當然是要對抗「普通話霸權」。而站在這種主張對立面的,自然就是那些認為凡是中國人就應該講普通話,任何推崇地方方言的行為,都代表着不認同這個大一統的國家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言論並不代表着廣東人和「外江佬」有着任何本質上的分別,更不意味着廣東因此該和中國割裂開來;恰恰相反,它是要從一個歷史的源頭證明廣州話才是真正的「中原古音」,甚至比今天的普通話還要純正古老。也就是說,一個操粵語的人可能比今天講普通話的一般國人,更像是個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人。

有趣的是,陳澧這同樣一番話,也曾見於香港不少「城邦論」同情者的言論當中。在今天的政治局面底下,「城邦論」和最廣義的「港獨」是沒有任何分別的。然而,「城邦論」者之所以如此重視這一段話,其實同樣也是為了說明廣東話要比今天的普通話更加貼近他們想像中的「華夏正統」。和在廣東捍衛廣東話的那些人所不同的是,「城邦論」還想進一步指出,今天的中國根本就不再是原來那個最值得珍愛認同的祖國了;相反的,只有還在從早到晚講着廣東話的香港人,方是華夏天下的真正傳人。

於是每次一有新聞傳出當局如何在廣東打壓粵語,廣州人異議紛起的時候,香港受到「城邦論」影響的這些朋友就顯得很尷尬了。照道理講,既然大家都是陳澧那番話的信徒,都相信粵語保留了最原始的中古唐音,同聲同氣,自然是要隔江聲援的。但問題是雖然大家在語言問題上的言論大同小異,可最終目的卻又根本不同,那又怎麼能說得上是同一條陣線的人呢?反過來看,在廣州的人大概也很怕這些香港人的支持吧?因為只要和這些「港獨分子」一沾邊,他們自己的動機就會顯得十分可疑了。

曾經在廣州中山大學任職多年,最近兩年才回到香港執教鞭的程美寶教授,在她的大著《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當中,還能把這幅圖景描繪得更加複雜。在這本書裏面,她提到同樣是廣東人的梁啟超曾經說到「廣東民族」的殊異(請注意,在「民族」這個概念還是嶄新的外來詞語的時候,梁氏會用「民族」這樣的字眼去描述廣東人):「而其民族與他地絕異,言語異、風習異、性質異,故其人頗有獨立之想,有進取之志」。梁氏甚至認為:「他日中國若有聯邦分治之勢,廣東必為首倡者之一」。此外還有一個叫做歐榘甲的廣東人,在美國的報刊發表了一篇名為《新廣東》的文章,甚至主張「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也,非他人之廣東也,廣東為廣東人之廣東,非他人之廣東,視廣東人者為廣東之地主也」。這本書的研究範圍涵蓋了清朝道光年間一直到一九四零年代,從地方誌、民俗學、經學、語言學、民謠、戲曲、大眾小說,乃至於文化展覽等方方面面所呈現出的廣東文化論述,前引兩段看似離經叛道的言論,在這本書的材料當中,只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

但是千萬別把這本書,當成是坊間那許多地域文化通俗讀物的一本學術補充,更不要以為程美寶教授要在這裏聲揚一個和中原文化大不相同的廣東主體。程教授真正想要做到的,首先是要借着廣東的個案說明,所謂的地域文化絕非一個具有任何清晰界限的實質對象;它其實是一個不斷被構造出來,被述說出來的一則故事。而晚清以來,包括陳澧那番關於粵語的描述在內的各種廣東文化故事,與其說是要標榜「廣東民族」的殊異,倒不如說是為了要把廣東和國家拉得更加貼近。簡單的講,所有那些高談廣東文化的知識份子,到了最後都是為了促成更加一統的國家觀念。

且以陳澧那段至今仍然被人不斷引用的名言來說好了,仔細看,它的邏輯我們難道不會覺得十分熟悉嗎?沒錯,與操粵語者並列廣東三大語群的潮州人和客家人,在近代開始,也都很喜歡把自己的語言追溯到隋唐古音。從這類語言流變的痕跡,還可以進一步推出有名的「北人南移說」,附麗於梅關珠璣巷的傳說,廣東人不妨標榜自己才是五胡亂華年代南下避禍的最純種的漢人,北方各省居民反倒是蠻夷遺種。這類言論出現的背景,是因為在北方人看來,粵語、潮語和客語這三種語言都是很難理解,甚至十分難聽的「南蠻鳥語」,它們和它們所承載的風俗文化皆是在近代所謂的中原文化底下被歧視的對象。在民族主義開始形成,現代國家的觀念逐步興起的年代,這三個語群的文人和知識份子反擊偏見的辦法,並不是乾脆的另起爐灶,尋求自主認同;反而是利用語言等各種資源的重新描述,去訴說一個華夏文化和他們的深遠關係的故事。這個故事的主旨不是一個和國家文化截然不同的地域文化,卻是中國文化在地方上的完美體現。

往後退一步看,這本書還能夠為今天甚囂塵上的種種關於身份認同的討論帶來一個十分值得參考的視角。因為不管是「城邦論」,還是「愛國愛港」的大中華主義,這些說法都具備了一個非常近似的構造,就是追溯源頭,從歷史的資源證明一種身份認同的合理基礎。或者從隋唐古音和北人南移的傳說,去支持今天的香港人是和大陸人不同的純粹華夏文化繼承人的主張;又或者是從同一組傳說出發,力證香港絕對不可能自立於大中國之外的政治結論。幾乎一切圍繞着身份認同的言論,都帶有事實和規範等兩個部分,都試圖從你是個什麼人的事實,推導出你應當如何表現,如何行為,以及如何思考的結論。可能是你是個中國人,你就應該說普通話;也可能是由於你是個廣東人,你就應該說廣東話;甚至還有可能是由於你是個歷史遺民香港人,你就應該要說中州正韻廣東話。隋唐古音和北人南移這類講法,在此就起到了一個權充歷史事實的作用,不同的論者都相信這個事實自然會為我們帶來不同的身份認同主張。唸哲學的人,大概會關心你是個什麼人的事實,如何可能推出你應當如何做的規範式結論。但是在身為歷史學家的程美寶教授這裏,就連大家以為確定無疑的事實,也都成了一個有待探索的問題。不只是因為廣東只不過是一個行政區域的劃分,歷史上常常變動不居,由於行政界限的重新區劃,一個人的祖先可能是廣東人,可今天他自己忽然就不算是廣東人了。更重要的,是通常被我們相信的歷史事實,往往是我們為了達到某個目的所描述出來的故事。從這種角度來看,身份認同可能不是一個從事實推出規範結論的推導過程;而是一個因為我想當某種人,所以我才看到了某種事實的逆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