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0日星期日

梁文道:以後,醒目就是最偉大的道德

【蘋果日報】我不再知道應該相信誰了。假如林子健真的自編自導自演了一齣大戲,狠得下手,對準自己的大腿連釘幾十針,那他豈不成了香港政壇當中最勇武的漢子?整件「林子健被虜」疑案發展到這個地步,它對香港社會的傷害,其實已經遠遠超過原先大家所以為的「強力部門」跨境辦事,或者「黑勢力」自動為國效命了。因為各方為此產生的猜想和分歧,不再是簡單的是非之爭,而是更終極也更難化解的信心問題。事實不再稱王,唯有詮釋,以及詮釋背後的預設立場,才是真正最重要的東西。「林子健被虜」疑案是一個症狀,說明香港有病,並且病得很重。

特首選戰期間,兩個候選人都看到了這個問題,都說要為香港重建信任。然後新政府一上台,馬上就推出高鐵「一地兩檢」的方案來考驗大家的信心。請先不要急着用魯迅筆下的「一見短袖子」就要聯想到「私生子」的中國式想像,去把反對一地兩檢的人先打成反中央,然後再上升到萬惡港獨的層次。我們可以很心平氣和地來談一談說話究竟還算不算數這回事:為什麼上一任的政府官員可以說高鐵不必一地兩檢,現在的高官卻又誓言非一地兩檢不可?為什麼同一個人在當立法會議員的時候極力反對一地兩檢,今天坐在行政會議裏頭卻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呢?我們完全可以不碰一地兩檢是對還是錯的問題,只是像個剛學懂講道理的兒童一樣,追問為什麼你們昨天說的和今天不一樣。難道你要告訴我們,大人的世界很深奧,我們將來慢慢會學懂嗎?而家最緊要醒醒目目,唔好問咁多嘢。

香港人不是沒信任過體制權威,問題是這種信任似乎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虛擲。我還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草擬《基本法》,移民潮興的時候,有些人就說過這麼一句俏皮話:「有錢有辦法,冇錢《基本法》」。但大多數沒錢的人只能留下來相信《基本法》,以及早已成為歷史文件的《中英聯合聲明》。再到六四之後,又有人說「問你們香港人怕什麼,又叫你們相信共產黨的趙紫陽,他自己都倒台了。你還不怕?你還敢信?」。然而大多數人還是只能相信,留在這座城市,相信它至少有些東西是不會動搖的。接着是普選議題,先是不斷調後它的落實時間(也就是所謂的「循序漸進」),還累得親建制大黨修改黨綱;但他們還是要我們相信,相信他們的承諾是莊嚴的。沒想到後來他們乾脆修改普選的定義,使大家赫然發現當初信過的承諾原來和他們打算兌現出來的結果不一樣。你現在還想勸大家應該繼續相信下去嗎?還是說,是否真心相信不重要,要緊的是永遠裝出一個相信的樣子呢?

我們也相信過廉政公署,相信過律政司,相信過法院,相信香港的司法部門和相關體系至少是中立而公正的。但是為什麼同樣是衝進立法會,有的輕判了事,有的還要被律政司追究加刑?誠然,犯法就是犯法,就算有再美好的理由也得承擔責任。但是政府有必要在那十三名青年被判罰之後,仍然鍥而不捨,直把他們丟進大牢才算心甘嗎?

他們到底做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呢?也許一個開始關心新聞,正要接受良好公民教育的孩子會這麼問。我們該怎麼向他解釋?是告訴他,因為他們看不慣人家新界村民宅田被毀,太過多管閒事嗎?如果他更懂事一點,還知道新界有人倒泥頭到廢田破壞環境,而律政司從不上訴申請加刑;有人霸佔官地賺了大錢,律政司根本連提控都懶得提呢?如果他知道了政府放着一大片貴人專用的高爾夫球場不碰,看着黑勢力進村騷擾老弱不管,但卻專挑非原居民的家園來好好「發展」。他會不會問為什麼同樣犯法?有人一定沒事,有人就一定要重判?為什麼有些權貴可以為所欲為?而弱勢就只能任人魚肉?你不必回答,他自己長大慢慢就會明白:唔關你事嘅嘢,你就唔好多管閒事;有權有勢嘅人,總之你得罪唔起。

這種環境,正是我不少大陸朋友想要移民的理由,他們都說是為了下一代好。出國之後,孩子的數學會變得更厲害嗎?當然不是。他們所謂的為下一代好,無非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在這裏該怎麼教孩子做人。沒錯,學校一定會要我們關心他人,政府更是喜歡倡導大愛無疆。是的,老師會告訴學生公正的價值,官員也每天反覆吟誦用這兩個字造出來的句子。所以一個小孩當然曉得要幫助他人,關心弱者,有些時候更要路見不平,勇敢有為。那麼收集汶川地震遇難者名單,想要還亡魂一個清白,因而被判入獄的那些人算不算是關愛他人?為了爭取外地民工子弟就學權利,坐牢坐了四年才剛放出來的許志永,又算不算是為了公正而見義勇為呢?從扶助一個路邊跌倒的老人家,一直到為了大愛而被囚這條連續線上,我們應該把界劃在那一點上呢?愛要愛到什麼程度才叫做「破壞和諧發展」,才叫做「擾亂社會秩序」呢?於是沒多久,大家就都明白了,善良也得善良得響應號召,國家要你關懷的時候你關懷,國家要你愛到那個地步你就愛到那個地步。在這一切關於人性善良面的教育裏頭,最最要緊的莫過於知機,莫過於安全。在一切價值觀的教育裏頭,最最重要的莫過於風向,因為有時候,上一個領導推崇的價值未必符合現任領導的心意。

不必冒險,不必付出代價,不賠穩賺的愛,這樣的愛還能叫做愛嗎?也許可以。例如近日澳洲一列華人開車上街,抗議印度侵犯中國邊境,有的車子上還貼着「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標語。這些人當中有早已宣誓效忠澳大利亞,放棄中國國籍的移民。請注意,我從不認為移了民就不能真心誠意地說自己愛中國,我只是覺得他們這種愛國正是今日中國式的愛的象徵,沒有風險,不受霧霾侵擾,也不為醫病所苦,是種很隔離而且很安全的愛;一種知所進退,在充分計算過失利和獎賞之後得出來的愛。

我認識一位老大姐,她的愛叫她吃過了太多苦頭,一輩子坐過兩次政治牢,第一次是二十歲剛過,文革末期得了個參與「反革命集團」的罪名。後來這麼多年,儘管可以,她卻從沒想過移民,頂多是把孩子送出去上學而已。但她年紀也大了,近日終於提起想走的事,而且說到這念頭的時候還有點不好意思。她的理由我完全明白,無非是想在餘生多點自由,那甚至不是什麼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之類的東西,而是做一個正直的人的自由,就這麼簡單。所以我勸她:「大姐,你沒欠這個地方什麼了,想走就走,能走就走吧。後面就是我們這一代的事了」。(交稿之後,方知又有三位青年遭遇加刑。至此,我所記得的香港終於遠去。以後就是另一種版本的老香港要重新盛大出台的年月了。這種香港強調的是醒目和靈活,而且將來還得更進一步,連在所有價值觀和邏輯上頭都得醒目靈活。)

2017年8月13日星期日

梁文道:德里街頭上的印度(另一座首都之二)

【蘋果日報】德里的街道不宜步行,但卻適合人居,特別是在晚上。大馬路中間用來隔離兩邊對向車道的安全島,原來是座公共卧室,有許多人會睡在上面,無視身邊的車流和噪音,酷夏的蚊蟲,以及北印度陰寒的嚴冬。他們睡在這裏,不是因為他們的嗜好與別不同,而是因為他們無處可去。這些人可能被「開發」的需要驅離家園,遭到了印度版的拆遷;也可能是外地來的「民工」,負責這座印度首都看似永不休止的建築工程;又有些時候,他們兩者皆是,沒了自己的房子,但卻要修築其他人的房子。

瞭解到這一點之後,就能順道理解行道樹上懸掛的膠袋,和街邊房頂上那一堆堆防水布包裹到底是什麼了。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遊客一開始都以為那是垃圾,直到看見夜間棲身於公路和屋角的居民,這才明白它們原來是家當。那些袋子裏裝的是衣物和裝水用的瓶子,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居民晚上會從樹枝和遮蓋房頂的鐵板上頭把它們取下來,拿出他們要用的東西,天亮了再把它們裝好掛回去。整座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衣櫃和儲物間,公共和私人在這裏幾乎沒有界限。

難怪一位享譽國際的印度學者那年初訪中國,在被記者儀式性地問到他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時,會這麼回答:「我最驚訝的是中國的大城市為什麼會沒有貧民窟?街上為什麼看不見窮人?他們都到那裏去了?」當時一些網民覺得這個答案很好笑,他們自豪於中國和印度的差異,嘲刺印度首善之區的殘敗落後。但仔細想想,便會發現這種分別其實一點也不好笑。中國大都會裏的貧民都到那裏去了呢?

拉納·達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在他的《資本之都》裏頭還提供了一個更加讓人震驚的德里街景:

「讓這座城市運轉起來的那些人的建築同樣破敗,甚至更慘。比方說我現在開的這條路,最近拓寬了,兩旁一排排房屋的前面都在拓寬的過程中被拆掉了。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這段路看着就像戰區。衝擊力更強的是,每個開車經過的人都能看到:在被挖斷的房間裏,生活照舊。即使在較高的樓層,上面的人可能從地板斷裂的邊緣掉下來摔死,但房間裏仍然亮着燈,桌子靠牆放着,職員們打電話的時候,捂起耳朵隔離街上的噪音。卡車開過的風把牆上的日曆吹得翻起來;天花板上的電風扇攪動着汽車尾氣的煙霧」。

所以德里一點也不像北京,印度也和中國完全不同,其中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公權力的強度。每遇德里這種可怕的景觀(以及住在街上的人群),中國遊客往往都會忍不住問,政府在幹什麼?政府怎可能坐視一些民房被拆成一座大型的娃娃屋,讓人能在路上窺見內裏透明的家居生活?政府又怎麼可能任人霸佔城市的公共空間,將它們轉化為流動的旅舍?我知道有人還會因此把它歸罪到制度的選擇上頭。畢竟一下飛機,德里的英迪拉·甘地機場就以一面巨大的標語牌招呼來客,上面寫着:「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但先別着急,在路上多走一會兒,他們必然會注意到永遠堵塞的車道上頭有種似曾相識的古怪氣息。問題不在表面,交通擁堵,車子開不動,是很多地方常有的事;因此所引發的焦躁和憤怒,也絕非印度獨有。但在德里,那股不安的情緒簡直緊張到了戰場的級別,正正是我在北京時常聞到的氣味。拉納·達斯古普塔如此形容路面的情況:「這時身後響起了一片憤怒的喇叭聲,好像哀嚎着:燈綠了,綠燈的承諾卻沒有兌現,太糟糕了,我們一直都知道這世界會變成一個騙局」。為什麼他們會這麼焦慮?為什麼暴力似乎總是一觸即發(永遠有人在街頭吵架甚至動手)?大家到底在急什麼呢?

一個以色列來的心理學家曾經坐在拉納·達斯古普塔的身旁,目睹他們在車流當中遇到的景象,他說:「以色列有過大屠殺,但我們沒有這樣的行為。我們把那些經歷放在身後。我在這裏看到的是奴隸的行為。這是一種求生的模式。為什麼他們這麼害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為什麼?拉納·達斯古普塔認為,那是因為他們覺得:

「整個世界都在全盤否定他們,所以如果要過好日子,就需要不斷爭搶,篡改規則。每個人,包括我自己,用行賄和個人關係獲得自己需要的東西──簽證、駕駛證,快速了結關係、上學、邀請函。如果一座城市的生活看上去完全要靠社會地位,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權力、財富和關係網能讓生活輕鬆美好很多。學校和醫院的管理者很多時間都不是花在管理上,而是致力於關照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和他們的依附者,那些人叫囂着要獲得優先對待。在學校和醫院這樣的地方,整個系統都變得和道路交通一樣混亂不堪,但沒人想做一無所得的無名大眾。可能有人認為,像德里這樣一個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地方,會孕育出對民主的渴望,但事實不是這樣。德里人的幻想是封建式的。即使是那些幾乎沒有什麼社會權利的人,也非常尊重有權階級的特權。他們或許是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同樣享受那凌駕於法律或習俗之上的特權吧」。

2017年8月11日星期五

梁文道:和以前有些不一樣

【飲食男女】如果你在京都老鋪的圈子裏認識一兩個人,久了之後自然就會認識更多的人,同時聽說不少八卦。那些八卦傳聞乍聽之下,似乎不可思議,然而若是自己接着親身體證,便會發現原來圈內人的小道消息還真不能不信。

例如一家馳名日本,甚至全世界都曉得的頂級日式旅館。這間旅館不只是京都老店的代表,更是日式美學和服務水準的最高典範。從暑寒二時拖鞋的更換,純樸料理底下的紮實功底,找不出一丁點瑕疵的室內陳設,一直到一塊簡簡單單的浴室香皂,這家老店幾乎沒有一個細節不講究。偏偏就是這家近年頗受華人遊客歡迎,大家趨之若鶩的三百年老號,居然有圈內人說:「嗯,怎麼講呢?聽說他們最近好像和以前有些不一樣了」。在某些日本人那裏,「和以前有些不一樣」這個說法,就相當於「水準下降」,已經是個不算隱晦的嚴重指控了。而且說這些話的人臉色還不太對,就像是不好意思講破了別人家醜聞似的。

果然,它真的是不一樣了,而這種不一樣從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沒錯,其庭園造景依然心思細密,無論從房間內的那一個角度看去,都看不出絲毫破綻,看不到隔在竹欄後的冷氣機,也看不到隔壁房間的人影,只有一片初夏新綠,生機盎然。可是真正使得這家人名揚四海的,卻還不是這些你看得出來的細緻硬件(如果我們可以用「硬件」二字去形容樹木的裁剪,石上青苔的護養,以及吊掛畫軸的釘子的話),卻是照片裏無從辨其蹤影的「軟體」(也就是服務)。

所有的侍者當然還是客氣禮貌,待客恭敬。但從前住過這兒的客人自會發現,打從進門開始,便能感到這家旅館有些不一樣了。首先,在門外下車,擾攘一陣,直到你自己提着行李箱進門,這才有人出來招呼。這有問題嗎?有的。因為從前的他們有種特異功能,就算沒有男侍在門外灑掃,而且車子也還在十米開外,事先更沒說好幾點入住,不知怎的,一下子就會有人出來對着你笑意盈盈地鞠躬行禮,認定了你就是他們正在期待的客人。果然,你車子一停定,他們就上來開門(另外一人則搶去尾廂搬行李),並且初次見面就準確無誤地喊出了你的名字。

現在呢?你自己拖着行李走進了前門,他們就和尋常酒店似的,過來請教你貴姓大名。算了,你想這也許是這一行的常見情況,偶爾失準,在所難免。可是下一幕卻又讓你不得不思忖,莫非他們真的和從前不一樣了?因為這回進來打招呼的「女中」竟然不是去年那人(剛剛在玄關才看見她呀),於是甚麼喜好習慣都得在幾句閒聊裏頭有意無意地問起。這不禁令人懷念往日此處那些年紀較大,英文沒那麼,溫暖得像是好同學的媽媽,但舉止應對仍然恪守儀則的女中。那時候,初次接待過你的那人一定就是以後都還要跟着你的人。她見慣世面,於是你任何一個舉動和表情背後透露的信息,她都瞧在眼裏,然後默默地在你還沒提出任何要求的時候,就先行一步地滿足了你的需要。知道你是新客,甚至從未住過老派日式旅館,於是會柔和客氣,不傷你自尊地,教你如何穿好一套日式浴衣。如果是女客,她甚至會主動替你搭配,找來一件最配得上你膚色的衣服。如今這些年輕女孩,甚麼都做得很對,但就是少了這股難以言辭形容的體貼和氣度。

這是不是太過吹毛求疵?也許吧。可是這種等級的老店,之所以敢收那種價錢,之所以享有那麼高的名聲,靠的不就是這種看不見的,多出來的那麼一點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