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8日星期日

梁文道:魯什迪這個名字(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八)

「摩爾人的最後嘆息」(Suspiro del Moro)後來成了一個地名。這個地點,你現在還能在地圖上面找到,算是一處小有名氣的景點。而穆斯林西班牙的末代統治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於此再次回頭眺望家鄉格拉納達最後一眼,然後重重歎了一口氣的這則傳說,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整個伊斯蘭世界裏面,則都是一個吸引無窮想像、飽蘊意涵的象徵。「近代吉他之父」法蘭西斯科·泰雷加(Francisco de Asís Tárrega y Eixea)為此創作名曲《阿罕布拉宮的回憶》,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家阿拉貢(Louis Aragon)有一部小說叫作《癲狂的艾爾莎》,甚至遊戲《刺客信條》也都受到了它的影響。最近十幾年,它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還掀起了一股小小潮流。先是佛朗哥之後的西班牙開始重新擁抱被刻意遺忘了幾百年的遺產,許多北非穆斯林回到了格拉納達,在路邊的咖啡館擺起水煙攤,恰當裝點出這座當今旅遊產業重鎮的異國氣氛。然後是我們現在大家都熟悉的種種爭辯,是要在進一步的全球化呢?還是積極擁護那備受威脅的民族認同?萬一歐洲的土地上重新豎起了清真寺的圓頂和呼拜塔,那麼歐洲還算是歐洲嗎?有些人主張,歐洲人應該再度驅趕穆斯林移民,就像1492年1月2日天主教兩位偉大國王所做的事情一樣。另一邊,則有人佈道,新月旗幟應該重新插在古老城堡上的塔樓,榮耀征服者祖先的傳統。在這兩翼中間,還有一種聲音呢喃(也許是越來越微弱的一種聲音):或許,歐洲從來就不只是屬於某一種信仰的歐洲;或許,寬容與多元仍然是一種值得擁抱的美德;或許,獨斷和霸道根本就不是某一個宗教、某一隻族群的專利。

關於「摩爾人的最後嘆息」,最有名的一部創作,當是薩曼.魯什迪(Salman Rushdie)的《摩爾人的最後嘆息》。這位仍然在躲避暗殺的大作家,之所以要寫下這本其實並不算太過成功的小說,想來或也是命運的巧合。因為他家原本並不姓「魯什迪」,是他那信奉世俗主義的父親改了家族姓氏,因為他特別崇拜中古哲學大家伊本.魯世德(Abu al-Walid Muhammad ibn Ahmad ibn Rushd),也就是西方人所說的「阿威羅伊」(Averroes)。對哲學史和西方思想史不太熟悉的人而言,這可能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是我們大多數人一定曾經看過他的肖像,就在拉斐爾那幅著名的《雅典學院》裏頭。畫中左下角有一個抱着一本大書正在寫作的禿頂老者,他是畢達哥拉斯。而在他身後,有一個頭戴白方巾的阿拉伯人,也是這幅畫裏面唯一一個穆斯林,他就是伊本.魯世德了。他甚至還出現在但丁的《神曲》裏面,名在亞里士多德等偉大哲學家的行列,儘管但丁對他們頌揚備至,但可惜這群充滿智慧的先賢來不及認識耶穌,所以只好令人慨歎地長處地獄邊緣地帶。

《雅典學院》是拉斐爾受到教宗委託,原來要懸掛在「宗座宮」(教宗宮邸)的偉大作品,一位不信天主的異教徒,怎麼可能被堂而皇之的畫進這幅畫裏呢?其實這絕非一件離經叛道的怪事,拉菲爾在世的年代,正是文藝復興的最高潮。此前有兩三百年,歐洲文化人幾乎是如饑似渴地想從伊斯蘭世界裏面尋求學問與智慧之道,阿拉伯文在那段時期簡直就是知識的唯一語言,大量的數學、醫學、化學、煉金術、占星術以及天文學著作被翻譯成拉丁文。要找到這些著作,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翻過庇利牛斯山,前去西班牙的安達魯斯地區,當地不止有全歐洲藏書量最豐富的圖書館,每座城市也都有一群飽學之士,以及他們常常光顧的書店。當然,這股熱潮只局限在一小撮知識分子當中,兩大宗教文明對峙的基本格局還是不可動搖的。所以當原本由摩爾人控制的西維爾(Sevilla)在1248年淪陷於天主教軍隊之手的時候,對文化和學術沒有多大興趣,也沒有多大認識的將領,便很順理成章地把大清真寺的尖塔改造成了一座鐘樓。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原來由大數學家賈比爾.伊本.阿菲阿(Jabir Ibn Afiah)設計監建的這座尖塔,同時還是歐洲第一座天文臺。

伊本.魯世德出生在哥多華(Cordoba),可能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座裝了路燈的城市。他在安達魯斯相對寬容的學術風氣中成長,由於家族的地位崇高,所以自小受到第一流的阿拉伯上流社會教育,廣泛涉獵醫學、法學、神學、哲學,乃至於天文學。身為一個穆斯林,他不得不承認,神學與哲學都是通達真理的道路;但是他卻堅持哲學要比神學更加穩妥。在他備受爭議的眾多觀點當中,最可怕的是他居然認定世界的永恆存在。換句話說,他認為早在神創造天地之前,那個將要被創造的天地,其實就已經以某種形式在那兒了。世界不可能從虛無之中被創造出來,物質和時間都是永恆的,真主幹的事情無非就是讓整個過程開始運轉,並且透過普遍的自然律則去管理這個世界。如果想要弄清楚上蒼的意圖,就該透過哲學和科學去掌握那些自然律。這種觀點,歐洲人本來不應該覺得陌生,因為他的靈感就來自於亞里士多德。但是比起早已忘記了亞里士多德的歐洲人,阿拉伯世界這幾百年間所產生的思想家才算是古希臘智慧的真正傳人。正是伊本.魯世德詳盡周密的註釋重新打開了西方天主教徒的眼界,受他影響甚深的阿奎那甚至尊稱他為「詮釋者」。他對力學和自然律的理解,也影響了後來歐洲科學的進展。他反對從字面意義理解可蘭經以及先知的聖訓,推崇理性的論辯,是巴黎索邦大學哲學家終於打破神學霸權的間接助力。

薩曼.魯什迪的父親改換家族姓氏,便等於否定血脈和地方的身份局限,在印度和那位偉大的摩爾人之間搭起一道虛構的認同譜系。那個摩爾人違背了基督信仰、伊斯蘭和猶太教等三大一神教的根本教義,但又分別在它們中間埋下了內爆的種子。擁有這麼一個自選的姓氏,薩曼.魯什迪似乎是在他寫作生涯之前,就已經獲得了構造自身族譜的自由,出入諸種頑固信條的權力。

2018年7月1日星期日

梁文道:摩爾人的遠去(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七)

1492年1月2日,儘管是在南歐,但是清晨的天氣依然清冷。自從杜甫出生的前一年開始,一直到古騰堡印刷術開始流行,曾經統治西班牙長達八個多世紀的摩爾人最後王朝繼承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身着黑色天鵝絨長袍,來到了山城格拉納達城外一小片平地上,身邊是一小隊同樣穿着黑色衣服的侍從家眷。立馬站在他們對面的,則是來自西班牙兩大天主教王國的卡斯提爾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以及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旁邊簇擁一大批趾高氣揚的騎士和步兵。這麼多人擠在這一小塊地方,居然靜默無聲,全部的目光都集中在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身上。這個男人下了馬,走到兩位天主教國王跟前,微微鞠躬,低着頭伸出右手,手上是一把巨大的金色鑰匙。對面那邊來了一位侍者,接過鑰匙,把它遞給斐迪南二世,斐迪南二世再把它轉到伊麗莎白一世女王手上。然後摩爾人的國王說話了:「真主非常愛你,先生。這是把通往天堂的鑰匙,我和它裏面的一切,現在都屬於你了」。

後來,這是一個在歐洲繪畫和舞臺上曾經上演過無數遍的場景,但是它們幾乎都沒有捕捉到當時真正重要的細節。根據當年編年史家的記載,兩位天主教國王,以及他們身邊的騎士,穿的可不是歐洲人想像中的典型服裝,卻是一身織錦短袍,腰間還繫了一種叫做「marlotas」的絲綢寬帶,乃最正宗的摩爾人貴族服飾。為什麼奪取了摩爾人寶冠上最大珍珠的天主教神聖大軍頭領,反而要穿上一襲異教徒的服裝呢?這應該是一種政治表態,要讓終於投降的老對手,以及格拉納達城內的百姓知道,我們和你們其實沒有那麼不同。不止如此,按照習俗,獻城者本來該親吻征服者右手上的戒指,但是斐迪南二世和伊麗莎白一世全都拒絕跟從傳統,以免對方遭受更大的侮辱。他們甚至還答應了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從此封閉阿罕布拉宮那有名的「七重天之門」,不再讓任何人從此出入。

這其實不單是一種刻意展現寬大的政治表演,它還顯示出當年西班牙天主教徒面對摩爾人伊斯蘭文化的微妙態度。是的,對手是偽先知的跟隨者,註定要通向毀滅的道路。是的,對方在科技上的發展已經開始落後(尤其是關於軍事的技術)。但是自從800年前,他們就不能不承認,摩爾人是一群更加文明,更加有禮,更加懂得欣賞生命中美好事物的一種人。在歐洲天主教徒中的貴族還在宴席上公然吐痰擤鼻涕的時候,摩爾人就已經習慣在用餐之前,以一盤盛放着玫瑰花瓣的清水洗手。再看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口中的那座「天堂」──阿爾罕布拉宮,歐洲天主教徒何曾見過這麼美輪美奐的宮殿?宮中那座讓歐洲使節傳誦不斷的「獅園」,124根極盡靈巧,柱頭雕飾繁複得讓人眼花繚亂的柱子圍繞着整片方庭,劃出一小片純潔靜謐的神聖空間,方庭中心是12頭石獅子馱起一座噴泉,流水再向四方分別伸展出四條代表「樂園四河」的小渠。要是有這份福氣,在盛夏的下午,坐在柱廊的蔭底,聽着流水晶瑩迴響,看陽光在廊柱之間穿越變幻出無數的形狀,你可能會以為自己見證過了永恆。

早已習慣了摩爾人和猶太人存在的天主教國王,甚至還答應了對手,不強迫城中任何人改宗天主教,不逼他們為奴。當然後來他們毀約,是因為西歐那邊還有很多人不滿,覺得光是徹底趕走了穆斯林統治者還不夠。例如正在威脅天主教的馬丁路德,以及英格蘭最正義最純潔的湯瑪斯摩爾,他們都認為西班牙天主教國王既然自命是上帝在人間的利劍,就不應該容忍轄土之上還有任何異教徒的存在。正要爭取歐洲人的認同,又一心想要協助教宗重振天主教權威的斐迪南二世和伊麗莎白一世,就不能不跟隨輿論,違背自己曾經許下的諾言。於是便有了後來的宗教審判,先是要求猶太人和摩爾人放棄自己原來的信仰,皈依天主教,又或者在限期內流放逃亡。許多年之後,他們變本加厲,就連已經改宗,但是仍然保有猶太人和穆斯林姓氏的人,都得抓出來重新再審。有人說西班牙人喜歡吃火腿的風尚,可能就是這段時期培養起來的。因為當年他們會逼人吃豬肉,在可疑人家的門口懸吊火腿,好檢測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放棄了自己原來的信仰。

所以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這一走,就真是永別了。傳說在他離開的那一天,走到最後一處還能眺見家鄉的隘口時,回頭看了格拉納達最後一眼,然後重重地嘆了一口氣。這就是所謂的「摩爾人的最後嘆息」(Ultimo suspiro del Moro)了。

2018年6月24日星期日

梁文道:改變世界歷史的年份(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六)

1492年1月2日,哥倫布跟隨着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以及卡斯提爾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隊伍,踏進了摩爾人在歐洲的最後據點——格拉納達的城門,一舉頭,就看見了天主教王國的旗幟早已高懸在阿罕布拉宮的塔樓上。要再多等半年,他才能正式冠上「世界海洋上將」的御賜頭銜,出發尋找前往印度和中國的新航線。後來我們自然曉得,這一年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年份。有意思的是,當時的歐洲人也都如此相信,覺得上主必定在這一年顯示了大能。不過他們之所以認為這一年重要,可並不是為了看起來要不是個笨蛋就是個騙徒的哥倫布,而是天主教徒終於能在摩爾人手上成功「收復」了註定屬於他們的所有土地。

所謂「摩爾人」,在今天其實是一個內涵太過廣泛,因而沒有多大實質意義的名詞,它既指中世紀住在伊比利亞半島和歐洲其他地區如西西里島的穆斯林,也包括了撒哈拉沙漠周邊的居民;但它同時竟然也可以用在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斯里蘭卡和印度回教徒身上(所以當殖民地建築師在吉隆坡乃至於澳門的公共建築用上了一些帶有莫卧兒味道的裝飾時,他們還會管這種風格叫做「摩爾式風格」)。但是回到中世紀,對於歐洲基督徒而言,它很明顯就是個貶稱,主要指的就是在西地中海世界活躍的異教徒。

也難怪當年歐洲大陸其他地方的人都瞧不起西班牙,這本來就是個山丘起伏的窮鄉僻壤,遠離最熱鬧的東方貿易路線(也就是絲綢之路)。再加上來自北非的「摩爾人」曾經統治大半個伊比利亞半島達七世紀之久,使得這片土地上一大半人口是穆斯林和猶太人,清真寺的呼拜塔要比天主教堂的鐘樓還多,這又怎麼能算是純正的歐洲呢?根據劍橋大學專研中古西班牙史的歷史學教授Elizabeth Drayson,在去年出版的專著《The Moor's Last Stand》,那年頭西班牙的「宗教寬容」簡直能叫歐洲訪客反胃。就算沒有去過西班牙,大家說起它也都一定要皺眉頭。即便早已過了祖先那傳說中的黃金年代,宗教和族群之間的對立變得越來越嚴重。天主教王國會把猶太人和穆斯林當成奴隸使喚,摩爾人控制的地方也同樣會把天主教徒當成僕人,離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寬容」遠甚。不過它還是和歐洲大多數地區不一樣,這三種宗教到底都在此活下來了,並且勉強找到公開並存的方法。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卡斯提爾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以及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這對夫婦聯手推動的「收復失地」大業,對西班牙天主教徒來說,就變得格外重要了。那是一樁要向歐洲人爭取認同的神聖事業。要知道,曾經一度如烈火燃燒的十字軍運動早就衰敗得不成話了。而四十年前,1453年,如日方中的奧斯曼帝國更從基督徒手上取得了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歐洲天主教徒簡直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好在有西班牙人,憑着先進的作戰方法,以及從敵人那裏學來,但在技術上又更上一層樓的火炮武器,趁着西班牙摩爾人末代王朝內鬥不斷,衰萎凋蔽的時機,他們終於成功逼使敵人獻上了全歐洲最壯麗的城市格拉納達。這是天主教徒對君士坦丁堡淪陷的最佳回應,也是獻給教宗的最好禮物。收到這個消息之後,西歐各地紛紛舉行盛大的祭典,所有重要的主教座堂都奉獻了隆重的感恩彌撒。一時間,無數的詩歌被譜寫傳頌,廣場則有無數的話劇上演,主角全是西班牙天主教王室的英勇壯舉。西班牙人終於揚眉吐氣,他們的王室也總算成了歐洲的要角,他們甚至開始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在,在世界上承擔了建立神聖帝國的重大任務。於是在哥倫布之後的美洲征服運動當中,征服者的貪婪、狡獪,以及兇狠,全都冠上了榮耀的光環。消滅美洲大陸異教徒的帝國,殖民地的開拓,全是攻克格拉納達的合理延伸。

在當年歌頌西班牙偉大成就的那些英雄史詩裏面,有一個格外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伊比利亞半島上最後一個穆斯林統治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Abu Abdallah Muhammad XII,天主教徒用自己的拼音方法把它讀作Boabdil),「摩爾人最後嘆息」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