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日星期日

梁文道:無愛也記(身份的霸權之六)

【蘋果日報】我還記得,當年剛從台灣回到香港就學時的震撼。學校大門上頭沒有「禮義廉恥」四個大字(那曾是全台每間學校都必須謹從的『共同校訓』),校園裏頭看不到國旗(甚至連英國國旗都沒有,最多就是校旗而已),當然大家也不唱國歌(更不會有什麼官方的『港歌』,所以後來的《獅子山下》和《海闊天空》才會變成了民間港歌)。換句話說,「國家」不見了,一切國家體制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從一個「忠黨愛國」的華人社會,一下子跳進了一個把國家存在的痕跡抹得乾乾淨淨的另一個華人社會。這的確是歷史上可能再也不會出現的特例,因為我所知道的華人社會,全都不可避免地老早捲進了現代民族國家建造的工程之中。兩岸自不待言,彼時的新加坡也正朝向它建國大業的終點;而馬來西亞和印尼,它們的華人社會則步履艱辛地適應着各自的環境,學着當好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的國民。

香港?至少表面上卻是一片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景象。沒錯,它是英國的殖民地,從馬會到警察也全都冠上了「皇家」的名號。但到底什麼叫做「皇家」呀?我猜在我那一代人裏,沒有幾個人說得出現在的英國王室屬於那一個王朝。是的,每天晚上電視節目放完,是會有一段英國國歌;可我們大部份人對它的記憶卻是「個個揸住個兜」。英國的愛國歌曲《Rule, Britannia》,我們固然不懂;甚至「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這個國名的確切涵義,我們也都不一定搞得明白──它怎麼又會簡稱「英國」呢?所以當年我們這些英甲球迷總會時不時地埋怨,點解蘇格蘭、英格蘭同埋威爾士唔合組一隊出戰世界杯?

後來我們都曉得,英國人一直都在有意無意地培育一套本土意識,一套獨屬港人的身份認同。可事實上,它從來不敢搞得太過囂張。哪怕是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人人公認的「香港意識」萌芽期,它也還是不能放開手腳,公然將它變成一種建制化的國民身份。只要對比一下新加坡,我們就知道真正的政治身份認同締建是怎麼回事了。

我甚且懷疑全世界都很難找到幾個類似香港的例子。一座族群高度同質化、經濟發達、活力充沛的七百萬人大城,竟然過了幾十年乃至於一百五十年「國家」失蹤的日子,直到二十世紀末。要知道這一世紀可是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發展到最高峰的一百年呀。學理上的「國家」(State)當然存在,而且這部機器一直在精密地運轉;但它卻無意於讓我們投向任何一個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的懷抱。出於利益以及政治實際的計算,它不能讓我們認同一個政治社群意義上的中國,但又不想及不能令我們徹底否定意蘊更加廣闊的中國認同;它要保證我們不抗拒英國的管治,但又不要我們真的愛上英國,把它當成自家的祖國;它試着給我們一套與別不同的香港身份,可絕對不能冒上任其出軌獨立的風險。

當年十幾歲的我,自不曉得這整套管制策略的技藝與由來,可我還是被震動了。被它型塑的環境,為它手法末段的枝節震動。怎麼講呢?今天高談愛港和愛國的人或許是不知道,或許是忘了,那時候我們根本什麼都不愛,至少是可以什麼都不愛。不要誤會,你自然可以愛中國,可以愛香港,又或者很另類地愛上英國;但那種愛絕不是一種政治乃至於道德上的義務。那時候,一個公眾人物可能比較敢大聲宣佈「我不愛香港」又或者「我不愛中國」,人家頂多白眼,但不會想到要磚瓦齊丟地把你砸死。相反地,你敢在大陸和台灣幹同樣的事嗎?過去不能,現在一樣不能。因為愛,原是現代民族國家身份認同的核心,國家不只想方設法地要讓你愛上它,而且還要把這份愛變成社群成員的最高義務。愛的對象容或隨局勢有變,但那種愛的地位,以及它和社群中每一個成員的關係,則是始終如一。所以台灣才能從三十年前的「愛中國」輕輕巧巧地滑移到現在的「愛台灣」,他們愛的東西好像不一樣了,但那股愛卻日見熾烈。

我還記得,在台灣上小學的時候,偶爾我們會在課堂上談到一些「忠孝兩難全」的故事。然後我們會被鼓勵思考,究竟忠和孝誰比較大。面對關鍵時刻,例如鄭成功收到了滿清恐嚇,是要投降歸順,還是看着他爹鄭芝龍受死;換了是我,我該怎樣抉擇?通常老師不一定會逼着我們選忠,但我們都感受到了大環境大氛圍的作用,知道鄭成功之所以是英烈之所以是古今之完人,恰恰是因為他最後走上了較為正確的那條道路。國家喜歡這類故事,因為它們能迫使我們漸漸接受一套價值的序列,一套愛的序列。在一切價值當中,唯忠至上;在一切的愛裏頭,愛國是最大的大愛。所以民族國家便和宗教一樣,樂於宣揚烈士犧牲的故事。唯一的分別僅在於宗教會預許一個彼世的樂園,而為國家犧牲則換得了此世同胞的幸福與尊崇。正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愛國故,兩者皆可拋。

愛的序列,其實也就是身份的價值序列。忠孝之辯,就是國民身份和子女身份那一個排得更高的問題。這類故事本身無害,甚至還很有哲學意義,頗能促進我人思考的能力。可是它們太過「離地」,沒有多少常識上的意義,因為我們大部份正常人都不會碰上鄭成功的處境,所以這類故事過去往往只為士子所備,不及於百姓。就像那個經典難題:你的太太和母親都不會游泳,兩個人同時掉進海裏,你是先救老婆呢?還是先救老媽?到底是丈夫這個身份要緊,還是兒子的身份可貴?這個問題我們誰都聽過,但有誰真的在現實中遇見過呢?我想說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處在各式各樣的關係當中,也都擁有各種不同的身份,它們全都各有不同的意義與價值。在日常生活裏頭,要是這些關係和身份的要求與責任發生衝突,我們往往得靠着實踐智慧在其中巧妙調協,挪移衡沖。沒有多少人會先抽象地想像所有可能,再硬生生地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身份與角色之間分個高下,然後將思考結果付諸應用。

如果你的情人一天到晚纏着你,硬是要你為這個墜海選擇題表態;請容我坦白,我懷疑他多半有些不尋常。同樣地,假如一個國家總是讓國民陷進要不是出賣朋友、出賣家人、出賣伴侶,否則就是出賣國家和人民的困境的話,那麼這個局面也一定不是個正常的政治局面。僅管如此,國家卻還是願意我們在正常狀態下慢慢接受一套不正常的價值與身份的序列;而在這套序列當中它總是排在最前面。

又由於這種愛總是優先,所以就會出現一些你從其他角度很難理解的情況。再以我曾深深愛過的台灣為例,近年着實出了不少叫好叫座的電影,可當中有些作品受歡迎的程度,卻真是令我納悶。明明有着嚴重缺陷,但論者幾乎視而不見,照樣拍手點讚。這是為什麼呢?在我看來,那就只是為了愛。因為它們對台灣「念真情」,看起來它們真的很愛台灣。正如台灣學者郭力昕在〈台灣符號、政治維穩、與國族性格──如此《看見台灣》〉一文裏所說的「『濫情』是台灣民眾終於能超越藍綠政治的最大公約數和救贖……;台灣認同的符號,甚至可以是那些令人『哀愁』的,被破壞了的土地。無論美麗、哀愁或醜陋,都可一體擁抱,認同。愛。」有趣的是,那幾部電影在香港得到的評論也都很正面。會不會是因為我們最近流行愛香港,乃至於愛屋及烏,也很愛台灣人那麼地愛台灣呢?近年的哈台熱,我猜,其中是否也包含了如此一種羨慕,羨慕台灣人對本土的那陣情熱?

扯遠了,說回我那年回到香港的感受吧。那就是種一下子被免去了重重義務枷鎖,卻也同時被抽走了你曾十分寶貴的熱情的狀態;不再被人要求去愛,但同時又沒有東西可愛──沒有一個必須接受的政治認同。我覺得自由了,被解放了,但也自由得十分漂浮。這就是我所經歷過的香港,一個國家不現身,身份不排隊的香港。

2015年2月24日星期二

梁文道:倖存者的感慨(飢渴二之二)

【飲食男女】二十幾年前,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好年頭,今天讓人懷念的八十年代,也是我剛開始親身接觸大陸的時候。那時搭火車也好,長途大巴也好,人家只要知道我從香港過來,就一定要拉着我問長問短,同時傾訴那幾年他們目睹的中國變化。說到變化,那就必得「憶苦思甜」,痛陳六、七十年的昏暗和恐怖,欣慰目前的安定和富足(至少是相對的富足)。其中一句常常從不同人嘴裏的話是:「共產黨還是不容易呀,養活餵飽這十億人,鄧小平真了不起」。

年少的我,自是不以為然。不讓人民餓死,就要誇為政者英明了嗎?這要求也未免太低了吧。中國百姓果然很好管得很。年歲漸老,閱歷稍長,儘管我依舊不能接受這句話的政治涵義,可我後來卻能同情這類感慨背後的心情與經歷了。因為吃飽,確實是件天大的事。一個不愁吃穿,如我這般幸運的香港青年,當時實在難以體會那些遭過饑荒折磨,滿臉風霜的面孔後頭,藏了多少不堪回首的往事。極度的飢渴,能夠把人打回到非人的狀態。那句話,原是一群捱過了非人世界的倖存者的衷心話,我可以不同意它對政府認可的輕易,卻不能不接受它所承載的重量。

非人,正是普里默•萊維《滅頂與生還》這本集中營見證的主題。裏頭有一個關於飢渴的小故事,我一直都忘不了。

「飢餓讓人筋疲力盡,而口渴讓人憤怒。在那些天,它日日夜夜地陪伴着我們:在白天,工地的秩序變了一團混亂的殘垣斷壁;到晚上,睡覺的棚屋並不透風,我們大口呼吸着早已呼吸了上百次的空氣」。在這情形下,飢渴到頭昏的普里默•萊維有一天意外發現了一截地下室瓦礫當中的破水管,趁着沒人注意,他設法讓它流出水滴。他說:「我躺在地板上,用嘴接着龍頭,沒再嘗試把它開得更大。這是水,被太陽曬得有些微熱,沒有味道,可能是蒸餾水或冷凝水。無論如何,一份快樂」。

問題是接下來該怎麼處理這個叫人驚喜的意外發現。是告訴整個小隊,讓大家分享?還是自己馬上喝光管子裏剩下的水呢?普里默•萊維選擇中庸,把秘密告訴給一個最親密的夥伴——阿爾佩托,一起偷偷摸摸地飲盡那一點點老水管中的剩水。

「當我們列隊走回集中營的時候,我看到了我身邊的達尼埃爾。他身上沾滿了水泥灰塵,嘴唇乾裂,眼睛冒火。我感到自責,與阿爾佩托交換了一下眼神。我們立刻明白了彼此的想法,希望沒有人看到過我們。但達尼埃爾看到了我們在牆邊鬼鬼祟祟地仰臥在瓦礫堆中,已經有所懷疑,而現在更猜到了甚麼。幾年過去了,解放後,在白俄羅斯,他簡短地問我,『為甚麼是你們倆而不是我』?平民的道德標準再次出現在我們之間」。

記起往事,普里默•萊維覺得羞愧難當,形容那股羞愧「具體、沉重而持久」。可要是換了我,活在那樣的情境底下,我又會怎麼做呢?一管剩水,一小塊麵包碎,我會不顧一切地自己吞掉?還是像一個人那樣,將它分享開去?沒有受到那種考驗,我真的不敢大話。

「達尼埃爾已經去世了,在作為倖存者的聚會中,我們有着兄弟般的友愛,但那次忽略夥伴的罪惡,那杯未被分享的水,橫亘在我們之間。顯然易見,雖未明說,卻仍可察覺並且代價高昂」。

2015年2月22日星期日

梁文道:沒有中國的中文(身份的霸權之五)

【蘋果日報】香港和新加坡曾經是對非常相似的英國殖民據點。可大戰之後,新加坡先是加入馬來西亞,隨後獨立;而香港則沒有跟上當年解殖的浪潮,繼續留在帝國的版圖之內,直到九七。今天再看這兩座城市,特別是其居民的身份認同,我們一定會覺得奇怪,他們怎麼會發展出如此不同的面貌。幾十年前,新加坡還有像陳嘉庚先生這樣的人物,不只耗盡心思地在老家籌建廈門大學,更為了中國的抗戰傾家蕩產。今天,新加坡人對中國還會懷抱這麼大的熱情嗎?

二戰結束之後,英殖政府在這兩地面對的其中一個困難,就是怎麼應付一大批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華人。尤其華文學校,它們簡直就是國共鬥爭的海外延伸。針對這個問題,台灣學者黃庭康寫了一部非常精采的《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

根據他的分析,新加坡的做法基本上就和所有前殖民地類似,那就是漸漸塑造一個獨立的新加坡認同。英殖政府一開始是強壓華文學校,效果不彰,後來的新加坡政府便聰明地改採吸納策略,一方面以「英化」(英文教育)抽空「華化」,另一面則逐步調整課程,使得修習華文的學生不會順便愛上中國。新加坡的手段,有兩個重要前提,一是他們要考慮馬來西亞的反應,怕他們接受不了大門外立着一個認同中國的華人國家;二是新加坡華人雖多,但到底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馬來人和印度人,實施英化教育可謂名正言順。

香港就不同了,它不可能獨立,短期內也還不知道它最終的命運。它連接大陸,幾乎百分百地由華人構成,所以也難以徹底切割香港居民和中國的關係。更何況北京一直堅持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港英政府「既不能公然推動以香港為中心的意識,也無法激發人民對殖民地的強烈歸屬感和使命感」。但反過來,為了統治的穩定,「英國人需要透過『去國族化』──也就是避免香港居民認同這兩個中國政府──以鞏固殖民政權」(『兩個中國政府』指的是台北和北京這兩個敵對勢力)。

換句話說,港英既不可能為港人設計一套以獨立為目標的身份認同建設方案,也不能讓這幾百萬華人認同中國。至於認同英國,那就更不必說了,依照英國殖民傳統,它根本從來都不在選項之內。那它該怎麼辦呢?尤其是華文和中國史地的教育,這些科目向來是所有政府趁機推動國民教育的大好工具,以語文發現祖國文化的美好,以史地認識祖國江山以及它的輝煌道路,舉世無一例外。你該如何去教一群華人學生中文,卻又不讓他們產生太過強烈的民族自豪?又該怎樣教他們中國歷史,但又不讓他們感受到兩岸政府都很強調的那種「百年國恥」?更麻煩的是你甚至還不能公然教導孩子,說他們不是中國人;儘管你不想他們太把自己當成中國人。

於是一套非常特殊的港式教育就出爐了,黃庭康特別提到1952年成立的「中文學科委員會」,認為它的任務是「修改──而不是移除──官方課程的中國文化元素」。這個手術的作用,就是不消除學生的中國認同,但卻要使他們產生不一樣的中國認同,一種迥異於兩岸,可又不礙殖民統治的中國認同。這個委員會在它的報告裏頭指出:「香港學校的國語、中國文學、與中國歷史課程在過去都是緊緊追隨中國教育的大方向,培養出『自大與頑固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為了掃除民族主義的偏差,委員會建議切斷中港兩地課程的連繫,又提議把香港中文學科教育的重點轉為培養學生的母語表達及了解與欣賞中國思想、文學與傳統的能力。」

有趣的是,它不只不打算使學生失去中國認同,甚至還想讓學生做「更好的中國人」。黃庭康特別引述了以下兩段「中文學科委員會」報告書裏的文字:

「華人學生在精通他們的語言、文學與歷史後應該進一步以此為基礎進行東西方思想和語言的比較研究。唯有如此,新一代的香港人才能夠更像中國人,意識到自己的文化同時具備自由、平衡和國際的視野」。

「清朝之前,中國的弱點是自大。然而滿清統治結束以來,中國則承受一種自卑的複雜情緒,傾向模仿他人而忘了自身的長處與優點。因此,我們向新一代華人講授中國歷史的目的是要他們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優點;重建自信與自尊,以去除自卑的複雜情緒……」。

驟眼看去,這兩段話一點問題也沒有,尤其第二段,簡直完全符合當前中國政府所倡言的「文化自信」。但放回歷史脈絡,便能知道它在政治上的微妙涵義了。首先,它完全不碰「國恥」這個觀念,而「國恥」恰恰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最核心的情緒元素,無論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都以它為號召和柱石。避談國恥,不只是為了迴避港英殖民由來的尷尬,更是為了讓學子免疫於民族主義的魔力。另外,當時的中國雖然離文革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清算國史和「舊社會」遺產的路向已定,此時強調「中國文化的優點,重建自信與自尊」,無異於在政治宣傳上打對台。

「中文學科委員會」的思路在某程度上其實離前港督金文泰不遠,都是想以華制華,透過中國文化的教育來應付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果然,它就和金文泰一樣,主張在學校課程裏頭逐年提高文言文的比例。在金文泰的年代,這是為了對抗主張白話文的五四運動,因為這個文字改革運動的另一面就是民族主義運動。現在,它是要「跟強調白話文以及採用簡體字的中國大陸」區隔出來。果然,在隨後的中文中學會考方案之中,五四被呈現為一項文學改革運動。

總而言之,港英政府的中國文化教育策略,就是想「把課程主題去感情化(desentimentalized),把『中國』──一個國民黨及共產黨都希望年輕人熱愛並效忠的祖國──轉變成一個外在的純知識性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