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9日星期日

梁文道:Me too的後遺症?

過去一個星期的中國輿論實在熱鬧,先有問題疫苗,後有「me too」運動的持續發酵,真叫人目不暇給。這兩件事情表面上看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我有一些朋友就是覺得二者之間的關係並不簡單。為什麼疫苗事件正在閙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會忽然殺出一批女子訴說自己當年被人侵犯的經驗呢?而且她們控訴的還都不是一般人,卻是一些公益圈子裏面的領袖人物,以及深具自由派色彩的公共知識分子。莫非這是為了轉移視線?一方面替當局減緩壓力,另一方面則協助抹黑本來就已經很夠黑了的「公知」和自由派,讓目光如炬的老百姓看清楚這批平常一天到晚喊着自由人權,批判政府不遺餘力的壞蛋真面目。

活在這個國度,我們本能相信陰謀論。你看,前幾天《環球時報》的胡錫進才公開把疫苗問題說成是輿情控制和引導的問題,果然輿情就開始被人引導和控制了。但問題是轉移焦點作為一種危機公關的處理手法,一般而言,那個被拿出來轉移焦點的問題,應該得是一個比較能刺激眼球,而且又比較次要的問題才行。一個人要是被人懷疑他偷東西,照常理講,他應該不會高喊:「你們都搞錯了,我沒有偷東西,我只是殺過人而已」。所以我們可以很合理地追問,比起有問題的疫苗,性騷擾究竟算不算是一件較次要的事?按照聯合國婦女署去年公佈的統計,全球一共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婦女遭遇過身體或性暴力;也就是說幾乎每三個女性當中,就有一個遭遇過這種不幸。假如這都不叫「嚴重」,我就真不知道什麼才叫做「嚴重」了。除非中國的女權狀況遠遠好過全球平均,我們可以很有信心地說中國的性騷擾問題一點都不普遍,否則這還真不比疫苗問題次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話)。

當然,我完全能夠理解一般中國知識分子的常見心態,關懷家國天下,尤其關心政治制度的走向。對很多人來講,疫苗問題的矛頭,指向的是政府權力;但性騷擾呢?在很多人看來,卻不是那麼「政治化」的一件事,它不過是一堆道德渣男私人品德的敗壞,一群不幸女子的個別遭遇罷了。再說下去,我們就會碰到一個左派從前最愛討論的老話題的新翻版了。以前他們爭辯性別剝削和階級剝削,到底哪一種矛盾比較優先;我們今天是不是也該來談談(狹義的)政治問題和性別問題到底哪一個比較重要呢?簡化而粗暴地說,從前男性為主的老左派解決這類問題的方法,就是先承認性別剝削的嚴重,然後想辦法把性別矛盾吸納到階級矛盾底下,鼓勵大家把槍口全都指向萬惡的資本主義,許諾只要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則不止階級剝削迎刃而解,便連性別剝削也都能順帶解除。我們現在是不是也能夠這麼說,性侵犯在現在這種權利體系底下尤其惡劣,所以讓你孩子打了無效疫苗的兇手,和將來要侵犯她的壞蛋,其實都是同一個窩裏長出來的呢?

好在當知識分子還在爭論的時候,現實已經自動替大家給出了答案。這場號稱要被拿來轉移視線的「me too」運動,在互聯網上出生還不到兩天,便已經被大規模地刪除消音,各種徵集舉報的公告行動一一退場。相比之下,國家領導人允諾要給大家一個交代的疫苗問題,雖然也難免在某些方面發生斷手斷腳的殘缺,但至少還算健在。沒錯,「me too」好像起到了點轉移作用,因為針對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和媒體人的那些評論都還在網上熱傳。但是號稱代表國家形象,每年在春節聯歡晚會上面恭賀13億人民新年快樂的央視主持人呢,和他有關的報導則被刪得一乾二淨。這麼精準的輿論調控恰恰說明,他們是真想大家認定自由派知識分子不是好人;但同時「me too」又還真是觸碰到了國家體制最敏感的部分,這個問題似乎也是個政治問題。於是我就看不懂了,政府為什麼偏偏要得罪一半以上的中國人口?過去兩三年來,不斷打壓各種女權運動,我還能夠把它看作是面對任何社會力量集結的本能反應。但是性騷擾?這對眾多女性而言,這可是一個最實在不過的,幾乎是日日發生的傷害和侮辱。你為什麼要主動站在她們的對立面,選擇了兇手那一邊,把男權和政權二合為一?

儘管如此,知識分子還是要自己繼續吵架,甚至因此分裂。不論男女,這個圈子裏我絕大部分的朋友都堅決反對性騷擾的溫床繼續存在。但是其中有一些人害怕「me too」運動會發生誤傷,壞了無辜者的清白;另一些人則認為這種運動就不應該計算代價,就算有誤傷,比起最終能夠獲得的益處也不足為道。老實說,看着朋友為此吵架,我的心情也很複雜,因為我從來都是一個騎牆派,既不願意大家為了微小的意見不同而產生根本的立場分歧,也常常覺得兩邊好像都說的有理。在這種種飛來飛去的口水劍當中,我唯一比較不能接受的,大概就是過度相信輿論的市場機制會讓清者自清,能讓事實自動浮現的這種想法。根據我對互聯網輿論環境近二十年來的片面觀察,勉強可以總結出一個規律,那就是澄清事實的言論,永遠鬥不過無意的中傷和特意的抹黑,這就是為什麼娛樂圈中有人愛搞負面公關戰的理由了。明星A的團隊要是想刻意鬥倒對手明星B,最好的辦法就是主動在網上散佈一些謠言,讓大家一陣熱鬧,搞得對手灰頭土臉。當然事實就是事實,明星B的團隊最後或許可以拿事實出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可是人性如此,我們就是喜歡看人家的壞話,不愛看人家原來無罪的真相,因為後者太過無趣;壞話總是要比對於壞話的澄清傳播得更遠、更有力。換句話說,這是個誰先動手誰就贏的時代。所以我只能夠期待,要是這場「me too」運動還能繼續下去的話,在帶來一切它所能夠帶來的美好之餘,參與其間的人(甚至是在一邊湊熱鬧的網民)也都能夠慢慢學習,逐漸摸索出一套適應這個網絡環境的合理規範。但我算不算是想得太多了呢?

2018年7月22日星期日

梁文道:摩爾人的最後嘆息

《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主角「摩爾人」,在橄欖樹叢當中終於倒下之前,看見了暮光下屹立遠山的阿罕布拉宮:「歐洲的紅色城堡,德里的與阿格拉的城堡的姐妹,互相交織的圖形與秘密智慧,遊樂庭院與泉水花園的宮殿,一種失去了的可能性的紀念碑;它在自己的征服者早就倒下之後,仍然聳立着,就像是一段失去了的但最甜蜜的愛情的訌詞,那延續得超越了失敗的愛情,超越了毀滅,超越了絕望;那被打敗的愛比打敗它的東西更偉大;我們最深刻的需求,我們對同一流動的需求,給疆界畫上界限的需求,丟掉自我邊界的需求」。然後他以為自己就像所有偉大傳說中的主角一樣(有如一個沉睡美人躺在玻璃棺材之中,等待一位王子把她吻醒),閤上了他的眼睛,並且期待:「等我恢復了精神,歡欣鼓舞的時候,已經到了一個更美好的時代」。

更美好的時代?這個世界真的會好嗎?

正如所有受到「摩爾人的最後的嘆息」這個傳說所啟發的作品一樣,魯什迪的《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也是一闋輓歌,吟唱曾經多元甚至雜種的世界。這個故事的主角「摩爾人」有一個非常複雜的家譜,他的父親是印度科欽的猶太人,祖上可能是當年逃離安達魯西亞的難民,據說甚至擁有摩爾人最後王朝繼承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的血脈。他的母親是龐大香料貿易家族的繼承人,遠祖可能是當年第一位從歐洲航海到印度的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摩爾人」出生在印度獨立之後的第七年,他父母的婚姻則是當年印度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的非法結合。那個時期的印度,特別是那個時期的孟買(小說情節的主要場景),擁抱世俗,擁抱多元,相信過社會主義,相信過通俗版本全球化世界的到來。在這樣的時代背景,這個來歷不明,譜系充滿了傳說與空隙的混血家庭,到達了他們歷史上的最高𥧌。「摩爾人」的父親是印度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掌控了整座孟買城的秩序;他的母親則是印度最偉大的藝術家,而且魅力非凡,上流社會的漩渦核心。當然,有如任何寶萊塢豪門肥皂劇的劇情,這個家族終於得頹敗瓦解。而其中一個顛覆這座大廈地基的動力,是一股由一個無賴惡棍所主導的新興民粹主義勢力。這股力量期待一個血統更純正的印度,一個「屬於真正印度教徒的印度」,一個在印度教中幾萬名神祇當中獨尊濕婆的印度。

這種劇情,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從當年摩爾人控制的安達魯西亞的陷落,一直到今天的印度、美國、英國、法國、中國、以色列,土耳其、「伊斯蘭國」,甚至是香港,同樣的戲碼從來不曾中斷;曾經備受稱頌的多元與寬容,必然要被純正的統一取代;在街頭上磨練出來的實際與機巧,必然要受到神聖教條的碾壓。《摩爾人的最後嘆息》是魯什迪在《撒旦詩篇》之後的第一部小說,在上一本書替他惹來殺身之禍的處境底下,當年仍然躲在暗處的魯什迪,恐怕是要寫一本頌讚多元和世俗,痛斥各種宗教和意識形態狂熱的作品。用自己的筆去回應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大阿亞圖拉」霍梅尼發出的全球追殺令。

然而,《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並沒有那麼簡單。魯什迪似乎總有一種生怕別人簡化他的擔憂,常常忍不住在自己本來就已經很繁複的敍述裏面製造更多的線索和黑洞,好鼓勵讀者自行衍生出更多解讀的線索。《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所以不算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在於它生硬地被蒙上了好幾層的類比。例如在第一章開頭五頁不到的空間裏,「摩爾人」臨終前逃亡的那段經歷,便被魯什迪以最鮮明不過的提示,比喻作耶穌被釘在十字架前的苦道,馬丁路德在教堂大門頂上的論綱,《失樂園》中光明天使路西法的墮落,《神曲》裏但丁迷路走進的「幽暗森林」;當然,還有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回眺阿罕布拉宮的那一聲嘆息。所以你說他是要諷刺什麼?譴責什麼嗎?他的文本總是可以替反駁提出充份的證據。不過,對於覺得被文學冒犯的人而言,這都只不過是故布迷陣的障眼法罷了。所以這本書在印度曾經禁止出版,就因為印度政府覺得自己被它冒犯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感激這本書留下的重要提醒。那就是所謂的「多元」和「混雜」(一度流行的「後殖民主義」關鍵詞),確實也不是什麼好種。「摩爾人」的家族故事滿是欺詐、亂倫、爭產、強暴,和謀殺。他的父親是個成功商人,但那每一座燦爛奪目的摩天大樓底下,都是裝扮成嬰兒爽身粉的毒品,人口市場上待價而沽的雛妓。「摩爾人」的母親是個成功的藝術家,但那畫出了印度過去與未來的激情作品背後,卻是一個極度自我中心的冷酷靈魂(她的大女兒在生命幾乎走到盡頭的時候,唯一的寄望就是曾經的丈夫浪子回頭;可是這個當媽媽的,竟在這當兒施展魔力來誘惑那個沒出息女婿。不為什麼,只是因為「我忍不住本能」。好比忍不住要螫青蛙的蝎子)。「多元」和「混雜」,原是一對吞食自己子女的父母,能夠讓他們成功的基因,也能夠叫他們自毀。

「摩爾人」本人也是一個怪胎(莫非是混血過多的詛咒?),只在母親的子宮當中呆了四個月,天生身體成長速度驚人,十幾歲的時候就有一副三十多歲的身軀,但心智卻還停留在少年階段;所以最後他才三十幾歲,看起來便已是個七十幾歲的垂死老人。他還左手殘疾,指掌沒有分化,長成一個肉球。所以他性格內向,心靈永遠適應不了肉身所處的世界現實。他那只在畫作裏面表達出對他真愛的母親把他逐出家門,他那嚴肅但又溫和的父親則設計讓他成為殺掉自己事業對手的逃犯。他這充斥了陰謀與暴力的不幸一生,只有一段真正讓他感到自己也能認真活着的愛情。可他愛的那個人,烏瑪,卻幾乎不能算是一個真人。任何對於「多元」和「混雜」的挑戰,幾乎都離不開一個簡單的問題,那就是你到底是誰?你到底相信什麼?你屬於哪一個宗教?哪一個民族?擁抱多元的人總會感到這類問題的答案沒有那麼簡單,甚或根本不關心這類問題。而所謂的教條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信徒,以及狂熱的基本教義派,對於這類問題卻總是擁有非常堅定的答案。烏瑪可以說是這本書裏多元主義的極端典範,因為她根本誰都不是。最精明的巨富覺得她是一個很有生意頭腦的可造之材,最熱血的左派社會運動家會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可信的同志,最虔誠的信徒覺得她有一顆必將獲救的純淨心靈,最放蕩的性愛獵人會覺得她是一個可貴的床上伴侶。她不斷變色,是一面在任何人眼前都能浮現出對方最理想相貌的鏡子,是一卷不斷被重新塗寫,乃至於再也辨察不出原始文字的羊皮書卷。這段愛情,自然也只能悲劇結局。在我看來,《摩爾人的最後嘆息》寫到這一段,其實就已經可以結束了,因為這才是多元主義最可哀的下場;面對世界的右轉,原來它並沒有答案。

2018年7月8日星期日

梁文道:魯什迪這個名字(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八)

「摩爾人的最後嘆息」(Suspiro del Moro)後來成了一個地名。這個地點,你現在還能在地圖上面找到,算是一處小有名氣的景點。而穆斯林西班牙的末代統治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於此再次回頭眺望家鄉格拉納達最後一眼,然後重重歎了一口氣的這則傳說,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整個伊斯蘭世界裏面,則都是一個吸引無窮想像、飽蘊意涵的象徵。「近代吉他之父」法蘭西斯科·泰雷加(Francisco de Asís Tárrega y Eixea)為此創作名曲《阿罕布拉宮的回憶》,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家阿拉貢(Louis Aragon)有一部小說叫作《癲狂的艾爾莎》,甚至遊戲《刺客信條》也都受到了它的影響。最近十幾年,它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還掀起了一股小小潮流。先是佛朗哥之後的西班牙開始重新擁抱被刻意遺忘了幾百年的遺產,許多北非穆斯林回到了格拉納達,在路邊的咖啡館擺起水煙攤,恰當裝點出這座當今旅遊產業重鎮的異國氣氛。然後是我們現在大家都熟悉的種種爭辯,是要在進一步的全球化呢?還是積極擁護那備受威脅的民族認同?萬一歐洲的土地上重新豎起了清真寺的圓頂和呼拜塔,那麼歐洲還算是歐洲嗎?有些人主張,歐洲人應該再度驅趕穆斯林移民,就像1492年1月2日天主教兩位偉大國王所做的事情一樣。另一邊,則有人佈道,新月旗幟應該重新插在古老城堡上的塔樓,榮耀征服者祖先的傳統。在這兩翼中間,還有一種聲音呢喃(也許是越來越微弱的一種聲音):或許,歐洲從來就不只是屬於某一種信仰的歐洲;或許,寬容與多元仍然是一種值得擁抱的美德;或許,獨斷和霸道根本就不是某一個宗教、某一隻族群的專利。

關於「摩爾人的最後嘆息」,最有名的一部創作,當是薩曼.魯什迪(Salman Rushdie)的《摩爾人的最後嘆息》。這位仍然在躲避暗殺的大作家,之所以要寫下這本其實並不算太過成功的小說,想來或也是命運的巧合。因為他家原本並不姓「魯什迪」,是他那信奉世俗主義的父親改了家族姓氏,因為他特別崇拜中古哲學大家伊本.魯世德(Abu al-Walid Muhammad ibn Ahmad ibn Rushd),也就是西方人所說的「阿威羅伊」(Averroes)。對哲學史和西方思想史不太熟悉的人而言,這可能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是我們大多數人一定曾經看過他的肖像,就在拉斐爾那幅著名的《雅典學院》裏頭。畫中左下角有一個抱着一本大書正在寫作的禿頂老者,他是畢達哥拉斯。而在他身後,有一個頭戴白方巾的阿拉伯人,也是這幅畫裏面唯一一個穆斯林,他就是伊本.魯世德了。他甚至還出現在但丁的《神曲》裏面,名在亞里士多德等偉大哲學家的行列,儘管但丁對他們頌揚備至,但可惜這群充滿智慧的先賢來不及認識耶穌,所以只好令人慨歎地長處地獄邊緣地帶。

《雅典學院》是拉斐爾受到教宗委託,原來要懸掛在「宗座宮」(教宗宮邸)的偉大作品,一位不信天主的異教徒,怎麼可能被堂而皇之的畫進這幅畫裏呢?其實這絕非一件離經叛道的怪事,拉菲爾在世的年代,正是文藝復興的最高潮。此前有兩三百年,歐洲文化人幾乎是如饑似渴地想從伊斯蘭世界裏面尋求學問與智慧之道,阿拉伯文在那段時期簡直就是知識的唯一語言,大量的數學、醫學、化學、煉金術、占星術以及天文學著作被翻譯成拉丁文。要找到這些著作,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翻過庇利牛斯山,前去西班牙的安達魯斯地區,當地不止有全歐洲藏書量最豐富的圖書館,每座城市也都有一群飽學之士,以及他們常常光顧的書店。當然,這股熱潮只局限在一小撮知識分子當中,兩大宗教文明對峙的基本格局還是不可動搖的。所以當原本由摩爾人控制的西維爾(Sevilla)在1248年淪陷於天主教軍隊之手的時候,對文化和學術沒有多大興趣,也沒有多大認識的將領,便很順理成章地把大清真寺的尖塔改造成了一座鐘樓。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原來由大數學家賈比爾.伊本.阿菲阿(Jabir Ibn Afiah)設計監建的這座尖塔,同時還是歐洲第一座天文臺。

伊本.魯世德出生在哥多華(Cordoba),可能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座裝了路燈的城市。他在安達魯斯相對寬容的學術風氣中成長,由於家族的地位崇高,所以自小受到第一流的阿拉伯上流社會教育,廣泛涉獵醫學、法學、神學、哲學,乃至於天文學。身為一個穆斯林,他不得不承認,神學與哲學都是通達真理的道路;但是他卻堅持哲學要比神學更加穩妥。在他備受爭議的眾多觀點當中,最可怕的是他居然認定世界的永恆存在。換句話說,他認為早在神創造天地之前,那個將要被創造的天地,其實就已經以某種形式在那兒了。世界不可能從虛無之中被創造出來,物質和時間都是永恆的,真主幹的事情無非就是讓整個過程開始運轉,並且透過普遍的自然律則去管理這個世界。如果想要弄清楚上蒼的意圖,就該透過哲學和科學去掌握那些自然律。這種觀點,歐洲人本來不應該覺得陌生,因為他的靈感就來自於亞里士多德。但是比起早已忘記了亞里士多德的歐洲人,阿拉伯世界這幾百年間所產生的思想家才算是古希臘智慧的真正傳人。正是伊本.魯世德詳盡周密的註釋重新打開了西方天主教徒的眼界,受他影響甚深的阿奎那甚至尊稱他為「詮釋者」。他對力學和自然律的理解,也影響了後來歐洲科學的進展。他反對從字面意義理解可蘭經以及先知的聖訓,推崇理性的論辯,是巴黎索邦大學哲學家終於打破神學霸權的間接助力。

薩曼.魯什迪的父親改換家族姓氏,便等於否定血脈和地方的身份局限,在印度和那位偉大的摩爾人之間搭起一道虛構的認同譜系。那個摩爾人違背了基督信仰、伊斯蘭和猶太教等三大一神教的根本教義,但又分別在它們中間埋下了內爆的種子。擁有這麼一個自選的姓氏,薩曼.魯什迪似乎是在他寫作生涯之前,就已經獲得了構造自身族譜的自由,出入諸種頑固信條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