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9日星期日

梁文道:泛民主派該反省什麼?(二之二)

許多有心人在九西補選之後紛紛建言,泛民主派接下來應該好好和本土派坐下來談談,形成最低共識,求同存異。或者至少要做一次集體反思,想想看自己在這麼多年來的運動以及近期的選戰裏頭,到底做錯什麼事情,得罪了本土派的支持者。這都是非常動聽的大道理,只不過我們要是非常實際地從一個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就會發現這種講法其實充滿了各種問題。

首先,假如今天泛民主派真的要聯繫本土派勢力,和他們共商大事,那麼他們應該找誰呢?朱凱迪?劉小麗?姚松炎?還是黃之鋒?當然不是。因為大家都看得到,這幾位所謂的「本土派」本來就和最廣義的泛民主派相去不遠,甚至還分別投入到最近的九西補選,替李卓人助威。更要緊的,是在網上本土派的輿論當中,這幾位原來都還不能夠真正代表「本土利益」,是所謂「泛民左膠」的大家庭成員。那麽撇去這幾位,還有誰在政治上能夠真正代表本土派呢?是「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嗎(也許大家都忘了,但他確實還是立法會議員)?是黃毓民和陳雲嗎?是網上一群本土派健筆嗎?還是應該等到梁天琦出獄?秉承着「你不能夠代表我」和「反對大臺」那種高度原子化的精神氣質,在短短幾年之間不斷裂變的本土派當中,你根本找不到一個在政治上具有統合能力的人物,也找不到一個具備廣泛代表性的組織。如果單從選舉需要的角度來講,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說,所謂的「本土派」其實不是一個派。

說到選舉,我們從最近的經驗可以瞭解到,本土派甚至根本不相信選舉。因為在他們看來,任何現行的選舉制度全都是既存體制的一部份,而這個體制本身就是錯誤的,所以一旦你參與到這個體制設定的遊戲裏頭,你就成了這個壓迫體制的一個環節了。要不是政府賦予選舉主任這麼大的權力,要不是有這一連串的DQ事件,這種遊戲也許還可以虛與委蛇的玩它一把。但是在連左膠朱凱迪都要因為「隱晦支持港獨」而喪失競選鄉郊代表資格的前提底下,選舉這種遊戲在本質上就已經取消掉任何本土派參與的可能了。如果泛民主派想在下一次的選舉爭取表現,他們該怎麼樣去和一群反對選舉的人溝通呢?到底立法會還有沒有用?不管你給出多少例證,提出多少論據,去說明一個立法會議員的起碼作用,他們恐怕也沒有興趣去聽。因為那丁點的作用(即便它在實際也好),和「光復本土」的宏大目標相比,實在相距太遠。

假如議會的遊戲不好玩,我們還可以接下來追問,究竟本土派打算怎麼樣實現「光復本土」的偉大目標?他們有沒有一張可靠的藍圖?有沒有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案呢?奇怪的是,儘管這麼多年來,我見過本土派無數長篇偉論,看他們批判泛民主派三十年來一事無成,說得頭頭是道;但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們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一個足以令人信服的答案,不是近乎天方夜譚地等待阿爺忽然大悟,三顧國師茅廬;就是消極等待那據說遲早要發生的「支爆」,又或者一次彌塞亞式的全民覺醒時刻的降臨。他們不止沒有答案,而且還不喜歡你提出這種問題。每當遇到這類提問,他們一定都會說提問者是被收買了的「港奸」。

也就是說,萬一今天泛民主派真的想找本土派談談,他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該找誰;其次就是不知道該怎麼開始這種會談,因為你的對手自己也不曉得自己到底想做什麼。相反的,建制派選民想要的東西倒是清清楚楚。去年曾俊華參選特首,他所呼召出來的那一批群眾當中,就有不少「淺藍」市民,這群人今天或者會投票給建制派當中他們認為投得過的候選人,或者乾脆死心,連選民資格懶得登記。在我看來,要在選舉政治裏頭爭取這批人的支持,可能要比爭取本土派還容易。

沒有政治藍圖,沒有策略方案,沒有組織,沒有代表,所謂的「本土派」在最現實的政治意義上講,其實是一股不存在的勢力。但這並不表示泛民主派不用理會可以歸結在「本土派」這把大傘下面的情緒。而那種情緒,泛民主派其實早就遭遇過了,正正是接近三十年前,九十年代初期,六四之後的政治低氣壓。高度亢奮的集體投入,帶來了的卻是一連串的挫敗和失望。於是有辦法的就想移民,遠走他方;走不了或者不願走的,就是連政治新聞都不願意再看的冷感和虛無,覺得選舉也好,示威集會也好,做什麼都不再有用,唯有在網上批評別人在做以為還有用的事情才算有用。這才真正是泛民主派在九西補選當中遇到的最大石頭,而不是本土派的抵制。如果沒有搞清楚這個根本問題,所謂反思,恐怕從一開始就是誤入歧途。

2018年12月2日星期日

梁文道:鐵票(二之一)

前一陣子,我在住家附近一間中藥行聽到一群街坊一邊看着TVB午間新聞,一邊月旦人物。他們批評畫面中的泛民議員,說他:「一日到黑就淨係識鬧,冇啲建設性。」九西補選之後,立法會議事規則的修改勢在必行,又隨着DQ等種種政治壁壘的逐漸增加,我相信他們在未來大概還會不斷看到「淨係識鬧」的泛民議員,因為這些議員還能夠做,而又能被大眾所看到的的事情,恐怕不會太多了。這當然是一個惡性循環,曾經穩佔香港半壁江山的泛民主派,是否自此一蹶不振?這或許還很難說。我比較敢肯定的,是未來泛民主派還能爭取的選民,應該就在我所見到的這群街坊當中。

這個說法聽起來一定很奇怪,因為不用想都知道,我這些街坊一定是建制派的選民,而且還是很鐵杆的選民。在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常見論述當中,這些人又被稱作是建制派的「鐵票」,意思就是他們鐵定了心要支持建制派,而且一按掣就出動,該聚會就聚會,該投票就投票,風雨無阻。為什麼他們這麼「鐵」?在很多人看來,他們的言行表現出他們教育水平不高,思辨能力不足,數受制於既有的意識形態,又被主流傳媒過度洗腦,滿腦子都是一堆簡化印象,已經「膠」得無可救,多說一句都是浪費口水。更不用說他們還從建制派那裏得到了很多好處,例如到大家朗朗上口的「蛇齋餅粽」。

到底什麼叫做「蛇齋餅粽」?這麼多年觀察下來,我敢說它一定不單是字面意義上的「蛇齋餅粽」,更是一整套伴隨着物質贈予而生的人情、關係和網絡。物質上的好處固然實惠,但在很多街坊那裏,他們更在乎的其實是後者。那很可能是一種定時定節的噓寒問暖(有一回我受傷了,手上紮着繃帶,回家的時候碰到一個建制派的區議員,站在街頭跟人打招呼,她一看到我就滿臉關切地問我怎麼了),一種在禮物發送過程當中的個人聯繫,甚至還可能是一種成就感的滿足。擧個簡單的例子,有不少家庭主婦天天參加建制派基層組織舉辦的舞蹈班,如果表現得不錯,她們還會被選去參加回歸或者國慶等活動,在台上載歌載舞。對於她們而言,這就是一種成就;而參加這種健身舞蹈班,也就因此有了遠多於健身的一層意義。她們以及組織這些活動的工作人員的關係,是非常個人化的。她們不會把這種關係理解為政治關係,因為平常在一起的時候,她們其實很少談到政治。在她們看來,這種關係就叫做「街坊」,或者更嚴肅一點的「社區」。對這群街坊來說,選舉的時候去為候選人拉票,其實不算是一個政治行動,卻是一份「你幫我,我幫你」的人情。和很多泛民主派以及本土派那種以遊行集會和政治論壇為主的的群眾活動方式不同,政治並不是建制派選民組織當中的核心元素,更不是他們的一切,政治只是一個蛋糕上頭最後擺下去的櫻桃而已。這就是所謂的樁腳,所謂的動員基礎。泛民主派當中比較成熟而有組織的政黨,當然很明白這是怎麼回事,說不定自己也是這麼幹的,問題只是他們沒有這樣的資源。

一位街坊和我說過她所遇到的最「政治化」的一次經驗,就是建制派在維園舉辦的回歸慶典。一群人在台上跳舞,台下卻有一些青年大聲指罵她們「可恥」。她非常尷尬,也非常憤怒,她們只是來跳舞罷了,想趁着這個機會好好表現自己苦練的成果,為什麼她們「可恥」?跳舞有什麼不對?回歸難道不應該慶祝嗎?她跟我說:「嗰班人真係冇理性的,香港如果輪到他們話事,一定冇好日子過」。簡單地講,這次「政治」遭遇落實了她對反對派為反而反的印象。我嘗試跟她解釋,她遇到的那群青年其實不是傳統泛民主派的支持者,但用處不大,她就是沒有辦法搞清楚民主黨和熱血青年的區別。

說了這麼半天,我想講的東西恐怕已經很清楚了。首先,在很多建制派的選民心目中,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是沒有分別的;套一個建制派媒體常用的聰明字眼,他們全都是「反對派」。當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還在罵戰,很多有心人還在思考如何促成二者之間的溝通時,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對手根本從來沒有把你們當成兩派,本土派做的事情,泛民一樣買單。

其次,泛民主派也好,本土派也好,兩方的支持者在過去這麼多年來,都花了大量的時間和口水去分析乃至於攻擊對手的論述和群眾基礎,但是我很少見到雙方陣營的支持者在輿論上去討論建制派的選民基礎,似乎那是一個根本不必再談,不用再碰的話題。不必說選戰期間,在最一般的政治情勢底下,分析對手難道不是一件最應該做的事嗎?這是不是因為已經假定了對手的選票基礎是「鐵票」,不可動搖?很多年前,我也曾經在這裏說過類似的建制派基礎選民的故事,當時就有一些激進本土派「健筆」批評我太過懂得同情建制派的群眾心理,是典型的「大愛左膠」,他們認為這些人根本不應該被「寬容」(也就是我所說的「理解」)。問題是假如你根本連理解都不想費力,你又該如何喚醒你口口聲聲所說的「人民」?是罵醒他們嗎?還是等「焦土」之後,嘗到了苦果,他們自動醒覺?

假如對手穩佔香港選民的四成,甚至五成,而你又根本沒有打算要在那裏面撬動半分的話,接下來的結果就是大家一起去搶那剩下來的一半大餅了。在根本放棄建制派民眾基礎的前提底下,泛民主派當然是本土派最直接的對手,是一個比建制派更加重要的頭號敵人,應該重點打擊。反過來說,或許也一樣成立。這種局面,在一個連李卓人和梁天琦都分不太清楚的建制派選民眼裏,當然就更加坐實了「反對派只會吵吵鬧鬧」的印象。

也許本土派可以不管建制派的選民鐵票,但泛民主派沒有這樣的本錢。如果後者還想在未來的香港政壇持續存活下去,就一定要針對建制派的鐵票基礎,做出相應的策略和論述。再直接點講,第一,一套能夠吸納部分建制派選民,以及現階段比較傾向建制派的中間票的論述,可能要比一套能夠消化本土派中各種聲音的論述策略更加重要。第二,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他們其實需要創造出一種嶄新的社群營造方式(朱凱迪在當年立法會競選之前做的社區工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麼本土派呢?難道泛民主派就不需要再理會他們嗎?是的,我認為傳統的泛民主派完全沒有必要再去討論怎麼樣和本土派溝通的問題,我們下次接着再談。

2018年11月25日星期日

梁文道:赤子的未來

看到鍾耀華上庭,看到這一代年輕人的折耗,不知道是真的這麼樂觀,還是想替大家打氣,林道群兄替他和岑傲輝想像了這樣的一個未來:「至於我,好像看到這樣的情景,鍾耀華岑敖暉,兩個大孩子你拉我扯,一路從中文大學山上走下火車站,突然間岑跟鍾說以後我們點算:現時罪名纏身,誰願給予機會?既然如此,我們自己創業,做小販?被警察驅趕怎辦?重奪街道,命運自主!他們大笑起來。」

我看到的未來(或者說,沒有未來),卻是這個樣子的:投身過運動的年輕人在職場上處處碰壁,幾乎沒有人敢請。如果不是和家人同住,他們甚至不可能找到一塊容身之地。因為房東要不是知道他們是誰,做過了什麼,就是受到警告,不敢把房子租給他們。這個情況就像大陸一些異見分子,即便你退下了「戰場」,他們都還是會不依不饒地把你逼上絕路。做小販?我們都曉得,在香港幾乎已經不會再有當個合法小販的機會了。不止如此,說不定小販管理隊還會重點針對你們幾個人。重奪街道,命運自主?結果就是再度上庭,再度入獄。

這不是故意要說些讓人喪氣的話,而是這幾年裏頭,我漸漸學會了一點魯迅的想像力,永遠不必忌憚想像得更壞;並且事實證明,這些想像通常到最後都是對的。這就是所謂的殺雞儆猴,把問題扼殺在苗頭,不重手對付這些敢於站出來說不的少數人,又怎能好好教育其他年輕的大多數?這種教育方法的關鍵不在價值,反而是教你一種非價值的,勉強可以說是很中性的做人態度,那就是「識做」。

我對英殖時期從來沒有好感,更從來不會天真地以為那真是一個今天很多人所懷念的黃金年代。但是現在回看,我不得不承認,原來我曾經擁有那麼奢侈的青春。兩個月前,高錕先生逝世,幾乎所有人都會讚頌他在中大校長任上的表現,如此開放,如此寬容,面對學生的種種抗議,甚至羞辱,居然還能穩如泰山,量如大海。我當年還以為那就是一個正常的大學校長該有的態度,那種氣氛和環境就是一個大學該有的樣子。結果前幾天,理工大學就通知三個學生要準備面對紀律聆訊了,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在抗議校方侵犯學生的民主牆時,「在副校長辦公室外使用大聲公,造成干擾」,並且對副校長和教務長「大聲呼喊、態度無禮」。

上星期,一個21歲的年輕人自稱是表演藝術家,在同志遊行當中除了一條纏腰紅繩之外,身上就只有一條內褲。結果他被警方逮捕,極有可能會遭到起訴。這不能不讓我想起自己的往事。接近三十年前,六四過後不到幾個月,我也曾在一場藝術界發起的悼念活動當中脫過褲子,而且是連內褲都脫掉。當時的警察簡直小心得過分,不敢驚擾在場圍觀的人群,居然周折請人傳話,要我把身份證遞出去給他們看。反而是我相當囂張,用大聲公呼喝他們,要他們有本事就自己進來把我帶走。後來我也真的被帶回警局,問話筆錄,行禮如儀。最後據說是因為一份英文報刊在標題當中說明這是「一個藝術家用脫褲子來表達抗議」,於是警方也覺得公眾輿論大概不會有很大的意見,反正是藝術家胡鬧,結果我什麼事都沒有。

我一直固執相信,大學就是整個社會甚至人類未來的實驗室,它不應該和社會更不應該和政治主流保持同調,裏頭要容許所有離經叛道的想法和言論。因為我們不知道明天我們將要面對什麼,只知道今天我們所以為的一切「自然」都有可能在歷史的運動當中被改變,所以需要在這個實驗室發展和儲備大量的想法以及可能性。我也一直固執的相信,成人應該包容和尊重一切敢為某種價值而站出來的青年(不管那是什麼價值,不管你認不認同)。就像小孩總是不能理解大人為什麼一方面教他不要說謊,另一方面又總是教他要懂得在適當的場合說適當的話一樣。投身運動的年輕人的種種「不適當」,往往出於他們真心相信某種價值,相信複雜的現實和抽象的理念應該有更加單純的對應關係,而這種真誠極有可能不會維持一輩子。中老年人或許會恥笑這種天真,但到了最後,我們也許不得不慚愧地承認,我們原來已經失去了那種要把理念與現實聯繫起來的單純信仰和力量。而且這種力量的湧現,就算不能馬上翻天覆地,說不定也能夠像一塊終將沒入水底深處的石子,至少掀起一輪又一輪的漣漪。我們的未來,未知的將來,可能就在此處。

未來不在過去,我那幸運的年輕歲月,已是這一代青年懷想的黃金年代。未來的香港會是什麼樣子?我漸漸習慣參考今天的大陸。尤其在「習特會」可能崩盤,整個國家都要學着「自力更生」,空間壓縮程度只會更加緊張的當下。例如北京大學的新任書記,之前是北京國安的負責人,在他治下,警察進入校園帶走了一個學生。現在不是到處都有標語,強調「人民有信仰」嗎?這個學生就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真心信仰馬克思主義,研讀馬列著作;他相信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容許壓迫,反對資本家的剝削;他相信學生和知識份子應該走到群眾當中,參加工運。他還真信了,所以他失蹤了。這才是我看到的未來,年輕人能學懂表態相信,而不是真的相信。正如一眾權貴名人,表態愛國要如上班一樣及時高效,同時忙着轉移資產,替家人和自己安排海外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