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1日星期一

梁文道:酒吧與球場的情敵往事

【飲食男女】就算不是曼聯球迷,也應該聽過舉世知名的「奧脫福球場」(Old Trafford)。在二十世紀初期,它曾經是全世界設施最完善最先進的球場。但曼聯最早的主場並不在奧脫福,它是 1909年才搬到這個地方的。當年它有財力搬家,靠的是一個叫做 J.H.Daro的大股東,那時候曼徹斯特市最大的啤酒商。相比之下,曼聯的同市死敵曼城,它董事局裏的啤酒商人可就沒有這麼雄厚的資本了,所以他們無法阻止球會離開他們擁有的場地,眼睜睜看着曼城搬到一個他們控制範圍之外的地方。

這就是早年的英格蘭足球史,一個啤酒、足球,與球迷的三角愛情故事。常看英超的觀眾一定見過「Carling」這個名字,它是英超最大的贊助商,也是英國最受歡迎的 lager啤酒(雖然它來自加拿大),每個月要在英超身上花掉一百萬鎊以上的鉅資。啤酒與足球的關係如此緊密,仿如天作之合,很難讓人相信它們居然曾是情敵,要費足力氣地競相爭奪球迷芳心。但事實的確如此,當時總在周六下午開賽的聯賽乃是反酒精運動的利器,總是能把酒客勾引到球場,讓他們變心成了球迷,使周末的酒吧門可羅雀。所以酒吧業者和釀酒商人紛紛入股球會,想從根上下手,讓球迷在迷惑於球場的激情之餘,也能回頭當個酒客,欣賞一下元配的美好。

一開始,這個計劃不算成功。擁有球會,並不表示球迷必然會走進球會旁邊的酒吧。哨聲一響,球迷依舊準時坐在場邊,酒吧還是安靜得像個教堂。沮喪的酒吧老闆甚至絕望到要利用最新的電報科技,實時向酒客報告場內最新比分。但這當然是個無用的怪招,哪有球迷會只關注分數,而不真正觀看整場球賽過程的呢?後來,星期日也有球賽開打,所以周末酒吧的情況好了一點。再後來,球員身上的球衣可以接受贊助了,於是啤酒業者的生意又好了一點(至少他們可以藉此增加瓶裝啤酒的銷路,但這還是幫不了酒吧多少)。

真正使得球迷開始戀舊,願意在球賽期間重新光顧酒吧的,自然是比電報更具威力的新技術——電視。球賽一在電視轉播,如大旱之望雲霓的酒吧老闆就立刻動手安裝電視。自此之後,球迷就能坐享齊人之福了,又可以蒲吧,仲有得睇波,再也不必在酒吧和球場之間抉擇。這也就是今日酒吧要有電視,而這電視又總要得調正至體育頻道的習慣由來。

問題是電視這種裝置並非酒吧獨有,它是每家每戶都有的家具,我們為甚麼不舒舒服服地坐在家裏看球,偏偏要擠進酒吧湊熱鬧呢?請注意,這裏的關鍵詞正是「熱鬧」。一到世界盃這種大賽就去酒吧報到的球迷(或者偽球迷),通常都會解釋,他們有家不歸蒲酒吧是為了「熱鬧」(以及『氣氛』)。活在這個人情冷漠的時代,大夥球迷(最好是支持同一支球隊的球迷)在酒吧裏一起歡呼一起嘆息,是最能尋回失落已久的那種社群感情的方式。儘管互不相識,大家這時卻有一致的目標,為了同一件事動情,為了同一場比賽打破隔膜,令酒吧在剎那間變成了沒有陌生人的世界。這才是「熱鬧」這個含糊詞語背後的真義。奇妙的是,球迷在酒吧內所體會到的社群感,正和他們在球場內的感受相似,都是能把個體聯繫起來的情緒紐帶。於是,酒吧與球場這兩個老情敵,終於能在電視的中介之下,漸漸言和,甚至化成精神層面上的一對鏡像。

2014年7月20日星期日

梁文道:古典民主的活化石(民主與勇氣之一)

【蘋果日報】瑞士這個國家我去得越多,就越是覺得着迷。倒不是因為那些早已印成明信片的湖光山色,也不是因為它的名錶軍刀朱古力;而是因為它幾乎是個不可能存在的國家。這麼說,並無絲毫不敬,只是想誇張點強調它的特異。比如說它的中立,以及那愛好和平的形象。來自瑞士的白底紅十字旗固然代表了全球最大最著名的人道組織,一本紅底白十字的護照更有可能是舉世最方便最受歡迎的邊境通行證。偏偏是這樣的國家,人均擁槍率竟比美國還高,可我們怎麼老聽說美國校園槍擊案,卻沒怎樣聽過瑞士的持槍打劫案呢?所以每當美國媒體在討論槍械管制的時候,他們往往都要想起瑞士,把它當成一個謎樣的參照。

再說它的名字,原來這是一個擁有九種不同國名的國家。首先,四大官方語種已經各有一個指稱自己祖國的正式名稱了,再加上瑞士人喜歡把正式稱謂和熟人暱稱嚴格區分開來的習慣,於是又為它多添了四種簡要的叫法。四個語族,八種名稱,怎麼還會另有第九種國名呢?其實,它就是「瑞士法郎」縮寫「CHF」前面那兩個字母了,我們時常碰見,郤不一定都知道它的意思。這個「CH」的全稱是「Confoederatio Helvetica」,中文譯做「赫爾維蒂聯邦」。「赫爾維蒂聯邦」,這才是瑞士對外的最正式國名,專門用在貨幣和車牌等國際場合。而且這個名字必須以拉丁文拼寫,它裏頭的「赫爾維蒂」則是瑞士地區的舊稱,起源於羅馬帝國時期。

為什麼好端端一個現代國家,要拿一種死語言來命名自己(瑞士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還在採用拉丁文名字的國家,今天就算連梵蒂岡都不這麼幹了),而且還要抬出「赫爾維蒂」這個現在根本沒人曉得它在哪裏的地名呢?根據Diccon Bewes那本非常有名的《Swiss Watching: Inside The Land Of Milk And Money》,原來這是為了公平。它的邏輯是:既然全國有四個語群,所以單取任何一種語言對外都不太妥當;你用法文的「Confédération Suisse」,說德文的人會不高興;若是採用羅曼什語的「Confederaziun Svizra」,那麼講法文、德文和義大利文的國民就都要抗議被歧視了。可你總不能在任何國際場合都一口氣祭出四種語言的名字吧?你不煩,人家也都聽得累死了。所以他們必須在自己的官方語言之外,另外找一種語言來拼讀四大語群都能接受的對外名號。我想,一些奉英文為宗的朋友,可能會天真地提問,為什麼瑞士不乾脆拿英文來面對世界呢,既簡單又方便,國際通行。然而,國有國格,隨便以另一些國家的國語來表述自己,尊嚴何在?換句話說,這種語言不只不能是德文、法文、義大利文和羅曼什語,而且還不能是任何一個不相關國家的國語。為了解決這個難題,他們的辦法就是乾脆找來一種再也沒有人講的語言,而且還是上一個時代的歐洲共通語,非但公平,而且體面。

單從它國名這個計較,你就能大概猜到瑞士是個什麼樣子的國家了。追求平等的尊重,不惜任何時間成本與人力代價的協商,真不愧是世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之一。德語區的瑞士人沒想過投奔北面德國(即便是在大日耳曼意識最猖獗的納粹時期,他們也沒有放棄過自己的獨立),法語區的瑞士人不曾主張割裂出去再加入西邊的法國,而且這幾個語言不同、信仰有別的地方竟然還能團結在一起達百年之久。要是沒有一套獨特而深厚的民主傳統,這個違反了現代民族國家原則的國度,幾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說到瑞士民主,自然不能不提它那聞名於世的「直接民主」。在我們這裏,公投是天大禁忌;在瑞士人的生活裏頭,公投卻如食生菜一樣的尋常。今年初,他們才在一場全國公投當中否決掉了提高最低工資的議案(隔壁的法國佬聽了一定覺得不可思議,心想這幫家伙是不是有病)。施行聯邦制的瑞士,每個州乃至於底下每個社區,都有自己的法規,以及自己實踐民主的形式。若想清楚瞭解傳說中的瑞士民主,最好就是跑到它至基層的行政單位,現場觀察。

今春我在瑞士逗留,可惜沒能拖到四月底,結果錯過了「內亞本塞州」(Appenzell Innerrhoden)的「州民大會」(landsgemeinde)。儘管我自己沒有親眼見過,可我還是四處向對政治比對滑雪感興趣的朋友推薦,若是想去瑞士旅遊,最好趕在每年四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參觀參觀這場已成景點盛事的「民主表演」。

內亞本塞州的州民大會之所以這麼有名,是因為它保留了古老的傳統,是中世紀「市鎮會議」的罕見樣本。開會當天早上,教堂禮拜結束了,先是樂隊走出來吹號打鼓,暖一下場子。然後,州民們便從四面八方靠攏到州首府市中心的廣場(這是全瑞士人口最少的州,不過一萬多人),擠它個水洩不通。有時候,由於來的人實在太多,好些市民還得打開廣場周圍建築物樓上的窗戶,半個身子露出窗沿外頭開會。現任州政府和議會的成員,以及來屆的一眾候選人,則坐在廣場前方搭起的台上。最引人矚目的,是不少人特意在這天穿上傳統的正式禮服,斗篷披肩寬邊帽,就像是從電影裏頭走出來似的。許多男人還會佩劍,那種形制古老的劍肯定是他們家祖上代代繼承傳下來的,乃往昔公民身份的象徵,作用類似現在的選民登記證,有劍者方可與會。如今投票不必靠劍了,但它到底還是值得驕傲的飾物,一拿出來就知道你家的來頭。

說到這裏,這場州民大會聽起來確實是還很像演戲,難怪成了當地宣傳觀光的賣點,每年都能吸引不少遊客。一再看下去,就會發現這絕對不是演給遊客看的古裝舞台劇,而是真真正正的公民大會。首先是選舉官員和議員,接下來是一項項有待全民公決的議案。主持人一個程序接着一個程序地宣布,公民們則各自表態發言,長短不拘,直到再也沒人舉手說話了,這才隆而重之地投票。而他們投票的方法,竟然就是舉手!點票人員當場數算人頭。如此點票,如此議決,這會不開一整天是不可能的。

這是一種古典風格的民主,很多東西看來不合當今民主實踐的要求。比如舉手投票,便和匿名投票背後的精神相背,可能會引發不少問題(台上的候選人可能會發現平日要好的鄰居居然不支持自己)。然而,正是因為它就像一個古代民主的活化石,我們才能辨認出一些以往只能在書上讀到的名詞和觀念,看着它們活生生地演練出來。例如古代雅典政治論述常常提及,但今人又很難具體感知的一條論題──民主和勇氣的關係。

2014年7月17日星期四

新京報訪問梁文道:社會問題需要記住關鍵詞

梁文道感慨於這個時代的浮躁和暴戾,這和他的新書《關鍵詞》中對社會群體情緒的不解與害怕相印證。從時下熱點、貧富差距、文化差異,再到他嚴重的內地與香港,梁文道希望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有旁觀者心態和能力的人。
【新京報】

梁文道

  ●44歲,香港文化人、傳媒人。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活躍於香港的文化界、知識界,是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的常任嘉賓。

  他曾為兩岸三地多家中文報刊雜誌撰寫專欄,曾做過商業電台台長,參加包括工人權益、社區維權、反戰運動等活動,創辦次文化組織牛棚書院。

  【對話動機】

  梁文道是香港文化界活躍的一員。

  說到他的新書《關鍵詞》,梁文道感慨於這個時代的浮躁和暴戾,這和他在書中對社會群體情緒的不解與害怕相印證。

  面對記者,梁文道始終保持著溫和和專注。從他關注的時下最熱的事件和詞語聊起來,聊貧富差距、談文化差異,也說出他眼中的內地與香港。他希望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有旁觀者心態和能力的人。他說自己很香港,「不喜歡把情感講出來,那樣會覺得很肉麻」。

  話語與情緒

  「我們為什麼那麼壓抑憤怒」

  新京報:你這次出版的新書《關鍵詞》,和之前的《常識》有些像,都是針對社會熱點和公共話題談自己的觀點,為什麼時隔5年要再寫一本這樣的書?

  梁文道:這些文章不是只針對熱點事件,而是聚焦討論某些事件的常用語,這些語言不會像事件過去得那麼快,很多語言是認知和解構這個社會的概念系統的節點。我希望通過這些節點看到後面的一張網,看到他們的起源、聯繫、作用。

  新京報:哪些關鍵詞會讓你的感受很深刻?

  梁文道:有些關鍵詞是長期困擾我的,比如暴力的、生命傷害的、牽涉到社會某種情緒的,比如說洩憤殺人,這幾年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講法,到最後都習以為常接受了這樣的現象,以至於那些幼兒園小學暴力事件都要被遺忘了,但我放不下,這樣的事情最後用這種簡單的講法來解釋。

  新京報:覺得不可理解?

  梁文道:我覺得現在人們的情緒有時會處在一種失控的狀態,我對這種情緒的變化特別敏感。比如路上坐車時,看到那些人不耐煩;我常常搭飛機,也會敏感於乘客對誤點的憤怒,有時甚至無來由的要找人發洩。我就會想,我們為什麼會這樣,那麼壓抑,那麼憤怒。

  新京報:但在這種環境裡,你不光是旁觀者,也是當事人。

  梁文道:對,都是。處在這樣的環境裡,我難免被這樣的情緒包圍,但我更希望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有旁觀者心態和能力的人。

  炫富與仇富

  對「成功」價值觀的扭曲

  新京報:你在書中講到了炫富,也提到了最近因賭球被抓的郭美美,現在很多人對這件事的態度是調侃和娛樂。

  梁文道:調侃有時是一種犬儒心態。在人們看來,郭美美確實在炫富,雖然我不能肯定她和紅十字會是否有關係,但這兩個因素同時存在,就導致公眾的不滿和憤怒,但又無力深究背後的東西,所以只能調侃。

  新京報:現在除了炫富,還有一種心態是仇富。

  梁文道:這兩種情緒同時出現很有趣,當炫耀成為一種主題或文化,是不正常的,其實這是一種貧富階層差異的反映,不同階層之間存在著矛盾,而仇富情緒也是不正常的,原因是不同階層處在相對不公平,分化嚴重的狀況,而這種分化沒有一種有效的辦法去協調和處理。

  新京報:此前經濟學家茅於軾和歷史學家薛湧曾做過該不該「替富人說話」的討論,如果你身在其中,會是什麼立場?

  梁文道:我不知道,我無法單純地站在他們兩人中任何一方的立場。現在的問題是,沒有一套話語體系能夠讓窮人表達,獲得向上爬的機會,也沒有一套話語體系,讓富人表達為什麼配得上擁有這些財富。

  新京報:但在炫富的人看來,可能不需要解釋這種原因,炫耀這種結果就足夠了。

  梁文道:在今天的社會會出現,我只要成功了就什麼都可以了。這種觀念在我看來很危險,是一種非常中空虛無的價值觀。部分中國人今天對於要出名,要發財的那種慾望已經到了荒謬的地步。

  新京報:這種價值觀為什麼越來越普遍,像一種成功學被接受呢?

  梁文道:這很可怕。不是說成功不好,但問題是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成功,一個良好的社會對於這一點應該有解釋系統。沒有這套解釋系統,就會出問題。

  香港與內地

  「身份排序讓我擔憂」

  新京報:近幾年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矛盾不斷升級,「雙非」事件、奶粉事件,到前段時間的「街頭便溺」事件,分歧為什麼越來越大?

  梁文道:這兩年香港在這些兩地矛盾中,體現出一種極端的族群態度。我很討厭族群態度,因為這是一種人為的身份排序。舉個很荒謬的例子,假如我誤入了女廁所,女士罵我「你怎麼那麼無恥」,我能說「怎麼了,你瞧不起中國人嗎?」

  這種身份排序讓我覺得很可笑,也很擔憂,香港以前沒出現過這種意識,近幾年才突然出現的。

  新京報:有觀點認為,港人對內地的態度隨著社會階層的裂變而兩極分化,精英階層喜歡內地,因為有共同利益;底層人們反感內地,因為社會資源被佔用。你怎麼看待這種觀點?

  梁文道:香港的貧富差距非常大。這些生活在底層的人,他們的確認為社會資源被佔用了,擔心內地越來越多的人來香港,但他們大多從事服務業和零售業,客觀上又割不斷和內地的聯繫。

  新京報:香港一些新生代說自己是「本土意識覺醒的一代」,你覺得這種本土價值觀是什麼?與內地的價值觀有差異嗎?

  梁文道:舉個例子,地鐵裡,香港人讓完座位會躲得遠遠的,他怕對方覺得自己要表達這種善心。他們很熱血,也很有正義感和同情心,但不喜歡宏大的敘事方式,不會把「愛香港」這樣的態度掛在嘴邊,會覺得天哪,很肉麻。

  新京報:一個城市的性格和氣質取決於生活在這裡的人,也影響這裡的人,你會怎麼定義香港和你自己的性格?

  梁文道:我覺得我挺香港的。

  價值與分享

  讀書人的價值是分享觀點

  新京報:你關注過今年高考的新聞嗎?內地的一名學生放棄港校復讀,選擇內地高校,似乎前幾年的「港校熱」在逐漸變得理性。

  梁文道:我知道這件事。這個學生的解釋很特別,她說自己喜歡更純正的國學和中文,這牽涉到她對兩地教育和文化的理解。我覺得這是她個人的選擇,不是一個大的趨勢。

  新京報:關於你的標籤有很多,作家、媒體人、書評人等等,你覺得哪個標籤和自己的性格特徵最相符?

  梁文道:我覺得媒體人作為我的職業標籤最合適,我主觀上希望自己能成為好一點的讀書人和知識分子,不過這種東西沒必要告訴別人,是給自己的承擔。

  新京報:你曾經做牛棚書院院長,現在也會經常推薦一些書,但在互聯網時代,閱讀習慣已經明顯改變了。

  梁文道:書的價值在於印在紙上的想法和智慧,即使載體發生了變化,比如以網絡形式呈現,但價值還是存在的。只是這種變化影響了傳統作家的市場價值,當然,作家的市場價值本來就很小,他的價值更多是傳遞觀點,這種價值不是在市場上呈現,而是通過分享實現的。

  新京報:你不用郵箱,也沒有微博,似乎你與這個時代在保持一種距離?

  梁文道:我有點跟不上時代,現在很多年輕人吃飯前要拍那些菜發到網上,好像沒發過,就是沒吃過。我不懂,為什麼這種行為我們叫它「分享」,我們有那麼多值得分享的事情嗎,在我看來分享是很珍貴的,但我們今天分享的內容都這麼廉價。

  我不用郵箱、微博,也沒有臉書和推特,我和這些社交軟件有距離感,可能大家共有的情緒和觀感我都沒有,但同時我也很清醒。有時我會覺得,自己是真的老了吧。

  新京報記者 賈鵬 實習生 曹憶蕾 北京報導

  攝影/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編輯:閆憲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