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3日星期日

梁文道:找不到雞蛋的不幸(選擇雞蛋的幸福之二)

【蘋果日報】今天回顧發生在上個世紀的哈維爾與昆德拉之爭,以及那場關於政治介入的爭論的中國影響,我發現自己已經變得比從前更能同情昆德拉。我知道這麼講,一定會令一些友人失望(特別是大陸友人),他們可能會覺得我變了,甚至會批判我背叛了更加崇高的道德原則,投向犬儒與虛無。理由或者就和我們對那場斷續了二十多年的爭論的一般認識一樣簡單:哈維爾發動《七七憲章》,並且為此投獄。於他看來,在這樣一份政治宣言上頭簽名,或者聯署任何一封關於政治犯的聲明,不只能對普通百姓和當事人起到支持打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因為簽名和發聲這個動作本身就是道德的,是「活在真實當中」,是拒絕冷漠與虛矯的良心體現。而昆德拉呢?他不僅在小說裏頭諷刺一些知識份子所謂的政治介入只是自我虛榮心的放大,以及可笑的角色扮演(扮演某種無畏無懼的英雄角色);並且還在評論文字當中置疑各種抗議遊行的效用。他甚至把各種爭取自由和正義的政治運動,一一等同於前東歐政權以革命名義所發起的大型群眾遊行,全都歸在他那個著名的概念之下──「媚俗」(Kitsch)。

我曾經深信,正如我許多朋友一樣,中國缺的正正是哈維爾這類人,以及他所代表的道德勇氣;面對一個至今仍把「說真話」當作難得美德,動不動就誇讚一位作家乃至於一個官員「敢說真話」的社會,我們難道不該都奮力地讓自己「活在真實中」嗎?相反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當年中國所掀的熱潮,則恰恰說明了中國是如何地不乏世故。好像每個人都看透了世情,都曉得空假大話就只不過是空假大話,自己雖然不信,但也不忙揭穿,甚且可以偶而配合着說上兩句。為什麼?因為說真話根本沒用;不只沒用,還要有禍,倒不如「幹點別的更有意義的『實事』」。對照起哈維爾那種立基於捷克版現象學及存在主義的實存抉擇,這類中國處世「哲學」當然是犬儒的,極有可能是懦弱的托詞而已。昆德拉作品最糟的地方,是他還為這些怯懦的托詞提供了一套似乎有點哲學基礎的保證。於是在面對一份政治文件或者一場運動的邀請時,你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稱:「你別逼我表態。我既不為政權頌歌,也不會為了什麼『自由』和『人權』這些抽象的大詞鼓樂,這都是『媚俗』」。這確實是種中國更加歡迎的「後現代」取態。

徐友漁先生在當時那場論辯裏頭留下了這麼一段文章結語:「我承認,就我們目前的公民意識和道德水準而言,哈維爾的主張是要求太高了。我自己很可能做不到,但我絕不會去嘲諷和誹謗。哈維爾的出現或許使人難堪,但我寧願有這樣的提示,我不怕自己的生存狀況受到質疑或挑戰,我不屑於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找到形而上的辯解」(參見徐友漁〈昆德拉、哈維爾和我們〉)。請注意這段話的最後一句,似乎是暗示中國眾多知識份子對昆德拉的解讀只不過是「各取所需」。而在昆氏作品當中,可能還有一些也許不是那麼「形而上的」辯解,足以回應哈維爾那堂堂正正的道德要求。

我之所以變得更能同情昆德拉,就是因為多年來的見聞和經歷,終於讓我讀懂了他全盛期作品裏頭那些不太「形而上」的具體處境。比如說有這麼一位學者,他從不聯署任何政治聲明,儘管他那些時常活躍於這類運動朋友都引他為同道,而他甚至也自認是那些人的同路人。那為什麼他不參加那些會使得他更能「活在真實中」的活動呢?理由很簡單,他是少數還能在公共領域發表某類見解,還能在校園當中不受干擾地研究教學的著名教授;要是他參與了這等犯忌的事,這些空間或許就要被壓縮至無了。更別說另一位老友,一直以來默默幫助了那麼多出了事的人,替人安頓家中老小;要是他也把自己搞成了一個「出了事的人」,還有誰能做到他正在做的那些事呢?所以所有那些勇於站在大街上舉牌,敢在一份又一份聲明上頭署名的「哈維爾」,都不會斥責這兩個朋友的公開沉默,更不會認為他們因此投向了高牆,放棄了難蛋。因為在這種處境底下,我們實在難以辨明到底哪一種選擇更對,哪一邊才叫做最正確的雞蛋。

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頭的托馬斯,他曾經面對過兩次簽名的邀請。第一次是捷克秘密警察要求他在收回一篇攻擊政府的文章上的聲明署字,他拒絕了,於是他從一個聲名卓著的外科醫生變成了一個走在大街上的清潔工。又由於他那篇有名的文章,和他抗拒政府要求所導致的下場,所以他在異見者圈子裏頭大概算個有名的好漢。然後他那傾向這個圈子的兒子,與一個因為「布拉格之春」被清洗出去的報社記者,就跑過來找他簽第二次名了。這回他們要他簽的是份請願書,呼籲當局赦免一位政治犯。出乎他們意料,他這次居然也拒絕了。他不只拒絕,還要說這麼做的意義,遠遠比不上他的女友特麗莎在雪地中救出一隻被活埋的烏鴉。

更讓勇敢雞蛋擁護者生氣的,是托馬斯居然在書中另一處反省當年為什麼不乾脆配合政府。公開收回自己說過的言論固然可恥,並且助長了政權散佈恐懼的力量;但繼續做個外科大夫,卻可以救活更多的人命呀,更何況他在這個專業裏面是個那麼優秀的國手。到底是該保存自我的尊嚴,還是要救治更多的生命?誰能肯定選擇前者不是勇敢而是自私?誰能判斷選擇後者不是慈悲而是懦弱?這就是托馬斯曾經面對過的抉擇了。這種抉擇絕對不像我們今天津津樂道的雞蛋與高牆那麼簡單,那麼壯美,那麼地判然二分,是非分明。我認為村上春樹這個著名比喻,在昆德拉所描繪的這種處境當中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難道做個不反抗政府,但能救人無算的決定,就是該被辱罵地站在高牆那一邊嗎?昆德拉關於托馬斯這兩次選擇的描寫,甚至抵銷掉了過去中國知識份子對他過度簡化的犬儒版理解。因為他為托馬斯提供的是一個只會發生在威權社會的境遇,一個不正常的選擇,一種任何中國知識份子都該能同情理解的兩難局面。一個人在正常的情況下,根本用不着在是要批評政府還是要當個醫生之中下決定。難道不是嗎?為什麼一個醫生不能在報紙批判政府?為什麼一個人要是不公開收回自己的政治評論,就必須要放棄自己的事業?無論托馬斯的抉擇如何,身為讀者,我都很難評斷他的對錯。因為只有在他那種異常的境況底下,才會產生這麼古怪的抉擇,才會有在還想不想當個醫生的問題上分出是非的必要。

能夠在雞蛋與高牆之間毫不猶豫地站在雞蛋那邊,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為會面對這個抉擇,就表示你還沒進到昆德拉筆下的那種處境,你還在是非對錯,勇敢和怯懦仍算分得清楚的世界。今天的香港暫時還是幸福的,只不過我感到這種運氣不會長久。

2017年7月21日星期五

梁文道:謝絕生客(老店之死二)

【飲食男女】京都傳統店家多半低調,門前最多一盞昏黃紙燈,要走近才看得見店名。一道暖簾半掩,更是叫人疑惑,不知葫蘆裏頭到底在賣甚麼藥。就算尚未客滿,就算你能說一口流利日文,甚至你乾脆是個日本人,貿貿然走進去想找個位子坐下來吃飯,多半也會被客氣地請走。這不一定是你沒有預先安排訂位的問題,而是因為他們還不認識你。這就是使得京都秘店惡名昭彰的「一見さんぉ斷リ」(『謝絕生客』)了。想要光顧,必須先有熟客介紹,或者跟着老客拜訪過一次,讓店家知道你的名字,認識了你,下次你才可能有機會自己上門,登堂入室。

坦白講,這並不是一個特別值得誇耀的傳統。但不知怎的,直到今日,依然還有不少很看得起自己的食肆酒吧奉行這種規矩,甚至傳染到了東京、大阪,和名古屋等現代都會。不接「一見客」,其實是歷史的殘留物,那是當年祇園和上七軒等花街鼎盛時期開始流行的做法。那年頭沒有信用卡,要是在茶屋或料亭召妓請客,一下子花大了,身上不夠銀両應急,那該怎麼辦呢?沒關係,反正是老主顧了,大家這麼熟,這回就先記下賬好了,改天差個小弟跑過來埋單便是,別為這點小事煩惱。久而久之,許多客人和店家甚至形成了一年才算一次總賬,平時都是吃完拍拍屁股就走的習慣。而且算賬付款最好都不用客人自己出面,是他的手下代辦,付錢的時候還要帶上禮物,這才叫熟人,這才叫感情,一講錢那就俗了,你說是不是?

由於埋單成了一門熟人之間交往的藝術,所以生客如何結賬就反而是個問題了,為免麻煩,乾脆不接。

單從「謝絕生客」這種習俗的由來和延續,我們就能發現京都老派人家的兩個特點,一是保守,二是講信用。認識到這兩點,也就能夠明白京都的百年老字號為甚麼會那麼多了。

土生土長的傳統京都人不像我們這麼喜歡嘗鮮,一聽說有哪家店新開張,東西不錯,就立刻趕去排隊試試。不,他們往往只會幫襯自己早已熟悉的店鋪。小時候我們家過節都一定要來這家店買些糕點,所以我長大成家之後也還是帶着我的孩子繼續去這家店辦貨。這就像足球文化發達的地區,當某家球會的球迷常是父子傳承的身份,在京都做買賣也有可能是好幾代人之間的事。

如此保守的心態,背後關鍵在於信任。我之所以只在這家刀剪店買刀,不只是因為我們一家已經和他們交往了三代,更是因為他們家的東西確實是好,絕不會不理我的需要,硬要推介一些價錢貴但我用不上的高檔貨。也就是說,在長年的往來之中,買賣雙方形成了相互信任的關係。世間不定多變,充滿風險,大家都寧願抱住一棵根深的大樹。我不止從不欺騙我的客人,還得做到有求必應,然後對方才會把人世最是珍重的信任託付給我,接下去我就至少有了一個長久且穩定的客戶。這樣子的生意,講究的首先不是做大,而是做久。

老店的存活,依賴的不是名氣招徠的外地遊客,而是深植本地的老主顧。當老店都只和老店做生意,量變便會引起質變,有了一個生態系統。這就是京都老店的世界了。

2017年7月16日星期日

梁文道:結局之後的劇情

【蘋果日報】對於北京政府來說,這就是最好的結局。劉曉波先生本來只要再坐個三、四年,就要從牢裏面走出來了,儘管一定會被嚴密監控,甚至遭到軟禁,但他到底是個活人。面對着這麼一個曾經有機會流放國外,卻堅持要把牢底坐穿的人,你還能拿他怎麼樣呢?再找個理由把他丟回監獄嗎?沒關係,他入獄三次,早已習慣囚犯這種職業。於是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全世界最知名的中國異見份子領袖,就會這麼活生生地站在神州某個角落,成為強權鞋子裏頭一顆讓人從腳到頭都不舒服的石子。一個搞不好,說不定他還真的會是中國版的昂山素姬或者曼德拉,在意外的局勢下促發真正的變革力量。但他卻在這時候忽然病逝,「十九大」召開之前的幾個月,所以問題不再,什麼都沒有發生,迅速回復正常。

一直不願去國的劉曉波,最後之所以要求外出治病,大家都曉得,是為了他的妻子劉霞。那麼劉霞接下來還會繼續這種暗無天日的日子嗎?許多論者覺得是會的,因為他們認為劉霞可能會被人當做是劉曉波政治遺產的繼承人,秉持丈夫的遺志,成為一個象徵。不過認識劉霞的人都曉得,她實在不是這種人。她愛劉曉波,但這並不表示她愛政治,她喜歡的劉曉波是那個政治之外,絕大部份人都不曾有機會瞭解的「大傻瓜」。而劉霞自己,除去劉曉波妻子這個身份,她首先是個詩人、攝影家、藝術家。如果可能,她大概會想過上一種自在安逸的生活,穿自己愛穿的衣服,吃自己愛吃的菜。儘管我深知我們多少次的呼籲都不會管用,可我還是打心底盼望當局能夠還她自由。經過這麼多年的貼身監控,你們可能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還要瞭解她了,你們不可能不曉得她是無害的。既然劉曉波已逝,劉霞做為人質和威懾他人的示範效用當然也就自動消失,又何必還要為難這個本就與世無爭的人呢?我相信,所有劉曉波生前的朋友都不會想到要「利用」劉霞去做些什麼的,你們真的不必擔心。

不過我也明白,短期內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你們那麼聰明,劇本早已寫好。就從劉霞的弟弟劉暉親筆簽署,要外界不要胡說劉曉波治療情況的那封信開始,大家便明白是怎麼回事了。讓劉霞一家以家屬身份公開感謝當局的盡心盡力,間接切割他們和外頭所有朋友的關係,然後外面要是還有誰想搞一個追思會,想要抗議劉曉波最後日子所得到的對待,便都是不顧遺屬感受,挾帶政治目的,別有用心的陰謀舉動了。最起碼,你們要讓大家看見,所有這些舉動都得不到劉曉波遺屬的支持。

我們甚至能在《環球時報》等喉舌媒體的評論裏頭看見另一條奇詭的隱伏劇情線,那就是主動把劉曉波描繪成一位「受害者」,不是這個政權底下的受害者,卻是「西方反華勢力」和「錯誤思想」的「受害者」。劉曉波的生命軌跡太過淒慘悲壯,他的言語太過溫和有理,不論生死,如何定性他為十惡不赦敵人,而又要顯得有說服力,都不容易。何不將計就計,乾脆承認他的悲劇,略略把他形容為一個值得同情的人物呢?他是囚犯沒錯,可他犯了什麼罪呢?原來是他太過單純,誤信了不合國情的,西方那套所謂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虛偽宣傳,妄圖顛覆國體。國家縱是再寬大,也不得不依法治他。但國家就像慈母,對待逆子還是好得不得了,不只悉心照養他的身體,還允許他在獄中讀書運動。你看他不只在〈我沒有敵人〉當中承認看守人員的友善,還在生前最後採訪片段裏頭感謝醫護的體貼,這豈不是國家仁善的明證?相反地,當初用言語蠱惑他,給他洗腦,害他入獄的那些外部勢力,則至死都不肯放過這個可憐的人。他們完全不顧「人道主義」的大原則,不理他的身體情況,假借自由之名,硬要帶他出國。相比之下,誰才是真正正義?誰更關懷劉曉波?可謂一目了然。

這種宣傳,這個版本的劉曉波故事,對於香港、台灣和其他地方的人而言,應該沒有多大作用,因為我們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劉曉波故事。但是對於言路閉塞,信息封鎖,浸泡在主旋律正能量大浴缸下的大陸居民,乃至於到了海外仍然不離這種心理環境的大陸居民來講,這可能就是他們所知的劉曉波生平了。所以劉曉波的死,雖然令外間那麼多人悲痛莫名;令我不得不中斷自己原有的思考,只能胡言亂語;可是我必須悲觀地指出,可能真是沒有多大效應的。原來就厭離這個政權的,只會更增離心;原本樂在其中的,只會再過一關,持續那什麼都有發生過的中國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