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4日星期日

梁文道:外國勢力包圍下的特區

香港出了這麼大的問題,本地建制派除了找出通識教育當替罪羊之外,自然也不能錯過萬試萬靈的「外國勢力」。比如說,建制派名人高志森導演就認為,網民在短短幾天之內就能夠完成從籌款、聯繫一直到設計海報等繁瑣工序,在全球二十餘家報刊成功刊登廣告,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任務,其背後一定存在「有組織勢力」。他還拿《南德意志報》為例,質疑這麼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報紙,普通網民怎麼可能想到要找他們登廣告?他的講法不止代表了本地建制派的水平,更凸顯出他們距離香港實況有多遠。首先,《南德意志報》乃是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也幾乎是整個德語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怎麼可能有人說它「名不見經傳」。更重要的,是他好像完全不能理解今日網絡社會自我組織和分工的複雜及高效,恍如活在昔日。

當然我也犯了錯誤。兩個多月前,當我第一次在這裏談到逃犯條例修訂問題的時候,我曾經預言:「香港修訂《逃犯條例》一事變成了桌上的籌碼。一邊是國家的安全和尊嚴,以及要讓香港進一步整合進全國體制之內的既定路線;另一邊則是這座金融中心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下遭到巨挫,朝着喪失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再邁一步。對中央而言,哪一邊的分量更重呢?我依舊大膽下注,前者一定比後者更重要,因為這真的是個講政治的年代,正如整場貿易戰的結果一樣」(見〈這又是一場鬥爭〉5月19日)。當時我沒有想到,特區政府真會放棄這件可以在政治上領功的任務;更沒有想到,原來中央政府並不只是講政治,而且還會關注最實際的國際環境對香港問題的影響。

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已經習慣以內地的維穩邏輯來看香港的政局發展,並且屢試不爽。你瞧,每次只要有人使用「有組織的外國勢力」來解釋大陸以及香港的種種矛盾,結果就一定是上升到關乎生死的政權保衛戰,必定會替對手惹來強力的鎮壓和收縮,然後體制一方則平安無事,好官我自為之。佔中的收場,便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就算特區政府帶上本地建制力量一起捅出了這麼大的破洞,他們也一定可以合理預期,「不是我辦事不力;而是外國勢力太猖獗,詭計多端,防不勝防」,肯定是個向上交代的最好理由。接下來除了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恐怕還能獲得更多資源去應付下一場硬仗。

然而就像上周我所說的,過去幾年在上頭投注了這麼多的力量和資源,建制派幾乎已經掌握香港大局,「大獲全勝」之後。如果還要抱怨外國勢力搞砸香港,這難道不是自己太沒出息?如果美國中央情報局真能成功策劃200萬人上街,為什麼建制派又不能動員300萬人出來反制呢?對方只靠一家《蘋果日報》就能成功「抹黑」〈逃犯條例〉,那你能掌握的那些媒體又在幹什麼呢?可見「外國勢力」這句萬能key原來也有失效的一天。

不過話說回來,我也要再次強調,大家千萬不能以為「外國勢力」只是建制派拿來自欺欺人的藉口。事實上,在中央政府眼中,「外國勢力」一直都是很具體很實在的威脅;而身為國際都會的香港,憑藉一國兩制,則是這種威脅能夠撬動中國全局的支點。所以問題就變成了香港這扇門窗到底該開多大,甚至還該不該再開。雖然就連內地的財經專家都會指出香港的特殊地位對全國發展的重要,而且在大灣區計畫的佈局之內,也仍然預設了香港這種特殊地位的持續。可我一直還是以為,在必要的時候,中央會不惜關掉這扇門戶,不只讓香港失去獨立關稅區地位,甚至廢棄港元。理由是我以為今天中國真的已經自信到了這樣一個地步,資金和技術的出入可以不靠香港;而且政治安全至上,經濟擺在一旁。且看無論是佔中運動期間,還是政府推動逃犯條例修訂失敗之後,大陸所有輿論都還是「香港早已失色」和「香港的繁榮全靠國家」這一套,更極端的還有「放棄一國兩制,直接管制香港」。如果我們把這些言論當成信號,又怎能不相信中央不怕外國拿香港當籌碼呢?

沒想到經此一役,事實反而證明在新冷戰格局底下,中央還真的不能不關注香港的國際地位問題,也真的不能不理會西方和日本等國家在香港的利益考慮。所以香港這座特別的中國城市到底應該如何管治呢?一方面要考慮到它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不能像大陸其他地方一樣徹底隔在牆內;另一方面又不能容許它成為外國勢力介入的門戶,使之成為威脅政權和領土安全的漏洞。對於中央政府而言,這應該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還能把這組龐大而複雜的問題,縮窄到應該由誰來領導香港這一點。兩年前特首換班,新冷戰形成之勢已然相當清楚,當時其中一位參選人是曾俊華先生。我不敢說他有多宏大的國際視野,但主持過世貿部長級會議,而且長期在國際財經會議上頭代表香港露臉的他,至少還是個「人地知佢乜水」的人物;然而北京卻選擇了林鄭月娥,大概是認為她比較忠心,而且能力高強,執行任務勤奮過人。但在〈逃犯條例〉一役,她不止暴露了對國際政治局勢的無感無知,還把對着底下官員和香港市民的傲慢態度,一路延伸到外國領事以及商會身上。你說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外國勢力的參與?答案肯定是有的。否則我很難想像單憑市民反對,中央就會下令特區暫緩腳步。但問題是誰主動創造條件,給了他們這種機會呢?林鄭月娥這種人真能管好香港這座國際城市?處理好這麼巧妙而脆弱的平衡狀態嗎?未來一兩年,隨着美國《香港關係法》修訂在即,林鄭月娥可以代表香港去遊說美國政壇,要他們放過香港一馬嗎?我甚至懷疑以今日局勢之緊張,她連進不進得去美國,都可能是個問題。同時我們還要關注,香港各個駐外辦事處在一段時間以來,早已主動甩脫外交職責,其人員淪為官場閒職,將來他們又要如何協助香港乃至於整個國家去面對國際封鎖的危機呢?如果北京今天要深入檢討香港情況,也許可以從這一點入手,重新看看整個系統是怎樣把香港這艘船駛到了接近擱淺的地帶?

2019年7月7日星期日

梁文道:建制同溫層大獲全勝


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四位市民為此喪命,立法會史上第一次被人強行攻佔,曾經偏向保守的基督教宗派站出來在示威人牆面前集會唱詩,曾經老死不相往來的本土右派和左膠變成了共同登山的兄弟;各階層、世代和行業的人都發動了起來(其中還包括一個『香港廚師聯盟』),分別舉行一次五十多萬人,一次一百多萬人,還有一次兩百萬人的大遊行之後;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教授,以及前任特首董建華先生,都不約而同地找到了一個共同答案:原來是我們的通識教育出了問題。

我寧願這是他們在沒話好說的時候,拿出來胡亂搪塞的說詞,也不願相信這就是主導這座城市的建制派的真正水平。否則以這種識見,同一幫人馬以同一種邏輯繼續掌控大局下去,香港就真是要車毀人亡了。事實上,與其說是通識教育造成了香港今天這個局面;倒不如大膽地說,恰恰是他們這種說法背後那一整套思維,才是使得香港鬧到今天這步田地的真正原因。首先,通識教育到底是不是導致香港青年政治激進的元凶,這是一些學者專門做過研究的課題,難道他們在下這麼強烈的判斷之前,沒有先去做過一些最基本的資料收集嗎?這說明了他們根本不注重學者和知識界的工作(除非那些學者說了些讓他們聽得順耳的話),也沒有嘗試用最客觀最全面的眼光去虛心認知這個複雜的社會。在政府那邊,本來有過一個在這方面可以發揮點作用的中央政策組;可惜的是,現在這個機構基本上處於一個半荒廢的狀態,甚至淪為一個權貴二代的俱樂部。

這麼多年以來,他們到底是用什麼辦法去了解民情的呢?是政府高官出來主導的所謂「真情對話」嗎?就拿林鄭月娥本人當例子吧,鍾耀華先生說的對,從喜帖街重建開始,到天星碼頭事件,再到佔中期間,幾乎每一次所謂的對話都是聽她像錄音機一樣宣示既定立場,對方說的話她基本不回答,對方呈交的文件和報告她甚至根本不帶走。這種對話到底是出來表演你對過話了,還是真正想要了解和你意見不同的人在想什麼呢?

那麼是香港慣用的諮詢機制嗎?這套系統早在港英年代後期就已經被人批評失效過時,但現在就連這套其實已經不是那麼有用的機制都還要遭到進一步的擠壓。在近年各種各樣的政策諮詢當中,我們總是看到政府早在諮詢之前就已經有了一套相當明朗而堅定的立場,然後再透過建制派的勢力發動友好組織去提交大量支持政府的意見。這還算是真正的諮詢嗎?他們把諮詢當成了一種政治鬥爭,把所有跟自己不同的立場都看成敵人,所以只想要在這套諮詢遊戲之內鬥大聲壓倒對方,而不是去真正理解對方的憂慮。到了後來,甚至乾脆縮短諮詢期,連做戲的工夫都省下了。

沿襲港英年代的做法,特區政府現在也有大量的法定公務機關和諮詢架構,委任不少社會精英以及各種領域的持份人代表。這本來是殖民地政府吸納社會力量,平衡各方利益的政治工具,離真正的民主遠甚。現在則更退一步,為了保證他們所理解的行政主導,並且延續那種政治鬥爭思維,幾乎所有容易跟自己有不同看法的人都進不去,裏面塞滿了一堆政治上過關的自己人。於是就形成了一種我以前所形容的「不是因為你是精英,所以我才吸納你;而是因為我吸納了你,所以你就變成了精英」的局面。 於是這一堆組織和機構陸續都變成了政府的圖章機器,既不能讓政府準確掌握情況,也不能獲得市民的信任。目前備受關注的「監警會」,就是一個最現成的例子。

好吧,香港是還有兩級議會的存在。但這就更加是一個嚴酷的政治戰場了,建制力量必以徹底鬥倒反對派為要,務求對手不存容身之地。立法會的本來設計就已經相當有利於政府的統治了,既有功能組別,又有分組點票。反對派議員的空間原已不多,還要廢去拉票這種象徵式行動的機會;再把原本應該稍微中立的立法會主席這個位置,交到一個明顯傾向政府的人物手上。最後更不惜動用公務員體系,在參選人資格上面開始篩選所有不合己意的人物。而曾經是香港反對力量當然代表的一眾議員和政黨,則不斷遭到矮化。終於,從政變成了一種和搞社運差不多的人生路徑。

十幾二十年前,我們常常聽到建制派人物,甚至中央要員抱怨媒體是禍港元凶之一。為什麼政府施政不順?為什麼香港總是有那麼多政治紛爭和噪音?他們認為都是因為媒體不聽話。現在可好,傳統意義上親民主派的媒體,獨剩一家《蘋果日報》。透過種種資本運作,以及利益交易和平衡的設計,包括無綫電視在內的香港絕大部分主流媒體都能算是自己人了。結果呢?原本還算寬闊的媒體光譜被壓縮成兩極,所有不同的聲音也只能夠歸邊到最極端的兩翼,網絡和社交媒體自然吸收了所有不能夠在傳統媒體上面表達的意見。

這麼數下來,建制力量難道不是該大獲全勝嗎?每一次你認為自己遇到了阻礙,指認出你以為的阻礙所在,最後也都能給你找到剷除那些阻礙的辦法。因為你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資源幾近無限量供給。於是所有你不希望有對手存在的空間,都真的被你一一收拾掉了。你看,大學曾經被認為是培養和窩藏「反動青年」的基地,現在透過對校董會的控制,不止可以找到讓人比較放心的校長,還能阻止不合己意的人選出任高層,甚至關閉一些研究機構。甚至就連曾經是香港社會治安大患的黑社會,其龍頭家族居然也有人公開支持警方執法了。香港怎麼可能還會失控?理由其實很簡單,這種「成功」無異於建制為自己營造了一個空前龐大的同溫層,你聽到的聲音全是自己言語的回音,你看到的景象盡是自己意識的折射;同時你還把每一個階層和每一個領域的反對意見都趕到了街上。

即便到了此時此刻,面對一國兩制最危險的關鍵轉折,不針對過去這麼長時間以來的既有思維和策略做最深刻最全面最系統的自我檢討,反而找出一個叫做「通識教育」的全新歸罪對象,豈不是笑話?

2019年6月30日星期日

梁文道:虛位特首與大內群英

時間到底站在哪一邊呢?

十二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叫做《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的東西。那時候的我比較樂觀,也比較容易有情緒,所以我才夠膽寫下這樣的句子:「十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請不要忘記,每一代人的歷史都是由下一代人書寫的;……所以,再見了,林局長。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事實證明我錯了,剛愎猶勝當年的林鄭月娥不只沒有退休,並且更上層樓。不管好壞,將來的香港歷史,更絕對不會少掉她的名字。如今,儘管經歷剛剛過去的六月風暴,現在的我也不敢說《逃犯條例》的修訂不一定不會捲土重來,日後的香港也將不再面臨更龐大的政治壓力。然而我還是願意大膽判斷,林鄭月娥的管制權威在多過四分之一的香港市民上街之後,就已徹底淪喪了。同類的事情發生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政府早該倒臺。只不過香港當然不是一個國家,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不只要為市民負責,更要向北京中央政府負責。那麼北京會怎麼看她呢?

請問,是誰主動表忠,向北京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來修補國安漏洞(我仍然認為這不是北京下的死命令)?是誰告訴北京整件事情可以推進得風平浪靜?是誰低估了香港各階層市民的反應?是誰漠視了這個動作的國際影響?是誰忽略了它在臺灣起到的作用?是誰沒有覺察到這件事在新冷戰格局下的敏感?是誰沒有考慮到接下來的區議會選舉?上頭甚至出動到兩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來為特區政府站臺,現在居然搞到這般灰頭土臉,這又是誰的責任? 簡單地講,這是一次從研究、決策到執行全方位都犯下巨大錯誤的政治災難。前天林鄭月娥對一批政商界代表說:「好多人以為我死了,但我不會死得去。」這句話如果翻譯成香港左膠的常用語,那就是在懸崖邊緣「俾啲掌聲自己」。

沒錯,她當然還不會「死」。北京怎麼可能容許香港養成習慣,每當大批市民上街用腳投票,就要撤下一個它欽點的特首?所以她當然要留在這個位置,好勉強維持政權最底線最薄的那一層面子。但與此同時,北京也絕對不可能再信任她的政治能力,放手讓她管制香港。故此可以預料,香港大概就快要出現歷史上第一個「虛位特首」了。對於「好打得」,凡事都喜歡親力親為,每次考試都想考第一,而且絕不信任他人能力的林鄭月娥來講,這當然是個非常難熬,甚至生不如死的處境。但是大多數善良的香港市民對此實在愛莫能助,只能為她祈禱,但願上天除了替她在天國預留位置之外,也能讓她在世間隨遇而安,找到內心的寧靜。這時候,我們更該關心的,是現有體制如何可能安排出一種配合虛位特首的局面?

難道是讓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來掌權?稍懂香港政情的人都曉得這絕不可能。那如果從現有的政府班子,挑一個司長上去代替張建宗?甚至形成某種的內閣集體負責制呢?前兩天有位老友告訴我最近政圈內流傳的一則笑談,說沒想到現在這個組合居然還不如梁振英當年率領的那一套班底。真的?不可能吧。但再仔細想想,除了當年的教育局長吳克儉先生比較突破底線之外,情形好像還真是如此。例如,當年的政務司是無論如何都還算叫做能幹的林鄭月娥,現在呢?當年的運輸及房屋局長是張炳良教授,現在出是在港鐵問題上無知無覺的陳帆先生。當年的財政司是曾俊華,現在是民間外號「劏房波」的陳茂波先生。至於背着污點上臺的律政司鄭若驊女士,以及外界流傳,想出借臺灣東風來推行《逃犯條例》修訂這條妙計的保安局長李家超先生,更根本就是帶罪之身,下台可待。當然,我們也不能忘了從上一屆連任到這一屆的「神隱高手」,理論上最應該熟悉香港青年動向的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先生。請問你能從這裏面挑出誰去實際領導香港?又能不能夠放心把這座城市交給他們集體管理?

這種班子又是怎麼形成的呢?其中一個原因,還得說到林鄭月娥身上。記不記得在她勝選特首,籌組班子那段期間的江湖傳聞?當時許多有能力有名望的人都不願意奉召入閣,就怕不能跟她合作。因為她實在太「叻」,根本聽不進任何不同的意見。

那要是復活在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已經淪為窗飾的行政會議,讓它掌握更大的實權呢?首先,作為協助特首決策的最高政治機構,特首有沒有聽他們的意見是一回事,但它也絕對不能免除造成眼下管治危局的責任。所以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先生說的對,它確實需要改組。但是否真要如他所言,加入「反對派」政治人物呢?你就看過去進了政府的榜樣吧,張炳良教授、陸恭惠女士、羅致光教授,乃至於湯家驊先生,請問結果如何?那麼社會上是否還有一些廣孚民望,才德兼備之士呢?也許還有,但我非常懷疑,今天還有誰願意搭上這艘沉船。何況林鄭月娥過去幾年的行事風格,應該早就嚇怕了香港所有還有一點點自尊的精英。比如說備受尊重的「社工教父」周永新教授,接受林鄭月娥的委託,研究退休保障計畫,交出了一份長達139頁的報告。結果卻是被林鄭月娥公開譏刺他「對公共財政概念掌握的還不是很透徹」,然後還要批評他「過往一些隨意的說法,並不是認真學術研究的應有態度」。 再來則是身為「公職王」的黃遠輝先生,他領導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這頭還在仔細撰寫花了很大力氣去準備的報告,林鄭月娥那邊卻先下結論,在施政報告宣佈大規模填海方是解決土地問題的王道。可見什麼社會菁英,研究小組,專家學者,諮詢論壇,加起來全都及不上林鄭月娥她一個人英明。辱人至此,除非有更高的權威保證,給出非常實質的承諾,否則又還有誰願作賤自己?

當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趁着特區政府虛弱,讓中聯辦進一步掌握管治香港的實權。然而,現在說這種話大概還太早,畢竟我們都還不知道中央對香港情況的檢討會深入廣泛到什麼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