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3日星期日

梁文道:順豐快遞的一國兩制


上星期回臺北見見朋友,正是習近平對臺講話出爐,「一國兩制」成為民間熱門話題的時刻,居然恰巧給我碰上一件和一國兩制不知道算不算是有關係的事。

既然到了臺北,免不了又要買一大堆書回來。近幾年身子不如從前,開始搬不動這麼多書了,就只好讓酒店前檯安排速遞。儘管這筆運送費用可能抵得上好幾本書的價錢,但我輩中人都曉得,買書的時候是很難計較這些的。這一次我照辦煮碗,離店那一天留下了好幾袋書,輕輕鬆鬆上路,等着回家檢閱所獲。結果等了幾天都沒有消息,正想打回酒店問問是怎麼回事,就收到了酒店的郵件:

「因為中國最近對文章及書冊內容有管制,有三本書快遞無法替您寄送:

1《滾出中國》
2《大辯論》
3《思想史》

以上三本書已先幫您拿出來存放櫃檯,待您下次入住時再交還給您。此次順豐是以貨到付款方式寄送,之前的信用卡授權會取消。」

這真是讓人意外。我每年都至少回臺北一趟,每一趟都住在同一家酒店,每一次也都請他們替我安排快遞,把書送回香港,可從來都沒發生過類似的事。大概在大陸住得太久,我第一個反應竟然是先檢討自己,看看是不是自己買了什麼不應該買的東西,又寄了些什麼不應該寄的事物。《滾出中國》是我活該,看名字就知道不是什麼好玩意,它就該滾出中國。但是《大辯論》和《思想史》呢?這兩本書有問題嗎?於是我趕緊查了一下,發現《大辯論》原來早有大陸版,只是譯者不同,翻譯出來的書名也不同,簡體字版叫做《大爭論》。這兩個版本,都來自美國保守派公共知識份子Yuval Levin的英文原著《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這本書談的是一個思想史上的重要時刻,那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的伯克(Edmund Burke)和潘恩(Thomas Paine)的辯論,一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左派與右派之爭的根源性事件。從內容上看,這本書應該一點問題也沒有,更何況它早有大陸「中信出版社」的版本,怎麼會過不了管制?

轉念一想,我卻又覺得這個管制管得有道理了。首先,自從政府幾年前換班之後,大陸書業就有了「回頭看」的做法。意思是凡在「新時代」之前出過的書,都得回頭重新審查。就算是從前經過審批,拿到書號的合法出版物,也都不意味着它在「新時代」就能自動再版再印。可能是過去幾年太過寬鬆,一大堆包裹在「自由」和「民主」等名號下面的書,原來都是夾帶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毒草;還有一些批判德國納粹和反省前蘇斯大林時期的歷史著作,分明就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更別提一些關於反右、文革乃至於大饑荒的回憶錄和文學作品,那純粹都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載體。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大辯論》就很有可能是以前可以出,但現在絕對不能再上架的那種書了。左派右派這種事,是你們今天可以隨便妄議的嗎?

然而,《大辯論》的簡體版2014年8月面市,離習近平上臺也已過了一年多,是「新時代」的產物,可見它並非栽在「回頭看」手下。那會不會純粹是繁簡二版譯者不同,內容完整程度或者也不一樣,所以必然要把臺灣這個本子當成另一本書來看呢?極有可能。去年就出過這麼一件怪聞。一位名滿天下,望重士林的歷史學家從美國教完書回來,一入境就遭到海關扣起行李箱中的幾本書。其中一本正是這位學者中文論著的英譯版。請注意,這部英文學術專著出自全球最受尊崇的學術出版社之一,而它的中文版還是現在在大陸買得到的學術暢銷書之一,那為什麼換了英文就進不了中國呢?縱使學富五車,這位溫文爾雅,說理通透的大學者,也還是說不過認真負責的中國海關。事後我們都猜,那是海關見到這本書上有「China」這個字,神經自動繃緊的緣故。你知道,今天海關見到X光機中有裝着書的行李,其緊張程度堪與見到毒品相比。

總而言之,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寧可殺錯一千,不可棄卻一子。於是我也就明白了另外一本書不能從臺灣寄回香港的原因了。那本《思想史》其實是臺灣一本學術期刊,我買的這一期是它的第七期,為了請大家幫我檢討,同時也想聽聽「順豐快遞」的解釋(儘管我知道他們多半不會理我),請大家不要介意我列出這一期《思想史》的完整目錄:

【論文】
汪榮祖 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
羅志田 曲線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國「舊化」出頭辨析

【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專號】
沈國威 近代英華字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
陳建守 雙語辭典與詞源考索:以「啟蒙運動」為例的討論
阿爾伯特‧霍夫斯塔特著、張哲嘉譯 從出版社的角度談辭典出版

【書評及書評論文】
傅揚 評介Yuri Pines, Paul R. Goldin, and Martin Kern eds., Ideology of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 in Early China
盧華 孫中山的第三條道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
曾國祥 開明的柏克

【研究紀要】
理查‧柏克著、陳禹仲譯 什麼是「舊體制」?

不知道各位怎麼想,我猜這裏面比較讓人忌諱的字眼可能是「革命」、「威權」和「舊體制」甚至「啟蒙運動」(總不會是孫中山吧?)。以我對今日氣氛的嗅覺,這些字詞讓人起疑是絕對有可能的。

那麼到底是誰在起疑?誰在害怕?我打電話去追問,酒店的人語焉不詳,就說是「順豐」的意思,和他們無關。如果這是順豐快遞的決策,那這是書籍帶回他們臺北的運送中心之後,有專人在檢查書籍嗎?還是快遞小哥直接在酒店現場一本一本地審閱這些東西合不合格?那是他們手上有一份不准運送的書籍清單?還是反過來,有一份更為浩大的和合格書籍名錄?又或者說,乾脆是他們的工作人員憑自己的判斷力來把握?這些人都是臺灣人對吧?他們是已經經過專門訓練,猶如大陸的審查員那樣,個個慧眼獨具?還是他們在揣摩對岸的意思,想像有些什麼文字和觀念是過不了臺灣海峽的?無論如何我請酒店想想辦法,找回一些我們以前合作過的老夥伴,可是他們卻寧願去郵局專門替我跑一趟,用回最傳統的郵政服務。其實去年之前,這家酒店送快遞回香港給我,不是經過DHL,就是UPS,他們是打從什麼時候開始只用順豐快遞的服務呢?是因為那兩家傳統快遞公司都打不過順豐?還是在臺北住店,而又多有需要托送東西的遊客多半是大陸客,所以為了方便,他們就和順豐快遞獨家捆綁起來?沒辦法,這是市場的力量。大陸的市場那麼大,企業那麼有實力,你能不順着他們走嗎?

當然,香港人對於這個問題,首先要想到的,應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香港也被納入了這套書籍和文章內容管制的系統?我也抗議過了,告訴這家酒店的員工,從境外寄任何書籍到香港都不是問題,畢竟以我所知,香港還沒有這套管制書籍進出口的法令(也許我所知有限,其實早就有了這套規矩,只是我沒意識到罷了)。電話那一頭,可憐的酒店服務人員支支吾吾,他好像不大相信香港在這方面跟大陸真的不一樣。這不怪他,經過這次遭遇,連我都懷疑,其實「一國兩制」老早就推行到臺灣去了。

2019年1月6日星期日

梁文道:如何在不明朗的局勢下做一個好官?

在新冷戰的格局底下,香港還能不能夠保得住它原有的地位,已經是個擺在檯面上的問題了。這本是路人皆見的事,但偏偏特區政府好像視而不見,照樣做一些惹人側目的事情。例如近期律政司的兩項重大決定,都會讓外人懷疑香港是否仍然保有之前的司法公正。當然我們同時也明白,這兩項決定,一項牽涉到前任特首,一項牽涉到現任律政司本人,而這兩人一個是現任國家領導人,另一個則是由中央任命的特殊官員,在中央眼中可能都是絕對不能再出事的。但我們還是可以追問,就算要保住這兩個人平安過渡,特區政府能不能夠把整件事情處理得更好看一些呢?為什麼要像現在這樣,如此草率,如此漫不經心?難道他們沒有看到,在中央領導接見特首林鄭月娥的時候,都已經第一次把「獨立關稅區」這個關鍵詞明挑出來?

或者我們可以從另一些看起來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入手,比方說不久之前圍繞着聖誕節的爭論。香港媒體和許多網民都看到了大陸一些地方政府禁止百姓「過洋節」的消息,把它當成天大笑話恥笑一番。大家可能沒有太過在意的,是《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微博上也發表了一些關於聖誕節的言論。他先是表明自己沒有看到中央發佈過任何針對聖誕節的文件,要求大家抵制洋節,然後把那些地方政府的作為都當成是部分官員自己的意志。然後他還首次披露了他的父母原來也是基督徒的消息,還登出了兩位老人家在聖誕樹下的照片,恭祝他們和他們的教友聖誕快樂。向來喜歡針對胡錫進的大陸網友還開玩笑,說胡錫進這個名字的本意,很有可能是「向錫安前進」。身為黨的喉舌,胡錫進敢公開自己父母的基督徒身份,還要恭祝他們聖誕快樂,可見抵制洋節應該還真不是中央最高層的意思。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會有些地方政府如此地要求市面上不准架設任何聖誕裝飾呢?

不止如此,前陣子不是還有消息說當局要求影視界別再跟風繼續拍一些《戰狼》和《厲害了我的國》之類的作品,然後要多製作一些體現「中外文明交流」的影視節目嗎?如果這是真的,那應該是他們在中國面對西方國家圍堵,中美貿易談判的關鍵時刻,想要主動為這兩年熱火朝天的國族主義降溫,不想在民間推高中外對峙的情緒。那為什麼一些地方政府還要延續之前的意識形態路線,藉着打擊聖誕節來捍衛「文化自信」,徒替緊張的局勢加油添醋呢?

其實我們只要代入那些官員的位置,用大陸官場的邏輯來思考,或許就能看懂這種表面矛盾的現象了。這幾年在大陸當官並不容易,幾乎可以說得上是人人自危。能不能陞官還是其次,他們最擔心的就是犯錯誤,尤其是政治錯誤。一不小心,非但位置不保,甚至還會有牢獄之災。所以無論他們面對任何問題,要做任何決定,首先要考慮的,就是不能犯錯,特別是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的錯。千萬不要以為今天最流行的「學習習近平思想」只是走過場的表演,他們可是非常認真地學習,務求吃透習近平一言一行背後的深意,好亦步亦趨,永遠站在正確的方向。

既然習近平表現得那麼硬朗,那麼鷹派,他們當然也不能軟弱。既然「三個自信」的標語貼得滿大街都是,他們當然也得做出一些體現這種自信的動作。有鑒於各地拆除教堂和十字架絕不手軟的現況,以及各種各樣關於宗教信仰的限制,一些官員看到民間商家那麼興高采烈地利用聖誕節發財,很自然就會得出這些東西都是具有西方宗教背景,有損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結論了。所以不准人民過洋節,不許帶着西方宗教色彩的東西污染公共空間,確是在情在理的決策。沒錯,他們當然知道現在的國際環境險惡,再小的事情都會被西方媒體注意,把它們詮釋成中國要在原來的道路上走到底的表現。他們大概也知道中央並沒有發文件要他們這麼幹,甚至之後還有可能會斥責他們做得過了頭。但問題是上頭真會因此處分他們嗎?他們只不過是最合理地詮釋了他們所了解的「習近平思想」罷了。再簡單點講,這就是我們都曉的「寧左勿右」了。

所謂「寧左勿右」,並非什麼了不起的意識形態根本原則,而是一種官場求生的常識。凡是在局面混亂,大家都看不懂的情形底下,站得左一點,鷹派一點,怎麼樣都比太過寬鬆,太過「自由化」要來得安全。即便上頭現在放出了一點改弦易轍的信號,好像有些要拉住國族主義快車的意思,他們也絕對不敢猛烈掉頭,至少不能在聖誕節期間忽然與民同樂。要知道現在那一丁點零零星星的對外友善表現,多半是外在一時間的壓力底下擺出的姿態。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政府這幾年的態度,恐怕左一點才是不變的底色。故此千萬不能夠被「擴大開放」之類的對外說法迷惑,以為什麼東西都能放得開。除非等到貿易爭端有了結果,中央政府更明確地轉向,否則現在多半還是沿着既有的大方向走下去為妙。

我發現如今要搞懂香港特區政府和一些建制派人物出乎意料的言語和做法,原來一點也不困難,只要套上這種大陸官場的最基本邏輯便是。有些事情做了出來,有些話說了出來,極有可能會不利於香港的處境,但它們卻不會立刻危及自己的地位。萬一中美貿易談判談崩,萬一真要展開全面對決,那麼限制一些人物入境這點小事,之後回顧就是時窮節乃見的證明了,很值得上頭讚賞。更要緊的,是他們總不會把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被取消的責任,算在我幹了這些事的頭上吧?難道要為了我忠誠執行領導人思想的表現而興師問罪嗎?如果將來大局面向好,美國等西方國家又變成中國的好朋友了,那就更不是問題了,因為沒有誰會記得那些事的。

2018年12月24日星期一

梁文道:我在麵館裏學到的道理

幾個月前,我在大陸一座三線城市的街頭小麵館聽見隔壁桌幾個男人高聲談話,都在抱怨政府強拆街頭店鋪招牌的事情。其中一個人還說:「這全是習近平的主意,不是吃飽了沒事幹嗎?管這種事做什麼?就是不想讓小老百姓過上舒服日子」。讓我吃驚的,還不是他這麼大膽,敢在公開場合批評「習大大」;畢竟習近平怎麼樣都還不可能擁有當年毛澤東的權威,官場之外的街頭巷尾,老百姓仍然可以「妄議中央」。這段議論最有意思的,是和幾年前相比,原來今天一般中國人對於中央政府的看法,已經產生了這麼大的轉變。還記得胡溫在位的時候,民間要是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情,而那些事又恰好和政府相關的話,最常見的表現就是痛罵地方政府胡作非為,然後嘆息「可惜溫總理不知道底下這些事」。那時候,「政令不出中南海」幾乎是個民間常識;而透過高超的媒體工程和公關技巧,中央(尤其是溫家寶)的形象又似乎很不錯;於是很多百姓日常遇到政府為難,他們幾乎是本能地把矛頭投向地方衙門和個別政治派系,卻不會懷疑中央政府的遠見和善意,只是覺得中央「被蒙蔽」了。這個情況就像以前傳統戲曲的老戲碼,聖上英明,壞的全是地方狗官,百姓只能期待自己的心聲上達天聽,又或者不曉得哪天來了一個欽差大臣(當然最好是皇上自己微服出巡)。同樣地,那時候香港也有很多人認為中央最高層並不瞭解香港的實況,因為中間有人堵塞了信息傳達的通道,仿佛只要中央知道了香港真實的另一面,一切問題就會改善似的。

誇張點說,以前就算出了天大的事情,很多人仍然都不會怪罪中央政府最高領導;而現在只不過是地方上一點小事,受到影響的不滿群眾可能都會覺得這是習近平的責任。這種變化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首先是宣傳,不久之前,中國各地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習近平的語錄和畫像,而各大新聞媒體和門戶網站也一定都會把習近平的消息放在最顯著的頭條,就是要讓你覺得他無處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管。再來則是他對國家機器的改造,透過另設小組凌駕原有的國務院部門,同時徹底收服軍隊,並且強化他對整個政黨的領導,於是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事實上做到了無所不管的地步。最後則是雷厲風行的反腐運動,從最高層一直打到地方上的毛細管,讓很多百姓覺得他真的什麼都能知道;而且只要是他想做的事,也還當真沒有做不到的(要不鎮上一個貪污官員怎麼會被揭發逮捕?他們不都?反腐是習大大領頭的運動嗎?)。

也就是說,在老百姓的心目當中,今天再也沒有「政令不出中南海」這回事了。不單是政令下達暢通無阻,地方信息往上傳遞的管道也一樣沒有阻礙。並且大家知道,和胡溫年代「胡溫」並稱的情況不同,習近平的地位和權威遠遠凌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等其他中央領導。他沒有政敵,因為江湖傳說中的「江系」在大家眼裏早已潰不成軍,再也沒有人能夠挑戰他了。更要緊的是他還領導一切,習近平幾乎對所有事情都有他的一套想法,從地方公共建築物的設計方案比賽和大學裏的文學研討會,大到整個國家的社會治理,我在什麼領域都能聽到相關的負責人公開說是習近平思想起到了關鍵作用,任何一個丁點大的成就和功勞,官員都會說那是習近平英明領導的成果。而我們最近看到,就連展開了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好像也都是習近平的功勞。

於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萬一情況發生不妙的演變,哪怕是再細小的問題也好,你還能把責任推在誰的身上呢?是地方官員的不作為?是他們的腐敗?這不可能,因為聽說他們已經全部被管束成一支絕對忠誠、政治正確、紀律嚴明的隊伍。是黨內別有用心的人在搞亂?這更不可能,他們連議論中央政策都不行了,何況其他。是民間一些勢力在作怪?聳立了多少年的教堂可以被拆掉,成立了多少年的社團和民間智囊機構可以被關停,再加上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的全方位監控,民間怎麼可能組織出任何足以挑戰中央的權威呢?是資本家陰謀復辟嗎?這也不對,因為經過過去幾年的「國進民退」,以及金融市場波動之後的嚴厲追查和打擊,富賈有的跳樓,有的在獄中意外身亡,有的被越境追捕,現在稍微有點規模的民企應該早都貼貼服服,甚至準備把自己變成黨領導下的「準國企」。至於知識份子和媒體輿論,那就不用說了。知識份子要不是銷聲匿跡,歸隱山野書齋;就是轉型下海,讓自己遠離雷區。所有傳媒更是被收拾的一塌糊塗,過去的一大山頭「南方系」已成不留痕跡的往事,新興社交網絡上的自媒體則可在一夕間消失過萬。在意識形態領域當中,所有潛在的危險幾乎都已經被排除掉了。大學圖書館裏的宗教書籍紛紛被下架,人文社會科學教師的教程要受到審查,上課的情況會被監視。出版界裏面流行「回頭看」,意思是八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合法出版物要經過重新審查,按照今天的嚴格標準淘汰一批以前不覺得有問題,但原來不合乎當今主旋律的東西。從明年開始,甚至要從根處抓起,乾脆減少全國書號(據說多達一半),因為書籍出少了,問題也就自然少了。現在就連上訪也都變得很困難了,稍有規模的集體上訪往往可以在苗頭階段被扼殺,協助他們的團體和律師當然全都不會有好下場。

今天最高領導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他們幾乎消除掉了所有可能的挑戰力量,同時還要讓一般百姓感覺到這個現實;但問題是因此也失去了一切藉口。唯一剩下還能用的,應該就是所謂的「外國勢力」。就眼下局面來看,這個外國勢力還真的存在,並且逐漸加大。我們可以預測,未來一定會有更多把問題推到國際局勢和敵對勢力的說法出現(甚至是一些非常匪夷所思的說法)。然而,有些東西還真的不是那麼容易說成是外國人搞鬼,例如那天我在麵館裏面聽說的店鋪招牌被拆,這能說成是特朗普施壓的結果嗎?

去年這個時候,北京「切除低端人口」,在短短幾天之內,讓過百萬的人民無家可歸;同時又頒佈了「北京市牌匾標識設置管理規範」,乃全國新一輪街道整治的開端,結果弄得怨聲載道,民憤不已。後來事情搞得有點大,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才出來做了一些安撫工作。讓我覺得非常意外的,是這位「之江新軍」的幹將,外界公認是習近平最親信的要人之一,居然表示他所做的一切全是遵循習主席的意思。這豈不是推卸責任?引導大家把怒火往習近平身上招呼嗎?這就很難怪我在那座三線城市遇到的幾個人會認為他們遇到的麻煩是習近平所造成的了,恐怕他們的地方官員也會說自己幹的事是習近平思想領導的結果。

一個人怎麼可能全知全能,管得了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的所有大小事項?偏偏這就是今天很多人心目中所認知的現實。一個人既然領導一切,因此當然也要為一切負責,在局勢變得惡劣的時候,除了外國勢力,他就變成了剩下的那個答案,這就是今天習近平遇到的最大麻煩。而他底下整部國家機器中的官僚,既不會負責,也根本沒有負責的空間(或者是都能想辦法讓自己不用負責)。這裏面牽涉到的官僚邏輯,我們之後有機會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