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3日星期日

梁文道:審查遍在(「中國的大腦」之二)

今年有機會見到兩個好久不見的內地文壇老友,這兩人一南一北,皆是名滿天下的編輯,也都寫得一手漂亮的好文章,是不少年輕編輯的偶像。有意思的是,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跟我說起了最近一兩年出版自己散文集的問題,慨歎自己實在是老了,跟不上時代審查標準的步伐。照道理說,這兩人都在這行裏幹了幾十年,什麼字眼能用,什麼東西不能碰,那種在環境中鍛煉出來的敏感嗅覺早都成了第二本能,在大陸下筆成文肯定是不應該犯錯的。偏偏這兩個人的純文藝作品還是硬給人挑出了幾十處毛病,其中一個需要被修改的詞彙居然是「上個世紀」。難道「上個世紀」也是個敏感詞嗎?不是的,審查給回來的意見是「上個世紀」不夠精確,應該改成「二十世紀」。任誰都看得出來,這根本不是政治審查,而是小學老師批改作業,是對這等文壇前輩的最大羞辱,更是中國語文在「新時期發展」當中的鬧劇。為什麼審查人員能夠擁有這樣的權力?他們的審查究竟依據什麼標準?

首先,我相當肯定「上個世紀」這四個字絕對沒有政治錯誤,這種標準也不可能通行於全國各地,更不應該是上頭明確頒佈下來的東西,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只是一個匿名審查員自己的判斷而已。儘管大家都會覺得他的判斷荒謬絕倫;但包括這位成名已久的作者在內,這本書出版過程當中的所有相關人等,是既不能也不願挑戰這個判斷的。因為在今天這個新時期,真沒有誰敢保證什麼東西絕對不犯錯,所以就算有人能夠推翻這個審查員的決定,他也不願冒這個風險(萬一「上個世紀」這個詞語真的在出版之後被人揭發舉報,說它影射了什麼東西呢?)再說審查標準,既然主管出版和意識形態的中央部門,從來沒有明令頒佈「上個世紀」是個禁用的詞彙。那這個審查員又為什麼要依憑自己狹隘的偏好,如此自作主張?我不曉得具體內情,但照我對整個「審查工業」的瞭解(是的,這是一個工業),極有可能是這個審查員想幹好工作,在任務上做出一些表現罷了。沒錯,審查其實也是一種正經的工作,就和任何工作一樣,要有指標,要看業績。一本書也好,一部電影也好,交到你手上是為了要你審出問題,如果你看了一大堆書都沒辦法在裏頭找到幾個可以動手修改的地方,那請你回來幹什麼?換句話說,在各個意識形態和內容產品的領域當中日益壯大的審查隊伍,已經從過去守住紅線就好,那種被動的把關人角色,逐漸蛻變成主動出擊的「生產部門」了。而他們所生產的,就是毛病。

學術圈有些獨特,曾經享有一定的寬裕,本來不太受這種情況影響。但是現在因為「高校意識形態工作要正確處理領導權與話語權的關係」,所以也就有越來越多「上個世紀」之類的事件發生。在今年一連串大學教師的清除事件之中,北京建築大學副教授許傳清的遭遇最有「上個世紀」的色彩。根據報道,她是看到學生上課都在玩手機,非常生氣,於是舉出自己過去擔任助教時看到日本學生努力學習的經驗,教訓學生「如果你們不努力,日本就會成為優等民族,而我們就會成為劣等民族」。在我看來,這句話簡直政治正確得過了頭,雖然在學術上有偏狹簡化之病,但卻繼承了百年來愛國志士動不動就拿中日比較以激勵人心的那種優良傳統。沒想到被她罵的學生非常生氣,揭發檢舉許教授「貶斥中華民族」。舉報她的學生就像一個審查員,雖然不是為了工作,但純粹也是出於一己之私。而受理這次檢舉的校方,乃至於更高層的領導,就像一個出版社和它的上級單位,凡是遇到有人指出問題,必然要「嚴肅處理」,而所謂的「嚴肅處理」,就是順從檢舉和審查所指出的方向,不反駁也不否定。

教學如是,發表研究成果亦如是,現在就連很多專業學報也都開始沿用大眾出版和文化領域裏面的審查標準跟程序,不能再以「客觀學術研究」和「與現實政治無關」當擋箭牌。舉個簡單的例子,有一位專門研究某邊疆民族生活習俗變遷的學者,雖然他研究的還不是當局最要提防的那些民族,但到底也是敏感地區的少數民族(而且還是極少數)。在近年不問由來,一刀切的高壓管制底下,他發現那個在政治上從來沒有二心的少數民族竟然也開始滋生一股不滿的情緒,純粹出於好奇,他想深入瞭解這種變化的整個過程。如果他真的下功夫去探討這個課題,出來的結果對管制者而言肯定很有參考價值。因為先撇開倫理價值不談,他認為單從管治角度來講,現有的政策和措施多半也會帶來反效果,把原來不是問題的變成問題,未來要給當局「添煩添亂」。但是這種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做得成,因為實在是太過敏感,不止沒有辦法正式申報為研究課題,在學術刊物和論著出版開始跟隨新聞媒體的嚴格標準來審查的今天。它也不會有任何發表的機會。有些心繫家國的人可能會建議他應該寫一份內部報告,交給「上頭」,至少讓「上頭」知道情況。如果你以為這是一個可行的建議,請參考我上周的專欄。「上頭」是不會愛聽這種講法的,因為他們會猜測「更上頭」的人一定不喜歡這種逆鱗般的報告。

2018年9月16日星期日

梁文道:學術只是一塊魔鏡(「中國的大腦」之一)

前陣子和一位專門研究國際貿易關係的內地經濟學家聊天,話題難免繞不過眼下如火如荼的中美貿易戰。理論上講,像他這樣的人最近應該忙壞了才對,不可能這麼有空地陪我喝了一整個下午的茶。他告訴我,那是因為他「站錯了邊」。什麼叫做站錯邊呢?原來「上頭」也真的很緊張,這陣子頻頻在全國各地召集專家提供意見;但問題是「上頭」聽到的意見,卻幾乎是一面倒的,而他正好不屬於那一面。簡單地講,專家們在這件事上大致可以分成三派,一派認為不必害怕,積極應戰;一派主張盡早讓步,止損優先;還有一派騎牆,利弊並舉,不給結論。但「上頭」最後召見的,居然全是其中一派(肯定不是騎牆派),因為這些「上頭」揣測那些比他們還要高層的「上頭」,應該會比較喜歡這一派的意見。換句話說,這是一次結論先行的意見徵集,他們根本不打算在專業學者群中廣泛收集不同的信息和看法;他們真正要的,是為自己早已設定好的傾向,提供更多聽起來很專業的論據。這位經濟學家的講法,跟我在另一個研究國際關係的朋友那裏聽到的差不多,他們那一行最近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於是我再追問:「那些上頭的上頭,他們的傾向和立場又是怎麼來的呢?」話剛出口,我就知道這是個太傻的問題。果然,這位經濟學家白了我一眼,意思是我明知故問。他說:「那當然是來自最上頭啦,下頭所有人都猜他會喜歡這種立場。」

這段期間,媒體上有很多人認為美國政府誤判中國,不止現在低估了中國應付這場貿易戰的能力,而且長期以來都一直誤會貿易和接觸可以從根本改變中國政府。另一方面,還有更多人認為中國誤判了特朗普和美國,居然以為特朗普只是嘴上說說,不可能真的幹得出什麼大事。我不太敢肯定美國誤判中國的背景,但我起碼曉得一點中國誤判美國的緣由。有些評論把矛頭指向那些誤國的專家,認為他們太過浮誇,幾年來固然不斷叫嚷中國快要超越美國,甚至在貿易戰剛開始的時候仍然宣稱,用不了兩個回合,美國就會敗下陣來。但是這些評論恐怕也是心有「上頭」,不太好意思繼續追究為什麼專家這麼多,偏偏上頭就只聽這些誤國專家的話。有的論者甚至建議「內地學術界也應沉下心來,踏踏實實做好研究,才能在中國發展路上發揮作用」。似乎問題出在所有專家做學問都還做得不夠扎實。

學問到底應該怎麼做呢?開頭當然要有最可靠的材料來源。但是現在很多大學就連翻牆都不容易翻出去了,一上網就是百度,一搜索出來就全是廣告,要找點正經的東西都得花盡九牛二虎之力。

中間暫且略過不計。等到學問做好了,最後當然得出版面世。但現在出版業的審查,即便是一向稍微寬鬆的學術書籍和期刊,也都已經到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位老友寫了一篇非常精彩的論文,關於東南亞國家出現的佛教和暴力之間的關係(例如緬甸那些想要消滅羅興亞人的佛教徒)。由於牽涉到宗教,所以在專業學報發表之前,這篇論文還得交到國家宗教局那裏審查。最後審下來的意見,是怕這篇文章太過敏感,會引起中國佛教界的不滿,所以不許刊登。

這個結局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事實上我覺得我的朋友應該慶幸才是,至少這篇文章不用送到外交部審查。我知道有許多學術研究因為牽涉到其他國家的內部矛盾,所以過不了外交部那一關,他們擔心這些研究會影響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別的國家怎麼會因為你中國有一個學者在某一本沒有什麼讀者的學術論著上面寫了一點關於他們的「負面」文字,就要向你大興問罪之師呢?如果你不明白,那你就真是太不懂國情了。首先,雖然發生這種事情的機會極其罕有,但我們沒有人敢拍胸脯保證它絕對不會發生。萬一它要是真的發生了,那豈不是給國家的外交大計添煩添亂?所謂維穩,就是要杜絕任何風險的苗頭。其次,別的地方(假設是所謂的西方發達地區),要是有學者寫了一部對某個國家很不友善的專著,那個被批評的國家大概是不會發難的,因為後者知道什麼叫做學術自由,一個地方的外交部乃至於它整個政府,實在不可能為它每一個學者的言論負責。但是中國不同,人人都曉得中國有自己的道路,不流行這一套來自西方的學術自由觀念。所以一不小心受到中國學者傷害的他國政府,甚至他們的一部分國民,便很有理由去懷疑這個學者的研究是不是得到了中國官方的默許。接下來就是一個循環了。由於沒有學術自由,所以政府就要替學者的研究負責任,唯恐這些象牙塔裏的蛋頭給自己生事;又由於非常擔心學術研究會帶來不良好的結果,所以只好更加小心地去限制那份本來就已經十分稀缺的學術自由。

所以知情識趣的學者都明白,反正出版不了,甚至整個研究從一開始申報課題乃至於立項都有可能會失敗,所以敏感的東西最好別碰,比如說少數民族的身份認同問題,又比如說香港的政治問題。這些對政府而言相當棘手的領域,本來最需要集思廣益,廣納各種意見和看法。不過現實卻是他們只想聽到他們想聽的聲音,不容偏離正軌,更不允許批評甚或否定現有的政策。除非你能擔保你的研究結論最後和官方既定立場高度一致,否則就不要在這些課題上浪費時間和精力。

2018年8月26日星期日

梁文道:道德高尚的納粹德國(見過漩渦的人,未必知道漩渦的樣子──二之二)

「英國媒體實在應該為他們對德國撒的謊感到羞恥。」1935年,德國旅途當中,在日記裏頭寫下這句話的人,叫做貝瑞.道姆比爾上將(Sir Barry Domvile, KBE, CB, CMG)。他出身自聲譽卓著的海軍世家,前一年,才剛剛從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校長的位置退下來。此前,他擔任過英國海軍情報局總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更曾指揮戰艦與德國交戰。但是現在,他卻成了納粹政權的好朋友。這一年他拜訪德國,受到當局隆重歡迎。黨衛隊首領希姆萊,這個要為大屠殺負直接責任,後來被人叫做「史上最大劊子手」的魔頭,在這次行程當中與這位英國海軍上將發展出了某種奇特的兄弟情誼,他們一起喝酒,一起瞎聊,一起跳德國的農民舞蹈。貝瑞.道姆比爾後來回憶:「希姆萊是一個有魅力的人,非常可親」。當時希姆萊還親自帶着他開車穿越慕尼黑南部漂亮迷人的森林,住進了山上的小木屋,去幹英國上流社會最喜歡的事──打獵。某日清晨三點多,希姆萊忽然跑進他的房間,把他叫醒,對他高唱英國國歌《天佑吾皇》;而他報答的方式就是舉手吶喊:「希特拉萬歲!」

看起來很奇怪是不是?為什麼一個做過英國海軍情報頭目的職業軍人,會這麼容易受到老對手的誘騙?根據朱利亞.博伊德的《Travellers in the Third Reich》,原來這是當年的常見現象,越是上過一戰戰場,見識過戰火殘酷的人,就越不願意重蹈覆轍,越不想讓下一代的年輕子弟白白送命。他們會本能地相信過去的敵人就和自己一樣,不惜一切代價來保住難得的和平。這種心態往往蒙蔽了他們的雙眼,讓他們就算在納粹崛起的期間親自到了德國觀察,也只能看到那些「可愛的窗戶裝飾」。當然,我們還曉得貝瑞.道姆比爾是一個有名的反猶主義者,一個渴慕昔日帝國光榮的右派。這正是他眼前自動搭載的另一道濾鏡,也很可能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擺脫的基本局限。面對外間傳媒種種負面消息,雖然納粹政權展開懷抱,「歡迎大家自己親眼來看看」。可是大多數那個年頭真的親身去過德國的人,都不會因此而對納粹改觀。原來是個右派,就只會看到它的好處;原來是個左派,就只能更加討厭希特拉;每一個人都只能夠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體會到自己想要體會的事物。

1936年的柏林奧運,是一場全面展現新德國的表演。體育場館宏大,開幕式的演出壯觀,奧運選手村供應的食物美味,柏林市容整潔乾淨,志願者高效有禮,市民友好熱情。幾乎絕大部分見證過這次盛事的選手和外國遊客,都對納粹治下的這個國家讚不絕口。就連希特拉站在車上,經過大街進入會場,集權意志完美體現的那一瞬間,都因為它帶來的強烈感官震撼而麻木了所有目睹這個場面的外國人。「就像大風席捲草原一樣,群眾由遠而近地轟然起立,隨他而來的是一種聲音,一種希望,一種大地的禱告。」而這個全場的唯一主角,一動也不動,臉上甚至不掛一絲笑容,只是稍微抬手,恍如正在祝福群眾的彌賽亞。頭戴鋼盔的軍樂團正在演出華格納的序曲,同塲還有理查.史特勞斯指揮的柏林愛樂,和總人數逾千的大型合唱團,為這個場面添上完美的配樂。美國奧委會主席忍不住慨歎:「自從古希臘以來,就再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比現在這個德國更好地捕捉奧運精神。」美國黑人田徑選手在這次奧運當中表現優異,總是受到滿場德國觀眾的歡呼,後來很多人認為這是當着希特拉的面刮了納粹種族主義一個巴掌,但真相其實更加複雜。例如獲得800米賽事金牌的John Woodruff,他告訴記者在德國那段期間完全沒有遭受任何歧視:「我沒有注意到一絲負面的東西」。400米賽事金牌得主Archie Williams更說:「回家之後有人問我:『那些骯髒的納粹怎麼樣對待你?』我這麼回答:『我沒有看到任何骯髒的納粹,只有一大批友好的德國人,而且我不用坐在巴士的後排。」這難道不是納粹宣傳機器的勝利嗎?那個年頭很多去過德國的美國黑人都有類似的感受,他們會拿自己在美國遭受歧視的經驗來對比德國的情況,覺得身為黑人,自己在德國受到的待遇要比在美國好得多了。至於猶太人,他們一般沒怎麼注意。

當然還是有一批美國來的黑人公開反對納粹的種族政策,例如1934年去德國參加全球浸信會大會的美國代表團中的牧師,他們發表了譴責聲明。不過這並不代表他們不喜歡納粹德國的一切,比如說燒掉一些腐敗人心的壞書,禁止渲染暴力的黑幫電影,淨化社會道德,就是一種值得讚賞的良政。更何況當年馬丁路德也燒過書,背後的用意也許不會差得太遠。其中一位叫做Micheal King Sr的牧師就對這次行程印象非常深刻,乃至於回到亞特蘭大之後,更加堅定了仿效前賢的決心,乾脆把自己和兒子的名字都改成了馬丁路德.金。除了這些神職人員,還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外國遊客也很欣賞德國社會的正能量,他們悔恨自己年輕時漫無目標的日子,看不慣自己國家青年生活的虛無。相比之下,德國年輕人狂熱愛國,願意為一個更崇高的信仰而犧牲一切,反倒是這個腐朽世界中難得的一道清流。

在形形色色到訪第三帝國遊覽的訪客當中,最有趣的是一批作家。首先是湯瑪士.伍爾夫(Thomas Wolfe)這位當年在德國大受歡迎的美國小說家,他本來同情納粹,可他卻是極少有的那種在去過德國之後,態度和立場180度轉變的人,不惜冒着從此書籍在德國被禁,損失一大筆版權收益的風險,發表了一批批判色彩強烈的遊記。英國來的維珍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好像看穿了一場大戲的真相似的,形容整個德國「浮誇而自命不凡」,風景有如「歌劇佈景」,最有名的萊茵河兩岸高塔和廢墟「長得很正確」。愛爾蘭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則似乎無論走到哪裏,都能注意到人生表面的荒謬,他在德國漫遊了大半年,最在意的居然是一連串「人名、日期、出生和死亡」等最客觀最瑣碎的事實細節,任何行為背後的動機和心理都不在他的關注範圍。我最喜歡以《竊賊日記》知名,因為慣性偷竊而不斷出入監獄的法國作家尚.惹內(Jean Genet)這一段話:「這是一個竊賊民族。如果我在這裏偷東西,我不會有絲毫的滿足感,反而只是遵從常規……我什麼都沒冒犯到,越軌是不可能的。我是在虛無之中偷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