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日星期日

梁文道:還沒有完成的武器就要上戰場

最近朋友傳來一段視頻,來源大概是大陸一個網絡上的時政軍事節目。短短幾分鐘之內,它對中美貿易戰的未來發展做了非常極端的推演,從經濟上的互相拼搏,一直說到了核子戰爭的爆發。最有趣的,是裏面運用了大量當今主流意識形態宣傳機器的常用語,又夾糅了不少眼下流行的「中國優先」措辭,於是儘管旁白說得氣貫長虹,毫無滯礙;但內容卻是不可思議的自相矛盾,空隙處處。例如:「只有全面徹底的防衛反擊,打贏,打痛打服美國,共商共建共享共贏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人類最為仁德善美的目標,才能順利實施」。要用「打痛打服美國」的手段,來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目標,本來就已經相當詭異。但我們勉強還能說,這樣的目標真的是胸懷天下,民胞物與。然而這話才說了沒多久,在終於說到核子戰爭爆發之後的場景,卻又忽然來了一句「如果中國人活不下去,那麼要地球何用」。這是一段來自網絡的民間節目,不能說是代表了政府立場,可是在受到高度監控的中國輿論空間之內,它卻折射出了一種社會上存在的心態,及其背後的矛盾。

從華為、聯想到阿里巴巴,中國任何一家國際級企業,近幾年都希望對外營造一個他們面向全球,是純粹的商業機構,而非中國國家機器之延伸的形象。本來這也是在今天這麼險要的環境底下,對中國最有利的一種態度。不過與此同時,所有這些大型企業卻又被要求得在結構上面跟共產黨加緊捆綁,或者多做一點去井岡山朝聖之類的集體效忠表態,或者要讓企業內部的黨組織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甚或讓官方機構代表直接加入董事會。

這就好比美國等西方國家,最近開始懷疑乃至於排斥在當地工作學習的研究人員和學生,覺得他們可能都是中國的間諜。官方媒體的標準回應,指斥這全是最赤裸的歧視,毫無根據的猜測。可是在去年,新修訂的《國家情報法》卻明說,國家情報機構有權要求任何在海外的中國公民和組織在境外協助情報工作,這豈不等於要求所有企業和個人都成為潛在的特務?一條白紙黑字的法例,不就成了所有上述那些「毫無根據的猜測」的佐證?又如華盛頓高層和一些美國政府機關,最近開始把中美矛盾提升到了超過過去冷戰的地步,判定這是文明之間的衝突,中國官方媒體當然要嚴詞回駁。可是我們看看過去這些年來,難道不正是中國自己的智囊機構和一些御用學者,極力陳述一套「中國文明例外論」,主張承襲並表達了「中國獨特文明」的政治體制,與世界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嗎?到底是誰首先把國際之間的關係理解為文明的差異?

所以當前的「新冷戰」是一種解不開的矛盾,因為雙方都在為對方餵飼更多的彈藥。就拿上述那些例子來說,美方對中國的種種言文攻擊,幾乎都可以從中國這邊找到所需的材料,使得任何最常規的回應失效,也抵消掉了其他可以超越眼下矛盾的論述出現的機會。當然我們可以明白,也許對外宣傳和對內的舉措可以是兩回事,共享全球是一套外交辭令,中國第一則是一種對內鼓動士氣的意識形態方向。可是在今天這個世界,有什麼東西是能夠這麼判然二分?有什麼對內講給老百姓聽的言論,是外國人看不到的呢?

另外一種情況,是中國這幾年真的在着力發展一套內外融貫,既要讓國民認同,還要令世界理解的新型論述。這套論述首先要能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讓中國現有的政治社會體制站得住腳。就像甘陽等學者所說的「通三統」,它首先要完成一個在理論上非常困難的任務,使得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國傳統和西來的馬克思主義無縫對接,叫大家覺得現在的中國體制一方面繼承了中國的光輝過去,另一方面則是二十世紀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完成形態。不止如此,這套論述還要說明中國經濟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其實不在中國搭上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快車,而在現有體制摸索出來「中國模式」。然後它還要對外投射出一種全球化的「中國道路」,這種道路是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新版本,還結合了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理念,是一種比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更加吸引的選擇。雖然它有社會主義色彩,可以回應世界各地這幾年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反感;可是它還能夠讓大家更好地做生意,以一種國家主導的商業邏輯促進更繁榮的景象。

這種新型論述來源於各路學者的獻策,種種零碎的想法和理論正在加速縫合,並且開始出現在中國官方口中。不過這種論述的難度實在太大,至少在現在這個階段總還要面對各種幾乎不可化解的矛盾。你說你是馬克思主義的傳人,而且還要青年做社會主義運動的接班人,那為什麼又要抓捕一批為工人近日鼓呼的大學生呢?你說你要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那你怎麼面對文化大革命這類文明的浩劫呢?理論上都還沒有辦法完成自洽的細節處理,現在更遇上了以貿易戰為先導的文明衝突。按照這套在理論建構上仍未大功告成的論述,遇到華為遭到抵制之類的事件,最合理的反應反而不是要撇清這家企業和中國政府的關係;而是大方承認中國的企業有中國特色,必須接受共產黨所充分代表的中國人民意志的領導(這才叫做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企業);但是你又不用害怕它,因為這種企業是另一套世界文明道路選擇的象徵,要比傳統資本主義企業更有效率,而且更能滿足未來全人類的需要(這是所謂中國傳統天下觀的願景)。但是,這種解釋在危急關頭真的有用嗎?當然不行。於是只好一方面還要掛着這套全新的龐大論述,不可丟棄;另一方面趕緊先告訴別人,中國的企業其實跟你們的沒有分別。這就好像中國環球電視網的主播劉欣小姐,和Fox財經主播Trish Regan的那場「辯論」。回應對手關於自己身份的質疑時,她只能夠強調自己也是一個普通「記者」。她為什麼不告訴別人中國媒體必須跟隨黨的信仰?然後抨擊西方人對「記者」的觀念太過狹隘,表面上好像很中性,其實也充滿了潛在的色彩;接着再陳述具有中國特色的記者的優越呢?

2019年5月26日星期日

梁文道:他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上星期二(5月21號),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先生在深圳接受記者訪問,立刻成為中國網絡上的熱門話題,很多人(包括各種對時局不滿的自由主義者)紛紛轉發他的訪談內容,稱讚他的發言要比近日一段時間官方媒體的言論和許多政治人物的水平高得太多。由於背景和所在位置的不同,一般香港人大概很難理解他這段訪談在今天這個局面下的特別之處。

比如近日又有些人開始提倡抵制美貨,鼓動民族主義。但任正非說:「那我的小孩用蘋果,就是不愛華為了?不能這麼說。……我講的是事實,不能說用華為產品就愛國,不用就是不愛國。華為產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歡就用,不喜歡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掛鉤。華為畢竟是商業公司,我們在廣告牌上從來沒有「為國爭光」這類話。只是最近的誓師大會有時候瞎喊幾句,但是我們會馬上出文件制止他們瞎喊口號,大家開慶功會、發獎章都沒有問題,茶餘飯後說兩句過頭話沒問題,但是千萬不能煽起民粹主義的風。」

官方媒體和很多網民批判美國企業對華為的抵制,任正非則認為:「我們被列入實體清單,美國公司賣產品給華為都必須要拿去批准。美國是法制國家,美國企業不能不遵守法律,實體經濟要遵守法律。媒體也不要老罵美國企業,大家多為美國企業說話,要罵就罵美國政客。……我們不會排斥美國,狹隘地自我成長,還是要共同成長。……儘管自己晶片的成本低得多的多,我還是高價買美國的晶片,因為我們不能孤立於世界,應該融入世界。我們和美國公司之間的友好是幾十年形成的,不是一張紙就可以摧毀的。我們將來還是要大規模買美國器件的,只要它能爭取到華盛頓的批准。」

中國近幾年很強調「自主創新」,特別是在貿易戰的環境底下,可任正非卻有不同看法:「自主創新如果是一種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種行動,我就反對。……應該借助人類文明前進。如果說自主創新,鋼板的材料從哪來的?也是別人創新,不是你自主的。」現在中國各大城市滿街又開始出現了學習「雷鋒精神」的標語,任正非對這一點都有不同意見,甚至順帶懷疑大灣區的政策:「當然,中國現在回來了很多人才,這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比外國高很多,如果來到中國,要多繳這麼多稅,『雷鋒』精神是不可持續的,雷鋒是把一切都獻給國家、獻給黨。但是,畢竟這些頂級專家是從外國回到中國,不僅沒有優惠,稅收還高很多。最近聽說大灣區可以降到15%,實施措施是甚麼?是不是要在大灣區有戶口,是否要在大灣區有工作?換一個地方就不行,這個政策有甚麼用?科學家本身就是流動的,只在這裏上班8小時,還是科學家嗎?」

上面這些話要是換了隨便另一個人來講,肯定會被口水淹死。但因為是任正非,今天中美貿易戰的主要「受害者」,所以網民不止不批判,反而還誇讚他的格局宏大,視野高遠。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在愛國主義主旋律下被壓抑的不滿聲音也借此浮現,找到了一個突破的窗口,呈現出和近日意識形態機器發動的宣傳攻勢截然不同的圖像。可以理解任正非講這番話的本錢,但為什麼他要選擇在這個時機,表達和「主流」矛盾的態度呢?

事實上華為這麼多年來就和聯想等企業一樣,一直很努力地想為自己塑造一個正常公司的形象。任正非現在這番話,根本延續了華為的既定公關路線,並非今天才突然爆出來。面對世界各國政府、媒體和智囊機構對它股權結構,以及和中國軍方與國安系統的關係之懷疑,這是唯一可取的回應方式。簡單地講,人家越是覺得中國的企業不單純,它就越要證明自己是一家普通的正常公司;人家越是認為你是中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你就越需要撇清自己和政府的關係;人家越是要為你貼上國家的標籤,你就更該強調自己是一個全球企業。

所以真正值得問的問題,不是任正非為什麼會說這樣的話;反而是中國官方控制下的輿論為什麼會反過來想要綁架華為,把它拉上民族主義的快車,幾乎深恐外面不相信它是一個根正苗紅的國家代表?以華為今天所處的局勢,這種鼓動民粹的手法豈無異於落井下石?再放大點看,我們還會發現最近幾年來,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尤其是在國際層面)上更多更奇怪的矛盾。還記得特朗普上臺沒多久,「美國優先」還是很多人茶餘飯後笑談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在許多最重要的國際場合中,是以全球化大旗新任掌旗人姿態登場的。那時候就連《經濟學人》等重要媒體都在猜測,隨着美國新任政府的重大政策轉向,美國可能會自此逐步捨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領導角色,取而代之的會不會就是中國呢?且先撇開中國有沒有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遊戲規則,中國究竟在體制上有沒有能力和資格接下這個位置等種種問題,當時中國這種對外取態就和現在的華為一樣,至少從公關乃至於戰略上來講是對的。問題是它在對內和對外的時候,卻分別展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面貌。對外,可以高談闊論「平等互惠」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採用最標準的全球化修辭;對內,意識形態機器宣揚的,卻是最典型的民族主義論調,幾乎凡事「中國優先」。到了今天貿易戰最危險的關頭,這種矛盾便更加惡化,幾乎每一次中國在正式場合回應美國的時候,都要斥責美方違背全球化潮流,閉關鎖國。我們是不是能因此合理期待,你會有一個完整而自洽的全球主義立場呢?不料它在國內祭出的卻是重振長征精神,抗美援朝。這種矛盾其實是更大範圍問題的縮影而已,我們有機會再談。

2019年5月19日星期日

梁文道:這又是一場鬥爭

到底是誰提出要修改《逃犯條例》?這件事情爆發以來,坊間一直有不同的傳聞。最初很多人聽說這是香港政府主動提出要承擔的任務,而且第一個想幹這件事的人,甚至不是特首林鄭月娥本人,而是她手下的官員。本來這也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在過去十多年來,幾乎從來沒有人聽過中央政府要求香港應該修改《逃犯條例》,好配合內地抓捕逃犯。前幾年還有一些曾經任職中聯辦的內地法律專家,專門撰文陳述過此事的難度。一些資深建制派人士如唐英年先生,則說修例不是中央的「硬任務」,純屬香港特區事務,「不存在中央要求在限時內通過修例的說法」。香港朝野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畢竟這是中央政府早已三申五令,香港必須完成的憲制責任。怎麼現在會忽然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拋出一個殺傷力完全不下於二十三條的「送中條例」呢?不過,在過去一個星期,我們又看到中聯辦甚至港澳辦也都站了出來,表態支持香港政府的做法,甚至召集立法會建制派議員,要求他們替政府提出的法案護航過關。於是有些朋友恍然大悟,發現這件事情果然是由北京發動,之前的江湖傳聞全都是錯的。

我沒有,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最真確的消息,不會知道整件事情的來由。但是我覺得只要把內地官場的某種邏輯套在今天的局面上,香港政府主動推進修訂《逃犯條例》的消息還是說得通的。不妨來一次思想實驗,用上一點想像力來推演其中的來龍去脈,就算遊戲,就算不符合事實,或許也能夠提供一些線索,幫助我們掌握香港現在和未來的走向。

今日中國,沒有比「講政治」更加重要的事情了。在這種氛圍當中,要考察一個官員的表現,判斷他的前途,首先要看的就是他在政治上是否「過硬」,該亮劍的時候有沒有亮劍,面對艱困的時局有沒有迎難而上。就像我去年在這裏寫過的,同樣的情形也正在香港發生,使得政府機器在文化上漸漸和內地接軌,往日公務員所標榜的「政治中立」註定只是一則過時的神話。所以香港特區任何一個官員或者高級公務員,在職場生涯是否還能更進一步,就要看他在政治上頭是否能夠有所表現了。

香港官場本來是個死胡同,除了極少數的例外,英殖年代的高級公務員任滿之後通常只能解甲歸田,沒有辦法回到倫敦更上一層樓。回歸之後,本地高官退休,要不是加入一些法定公務組織,在建制外圍發亮發光,就是當個社會賢達。唯有特首或許還能充任榮譽性質的國家領導人職位。可是今年四月,前香港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先生卻能上京,成為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儘管我們仍然可以說國家禁毒委員會的副主任有好幾個人,曾一哥擔任的恐怕也只是閒職;但這到底是打開了從前曾經緊閉的大門。以後會不會有更多香港官員能在特區升到頂點之後,再上北京煥發他的政壇第二春,替整個國家服務呢?所以特首底下的高級官員就算沒有未來能夠接班特區大位的寄望,也一樣能找到步步高陞的途徑。

再說林鄭月娥本人,自從慈山寺的「握手事件」之後,她對中聯辦的態度可謂路人皆見。事實上她一直以強勢領導自命,圈內人都曉得她對曾蔭權在位後期以來,中聯辦涉入香港事務日深的情況非常不滿;亟欲重振朝綱,確立特區政府方是中央在港施政唯一代表的地位。問題是這麼多年來,「西環」羽翼已豐,樹大根深,在體制內的影響力早已蓋過特區政府,林鄭月娥和她的官員們還能怎麼樣搶奪回特區的主導權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講政治」,甚至要在政治上表現得比中聯辦更激進,更硬朗,比如說要比中聯辦更加關心國家安全和國家法網的完整。修訂《逃犯條例》不就是一個最好的表現嗎?連中央政府都沒有說這是硬任務,至少不算是當務之急,而且難度極大,阻力甚巨,但你居然都能不畏艱辛,「擼起袖子加油幹」,這難道不是對國家的忠誠嗎?

這果然是一個極為困難的任務,經過近日的連番討論,大家都能看到這條條例的修改若是通過,將為香港帶來很多不可預料的後果。於是面對社會上日益增高的反對聲浪,以及外國商會乃至於多國政府逐步升級的質疑,本來該顯現強勢領導的特區政府居然顯得手足無措。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在近年北京認識和理解香港的特定角度下,可能便成了一場特區政府為了彌補國家安全漏洞,卻面對香港反對派動員市民,和西方反華勢力串聯造勢的重要政治鬥爭了。

我很能夠理解李柱銘先生等泛民人士為此訪美的用心。基於香港是世界上其中一座非常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把香港事務提升到國際層面,希冀他國奧援,早已是香港泛民主派的慣性路徑。並且我們還曉得,這種做法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除此之外,他們很難想像得到還有什麼妙策能夠阻止特區政府。相反地,香港建制和中央政府則有另一種慣性,就是把所有這些行徑都理解為勾結西方勢力,挑戰特區以及中央政府的權威。所以在政治上講,它便成了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是半步不得退讓的鬥爭。所以中聯辦和港澳辦也都要主動或者被動地循着這個邏輯加入戰場,接過特區政府自己啟動,但是又沒有辦法獨立完成到底的工作。假如「中環」「西環」之爭的傳聞是真的,現在這個境況豈不更加證明,少了「西環」,中環根本什麼事情都幹不成嗎?關鍵時刻,果然還是「西環」最靠得住。

恰巧現在碰上中美貿易戰戰況正熾,雙方攤牌在即,於是香港修訂《逃犯條例》一事變成了桌上的籌碼。一邊是國家的安全和尊嚴,以及要讓香港進一步整合進全國體制之內的既定路線;另一邊則是這座金融中心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下遭到巨挫,朝着喪失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再邁一步。對中央而言,哪一邊的分量更重呢?我依舊大膽下注,前者一定比後者更重要,因為這真的是個講政治的年代,正如整場貿易戰的結果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