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6日星期一

不是慶祝 亦非送別 更無期盼 梁文道的1997與2047猜想

回歸也好,主權移交也好,香港淪陷也好,二十年過去,今天各家傳媒盤點廿載點滴,大塊小塊上顧後又瞻前,唯獨要說將來,仍舊茫然。

文化人梁文道回想自己九七年七月一日前夕的心情,由到處去看國旗升降,臨立會外議員宣言,警察更換帽上徽章,到蘭桂坊六四吧前目睹老外醉酒鬧事成就去殖中的第一滴血,心情像看一連串的煙花表演﹕「要慶祝嗎?又不是。要送別一件很惋惜的過去嗎?不然。對重新做番中國人充滿期盼,又沒有。」今年維港上空連續二十次的「中国HK」消散過後,空氣中彌留的是不是同一片令人看不透的煙霧迷霞?

今天梁文道已是「國情通」,昔年文化界高舉的解殖主張方興未艾,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卻已幾乎走了一半,在本土思潮橫空出世,北京全面奮進落場的二十年後,他如何再說中國/香港?

﹕廿年後回看當時的心情,有何感受?

﹕我覺得自己當年不是太成熟。那時我們講後殖民主義是一個很流行的學術術語,文化上當紅的主題,但卻沒有從政治層面去看,話就話當家作主,但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一直到二千年頭,我在明報筆陣一連寫了幾篇文章講「去殖未完成」,當時意思和今天建制派,甚至中央政府那一套很不同。

(按︰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曾批評香港沒有「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近日更指港獨源自殖民主義洗腦。)

我的意思是,香港的社會基礎是殖民地時代建立的,舉例我們講殖民地惡法,最近食環拉婆婆,又或者hidden agenda事件,涉及的法例不是回歸後才有,而是殖民地時期為了方便而設的一套管治術,我在二千年後寫很多文章,當然羅永生,或呂大樂寫得更深入。

我套用呂大樂的說法,原來大家講了那麼久五十年不變,反映香港人想要的,不過是急凍了的殖民地狀態,所謂一國兩制的意思,是將香港定格在九七之前,為什麼我們沒有對此有所反省,要擺脫殖民地身分,成為真正的自主自律公民?

﹕今天我們再講要維護一國兩制,多少還是抱持當年心態?而大陸近年覺得你不理解她心目中的一國兩制,要重新「說明」,爭拗在這裏。

答︰我們整個社會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一路以來有兩條主軸,而互相矛盾。

其中一種是我剛才所說,急凍在九七前狀態。而中國強調的一國兩制不走樣,其實也有這個面向,她會覺得香港以前是經濟城市,大家搵食,不會有什麼民族身分問題。

但另一種主線也很流行,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和大陸雙方也應該有一個對應動態發展。

這一種思維,在香港體現在當年民主回歸派,從華叔和Martin的角度來看,一國兩制不表示所有事情五十年不變,因為香港要民主化嘛,我們應該逐步實現當時大家認為基本法中承諾了的最終雙普選,所以他是動態向前進的。另一方面,大陸也有一些自由派,八十年代一開始提出一國兩制時,看的不單是香港問題,民主化也是大陸問題。

現在很多人在猜想2047後的情况,其實八十年代他們已經開始諗到去2047,如果你話一國兩制維持五十年,到2047是不是要變回一國一制?但另一方面根據基本法,香港在2047前應該已經實現了雙普選,那你2047年又如何忽然扭返去一國一制呢?是不是忽然特首廢了武功,變成市委書記,立法會由香港的人大取代?好難想像是這樣。

所以我一路認為所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與其說是香港時間表,倒不如說是大陸政改時間表,八十年代鄧小平的想法,是到了2047年,兩制要慢慢愈走愈近,所以八九六四前,中共實行過某種政治改革嘗試,比如村委民主普選,到了八八年甚至有人在官方層面大膽提出了黨政分家,現在我們在村層面選緊,到2047難道上海廣州還未能全面選市長嗎? 到時取消兩制也沒問題,因為已經接軌了。

問題是這一種想法,八九六四後在大陸基本上已經破產。

八十年代大家還在想,如果經濟上開始做市場經濟,遲早政治上也要行西方那一套。但到最近十幾年,他們開始發現,我們可以只行經濟發展,政治上更加不用有什麼改變,於是剛才我提到曾經埋伏在一國兩制下的思維便中斷了,由原初認為一國兩制動態地兩邊一起向更民主化改革方向行進,到最近只剩下香港民主回歸派假設一國兩制要變,就是香港應進一步民主化,或支聯會最理想的預期,大陸也要走向民主。而另一邊便是大陸的想法,我就不會變的,要變的是你,更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更加接受中國的體制才對。

有趣的地方是,同一班人其實同時主張兩種思維也不自覺。比如很多香港人,同時間覺得一國兩制要捍衛住不要走樣,另一方面又會話,我哋都要民主喎,那你即是變還是不變?大陸方面一樣,一方面覺得一國兩制應該回到原來基礎,另一方面又覺得你香港人應該愈來愈似中國人才對。大家都有自相矛盾的部分。

﹕但白皮書的出現,已明確地道出了今天中國如何演繹一國兩制,他心目中的2047又是如何?

﹕白皮書是反映了中國在這階段中,對於香港問題的清晰意向。如果根據我剛才的講法,一國兩制是中國對於自己未來制度發展方向的一個假想,那近幾年他們放棄了這想法時,便開始覺得﹕死火,原來當初應承了咁樣一件事,點收科?

因為當他對自己政治前途的想法轉變後,便會憂慮一個問題﹕假如香港可以有真普選,對內地構成多大衝擊?香港可以選自己的市長,為什麼我上海不可以?這種想法在中國蔓延出去,他點收科?所以一定要拖住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白皮書反映的是,你可以有特首有立法會,不用有市委書記人大,但同時候,你亦都不會和內地差太遠。

當然最後根據白皮書產生出來的,是一種四不像的東西,但不緊要,你們可以繼續爭取,我也有辦法拖住。

﹕呂大樂提過,用八十年代的心態去想像2047,中間個Gap太大,所以廿年後要調整心態,這樣說,整個香港要自己調整期望?

﹕好老套講,香港過去幾十年,政黨中唯一對這些問題有透徹認識的,似乎只有司徒華。我覺得華叔對香港未來是從來沒有幻想,沒有fantansy的, 他講得好清楚,中國無民主,香港無可能會有民主。

如果我們講的民主是香港想像中的民主,香港是不會有的,除非中國畀,那中國為什麼會畀呢?因為他自己也預備走這條路,並且會這樣走。如果中國不打算走呢條路,香港如何會有呢?

﹕你經常來往中港兩地,你眼中的中港兩地互動下,是不是如一些人所講,不用等到二○四七,不足十年或二十年間,香港基本上已被同化,香港人身分會逐漸消失?

﹕我完全不同意。當然,一方面香港對於整個國家的依賴愈來愈強是肯定的,但同時間民間情緒的衝突也只會愈來愈劇烈。情况有點像台灣,我們回想,台灣其實在八十年代蔣經國開放兩岸探親後,一路過去幾十年,出現了兩種矛盾的趨勢。

一方面和大陸的關係是愈來愈密切,鴻海集團在大陸做投資,那麼多台商上去,上海有幾十萬台灣人;但另一方面台灣本土化愈來愈厲害,正正是我所講的「因了解而分手」,事實上台灣現在經濟上高度依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營造出來的周邊地緣政治秩序,香港的情况一樣。

我們未來生活方方面也會被大陸改變,比如順豐速遞,到底他是港資還是中資呢?大灣區不用說了,我們恒生指數成分股有一半已經是中資,將來好多年輕人,打工的地方最終老闆也是中資,但是不是代表你會更加認同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文化和生活呢?我不覺得。

﹕今屆政府五年任期後便是二○二三年,五十年不變過了一半,很多人會問這關鍵的五年,香港應如何和中國相處,早前曾有迹象是吹過和風,比如泛民獲發回鄉證,但似乎新的班子面世後,某程度上又承襲了上屆政府特色,你如何看未來五年?

﹕不會和梁振英時期有太大變化,雖然社會上普遍有對和解的盼望,不然也不會出現曾俊華熱潮,而林鄭不是蠢人來,而中央中我相信也有人會認為,需要向一個和解的方向進行。特別是如何拉攏傳統民主派成為建制的一部分,我真心相信這仍然是中央某部分人的想法。

但我仍然傾向悲觀,因為香港出現了港獨。

我們要明白共產黨當年有句說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遇到什麼問題也好,只要話他是階級鬥爭,一築起條線,就掂晒。而自從香港出現了民族問題後,便成為了一種他們不會放得下的鬥爭主線。因為今天無論中國政府好,香港人好,一方面會覺得港獨是一個好大的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港獨同時又化解了其他問題。

香港過去三十年發展的主軸是民主化,所謂建制派和民主派的鬥爭是圍繞這條戰線發生,好了,過去幾年間忽然出現了一條軸線﹕香港人究竟是不是中國人呢?

那成件事不同了,對於大陸、老百姓好政府官員好,你只是想要民主化嗎? 比如我內地朋友問我,佔中是什麼一回事?我說佔中就是香港人想要自己的市長,那他會明白甚至會同情,但如果你話比佢聽,香港不單想自己選市長,還不認自己是中國人,那加起來不就是獨立?他的民族大義立即便跑出來。

如果現在他將佔中和港獨等同,再講民主化,他便會用「你想獨立」來將你打回頭,化解了我們民主化對中國政府產生的壓力,同時亦化解了他向大陸老百姓解釋的壓力。

﹕你二○○七年那時寫過一篇文〈從「港獨」到「人心回歸」〉,當時提到中國眼中,香港民主化從來都有「港獨抗中」的危險。

﹕是的。我還記得大概八九年前,當時有一位剛從內地調來中聯辦的官員,問我,為什麼香港人年年六四都要集會?我當時和他說,你有沒有想過,香港人去悼念六四是好事,表示他仍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至少覺得自己仍和中國有關係。等到有一天,有人話不去了,那就才值得擔憂。(即是現在?)所以其實香港的事不難估的。現在港獨出現,他第一件事便是用港獨將你民主化的訴求打回頭。日後事無大小也可以拎住來打你,咁好使,點會放呢?從前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現在身分認同鬥爭,同樣一抓便靈。

﹕最新的講法,民主自決也被視為是港獨;另外,由早前李柱銘和黃之鋒到美國,朱凱迪等人到台灣,你如何看這條對外尋找盟友的路線?

﹕原則上我認為他們有權這樣做。Martin那一輩,希望訴諸國際聲援和壓力來監察着中國,這種想法,他有權這樣做,我亦同情。今天新一代認為台灣和香港面對同一種中國因素的影響,大家應該在公民社會上有更廣泛的結盟來應對中國,這出發點我也同情。

我覺得有問題的是,無論前輩Martin,或新一代黃之鋒,他們實際上政治操作的智慧不夠。

第一,你向國際求援,是基於一個很過時的假設,假設八十年代中國未強大,仍然希望國際社會接納他進入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市場,還想加入世貿,然後外國手上拿着很多牌來和中國打,將香港當成其一張牌交給他們,那個情况之下是有用。等於以前,很多外國人會關注中國人權狀况,釋放魏京生,誰要保外就醫,全都是這樣打出去。

但近十年的中國,到了一個誰的面色也不用看的地步,你再打這些牌有何用呢?還會給人口實,說你勾結外國勢力,想顏色革命,而你和他說道理是沒有用的,佢話你係你就係。

而新一代人中,我認為不夠智慧的地方是,比如朱凱迪,我不是贊成李華明那個講法,話驚中國會點睇你,這固然是一件事,更大問題是,你去之前,有沒有想過你的agenda是什麼,你會得到什麼,你會失去什麼?既然你從政,這些政治結盟一定要計得同失,台灣時代力量那班人,我覺得對他們來說,和香港結盟是有得益的,因為他們本身在以民進黨當家的綠營陣營之中不是主流,如果他今天話畀大家聽,我和香港合作,有一個跨海峽的政治聯繫來應對中共,他有着數的,在台灣拿到好處。

掉返轉,你們成班香港人過去,想得到些什麼?我看不出來,去完台灣同人傾吓偈、作某種的串連結盟後,對你在香港政壇發揮影響力,提升你的地位,有幫助嗎?不單止沒有,可能更差。

﹕提到朱凱迪,十年前天星皇后一役,你訪問他們寫過一篇〈八、九點鐘的太陽〉,那役之後他們一班八十後,轉而去做一種位置之爭的工作,今天比如朱凱迪做了立法會議員,其他一些人可能在各自的界別中佔了一個位置,但爭了位置後,似乎也撼動不了大局,抗爭的底牌在佔領時已經露出過,未來五年,還可以做什麼?

﹕未來大的政治氣氛必然會很壓抑,但並不表示乜都唔做得。比如一些局部議題。好比朱凱迪,當年天星皇后囍帖街失敗了,但到了菜園村,他是成功的,然後在新界地方企穩了陣腳,扣緊住新界發展問題,其實相當成功。

如果「大圍」的做不到,是不是應該繼續捉住這一點?如果專注做新界發展,對付他所講的官商鄉黑,即使建制派的群眾,淺藍的人可能也會有看不過眼的地方。既然已經去到好不容易扎根在新界,我覺得朱凱迪應該繼續做下去,而不是一下子跳到去更大圍的事情上,比如今次去台灣我覺得是蠢咗。又或者劉小麗,如果繼續抓住小販的議題,今天食環署拉阿婆那單,應該是你議題範圍的事,如果你站在那個位置不斷講下去,政治上一定是得到東西的。

我覺得未來應該回到去寸土不讓,整個公民社會局部改革。比如香港民主派在區議會是輸勢中,而朱凱迪的成功正正說明了地區上不是沒有事情可以做。又隨着新一代年輕人的社會意識變化,就算新移民我不認為是不可能爭取。為什麼不在社區層面鞏固返香港的元氣先呢?

﹕特首選舉期間,曾經出現過有兩個中央的假想,這個假想隨着選舉結果幻滅,今時今日我們應否仍然期待中央有一個開明派?湯家驊常說北京中有一個叫開明派的盟友,但這個盟友快要消失。

﹕中國黨內有派系之爭從來不出奇,但這些鬥爭之中,香港扮演什麼角色這才是問題。

你怎可能期望中央會有一班叫做開明派,然後他會撐你香港的訴求呢?

我記得那時《成報》經常在推動這一種幻想,習大大點點,張德江點點,講到他們兩個好有矛盾,我不相信的。今天習近平如此集權,透過十多個小組委員會操控整個國家,每天不睡覺也處理不完所有事情,香港算什麼?香港重要還是朝鮮核試問題重要?就算習近平和張德江有矛盾,他現在也放了香港這個範圍的問題讓張德江去打理,意思是這件事對他來說,不是頭號agenda。

政治有開明派是很八十年代的想法,今天已經唔work的了,因為所有派系鬥爭,最基礎的一定是派系利益,不會有一個人天生出來就話,我好想香港民主化,就算他今天會撐你,也是因為一時利益的關係,利益重點一變,他可以立即變。香港不應該抱這種期望,我覺得是錯的。

﹕香港的民主派走中間路線是不是癡心錯付?比如剛獲委任入行會的湯家驊你如何看?

﹕他這一種民主派向中間派的轉化,是死症來。今日不work,明天也不會work。我記得特首選舉後有一次論壇,湯家驊講第三路線,結果當時在場一位民主派人士批評他,喂你湯家驊做了幾年做不到的事,曾俊華做了兩個月做到了。我覺得這個說法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從來中間路線,大家信得過,又要有政治能量的,一定不會是由民主派誕生,因民主派這個派系,從來都是講道德權威和道德制高點的,你一個人,離開制高點,逐漸向政府接近,你的光環便會消失。

正如今天有沒有人還記得張炳良是民主派?真正的中間派,一定要由建制派產生,比如曾俊華,五個月前還是百分百的建制,二三下就變成一個淺藍淺黃也吸納到的中間派。

﹕但曾俊華畢竟也輸了。

﹕是的。如果你從特首選舉這個如此重要的關鍵位置爭奪來講,你可以話曾俊華示範了此路不通。但是今時今日大家看曾鈺成、田北俊,再加曾俊華,這三個人從來都是建制精英,今天連一些淺黃也會覺得他們幾順眼,他們除了選特首外,是不是沒有其他事情好做呢?

曾俊華熱潮是一個民氣爆發,爆了後,沒有一個組織去收割,他便會散,但不表示民意情緒背後的基礎消失了。我認為本來特區政府是可以往這個位置站近一些,尤其林鄭這一種公務員出身的人,可以將政府從梁振英時期一個如此政治化的國家機器,逐漸變回老一輩香港人熟悉的那種中性的、行政主導的公務員機器,是有機會的。

曾俊華現象我們看到的是,原來一班淺黃到淺藍的人,他們的要求好簡單,就是想香港做事有規有矩,一時不民主也不緊要,大家多一點和解,不要非友即敵,他們已經收貨。而做事有規矩的代表人物,便是公務員,如果一個公務員背景控制的政府,便絕對不會出現梁振英和周浩鼎這些事。

而我覺得,林鄭是想吸納這班人的。她本來有個優勢的,可以強調公務員系統的特性,因為公務員幾乎是今天香港,最後一個勉強地令到中間派主流民意會認同的事情。你看到新班子名單中,大家最有意見都是政治色彩相對強的人,好少一般百姓會很討厭那些由AO上去的,因為大家對AO仍有幻想。假如林鄭重新搞返一個AO治港出來,中間派不是沒可能的。

﹕最後,二○四七幾時傾,如何傾?

﹕我覺得二○四七基本上無乜好傾。從來一國兩制一開始時,是有一個政治構想在背後,但與此同時,也有一個當年中共的性格,就是見招拆招,見步行步。他是一個很實際的政黨來,可以每一年都變,九七前講話五十年不變,現在回看有沒有人覺得很可信?那你現在講二○四七有什麼意義呢?今時今日就算中共和你說,二○四七後一切不變,又表示什麼? 明天可能講這句話的人也變了。

但大環境可不可以變,或到時有契機可以改變的話,你便要把握那個契機。如何可以把握到?因為你有本錢,你的本錢是什麼?就是我們本身的公民社會是健康的,我們有耐性的,有理念的,很多事情守得住,有看法的。

香港的未來,要看大陸的機遇,而當機遇出現時,你是否已做好準備呢?

﹕梁仲禮,星期日生活記者。九七時讀中一,對一國兩制唯一認知,來自有同學興高采烈到禮堂參加模擬投票,投給楊鐵樑後回來說﹕「好快我哋可以選特首。」廿年後林鄭以七百七十七票當選,看到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在選特首問題之外更複雜的面向。

﹕梁文道,作家/文化人/傳媒人/時事評論員/大中華公共知識分子,you name it。對中國問題看得透徹,翻看四年前佔中對談系列,當日分析幾近一一應驗,今天再談回歸廿周年的中國/香港,道長說最擔心的不是民主化進程,而是右翼本土主義的出現,對香港政治道德和公共倫理的敗壞﹕「我擔心公共討論氣氛已經變成了廢墟。」

2017年6月25日星期日

梁文道:變化原是永恆(鬼影之後的價值廢墟之二)

【蘋果日報】堅持,曾經是一種美好的德性,特別是在公共生活以及政治領域當中。假如有這麼一個人,他為了自己相信的理念,不理旁人閒言閒語,不管時勢潮起潮落,總是守住他心目中最美好的願景,總是尋找機會宣揚他的主張,並且努力付諸實踐,長此以往,矢志不渝。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面,這種人是會被大家佩服的。就算你不同意他的信念,甚至把他當成敵手,你可能至少也會尊重他的這種品性。為什麼?因為現實世界的種種計算與變動,使我們明白,一個人要從頭到尾不改其志,是極其困難,甚至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所以我們敬佩一個堅定(「堅持」的同義語)的人,至少有種幾乎是審美上的衝動。

首尾一貫,正是堅持作為一種公共德性的核心所在。我們往往會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把它當成檢驗一個政治人物,乃至於一個政治組織是否可信的基本條件。為什麼梁振英卸任在即,還會有人搬出五年多前他曾經許下的承諾,要求他解釋不能兌現那些諾言的理由?為什麼大半個世紀過去了,直到今天,依然有人找出當年中國共產黨關於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民主政體的諸多主張?而中國政府又那麼不喜歡人家如此重談舊事,想方設法地要把那些前人說過的話全都掃進歷史的後巷裏頭呢?那是因為政團和政治人物若要領導大家,至少得讓人信任。所謂信任,在這種情況底下,必須預設被信任的對象不變,他的基本立場不變,他的價值取向不變,他的政策承諾不變。換句話說,他應該首尾一致,他應該是堅定的,所以我們才能相信他,支持他,甚至接受他的領導。

當然,堅持並非絕對。如果一個人信守的理念和立場從根本上就是錯的,那麼無論他為了這個理念和立場吃過多少苦頭,受過多少嘲諷,我們大概也不會因此就感佩他的人格,更不必說贊同他的立場了。例如一位幾十年來不斷否認納粹德國曾經有計劃地屠殺猶太人的歷史學者,因為他的這番見解,他吃過官司坐過牢;可是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會稱美他的「堅定」,甚至連一點同情都沒有。

所以我們有時可以接受一個人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因為你或許會發現你當初抉擇的那個立場原來是錯的,為了負責守真,你不得不改變你的路線和取向。基於信任必以不變為前提,一個政治人物若是想要改變他的立場,難免尷尬。他化解這種尷尬的辦法之一,是向公眾充份解釋他轉變的歷程和理由,希冀大家諒解。更高明的,甚至會把這種轉變形容成沒有轉變,看起來前後矛盾的說法,原來在一個更高更後設的層面上是統一而融貫的。另一個更好也更聰明的辦法,則是一開始就不要把話說得太滿,不要隨隨便便就把當初選定的立場形容得太過神聖和絕對,這樣子就不怕日後因應現實的調整顯得太過難看了。

然而公眾之所以信任一個政治人物,之所以願意跟隨他的旗幟,除了理性地考慮過他的主張之外,很多時候還得有點激情的作用。於是某些政治人物往往不得不把話說得過滿,不得不把自己宣揚的見解及其背後的原則提升到道德抉擇甚或宗教皈依的層面,似乎信者方能得救,不信者就該在地獄裏頭淪亡。這樣子激烈的態度,才能在相應配合的文宣攻勢中呼喚出群眾的最大迴響,在運動動員當中刺激出最大的熱情。這一類政治人必須付出的代價,就是他不太容易改易他的立場。你總不能今天告訴你的支持者,說君主專制是萬惡淵源,不除不快;明天又說君權神授,吾必以生命相許吧?

好了,上面所說的其實全是廢話,因為這都是大家清楚不過的淺顯道理,用不着我在這裏浪費口水是不是?但是,經過過去幾年右翼本土思潮的崛起,黃毓民、黃洋達、陳雲以及他們的「同路人」的衝擊之後(對不起,我暫時用上『同路人』這個說法,儘管他們早已不再同路),我發現上述常識原來早已破產,我們原來珍視或者至少欣賞的「堅持」這種政治德性,已經喪失了它的全部意義。

就以前陣子引起爭議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為例好了。2010年,黃毓民曾經發表聲明,要大家全力保衞支聯會。2012年,他更提出不能只是因為「民主黨老土」或「支聯會壟斷」,就不到維園悼念。同年黃洋達也曾在選舉單張中明言「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仍能讓市民自由發聲的土地,作為香港人,作為中國人,我們必須捍衞我們的發聲空間」。可是到了第二年,黃洋達卻又不想這麼「大中華膠」了,他現在反過來認為「六四維園悼念是離地大中華左膠玩意」。2014年,原來主張維園不能不去的黃毓民,與黃洋達共同提出杯葛支聯會,反對「平反六四」的口號,並在尖沙嘴另起爐灶。今年呢?他們早已不在尖沙嘴集會悼念六四,而黃毓民更狠批支聯會是在「變相維穩」。

短短七年之間,「雙黃」對六四這個重大議題的立場和說法就有了極大的變化,幾乎到了前後矛盾的地步。有趣的是,他們每一次說話卻還都那麼地激昂,把他們的主張說成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信者得救。更有意思的,是他們標榜「熱血」,以一套戰鬥語言武裝支持他們的群眾,喜談「堅定」,高倡「立場」。可是今日看來,這豈不都成了笑話?

陳雲就更不用說了。我早已在此寫過我從來沒聽懂他近年那套宏論,並不是因為他的言詞太過晦澀,而是因為他的變化太快我跟不上。一時說「建國不是獨立」,一時說「香港必會獨立建國」;一時要大家拋棄「中國情花毒」,一時又要立志「再立共和」「恢復華夏」。比雙黃更誇張的,是他每一次提出新看法的時候,都要詛咒他的對手遭雷劈下地獄。那麼他的信徒要是跟不上該怎麼辦呢?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抑或與他一起上天下地冰火五重天?

然後這幾個人還要用非常極端的道德評價言語去判定他們的論敵,動輒就批人出賣香港沒有原則,形容維園燭光集會是「邪壇」(正是今年中大學生會關於六四聲明中的用語),考諸他們這幾年的變臉歷程,這難道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嗎?他們以及他們的追隨者,最喜歡用「熱血」、「堅守」、「立場」、「原則」、「是非」和「勇敢」這一類的字眼去包裝自己,以「出賣」、「背叛」、「沒有腰骨」和「放棄原則」這一類詞語去攻擊對手,以及彼此攻訐。這些字詞全都和「堅持」這種政治德性相關,但他們對這些字詞的濫用,以及他們實際立場的更易卻掏空和毀棄了「堅持」的所有涵義。於是我們今天就看到了一個這麼古怪的現象:支聯會連續二十八年在維園舉辦燭光集會不叫做「堅持」,卻叫做「行禮如儀」;而批判他們二十八年不變的人,反倒是有原則有立場,夠堅定夠勇敢的熱血鬥士。

2017年6月23日星期五

梁文道:你排名第幾?(名氣的生老病死之一)

【飲食男女】餐廳的名氣有時候就像名牌奢侈品,不可盡信,往往是耳食之輩道聽途說,又或者反覆摘抄,然後在媒體上放大再放大,才成了所謂「不可不試」,甚至「不吃會死」的神話。又有一種情況,新富階層,又或者不富但又辛苦存了點錢想要偶爾豪一次的,對自己的品味還沒有信心,於是特別信任名牌,喜歡講究排名,喜歡討論星級,以虛幻的聲名和聽回來的傳說去整修甚且否定自己親身的體驗。

所以今天的中國最流行排名,幾乎你想得出的東西他們都有榜單,而且據說還是國際性的排行榜。例如手錶,我時常聽人在計劃一擲萬金買隻好錶的時候,要先打聽某款錶的製造商上能在國際上排到第幾名。是故某些商家就總是以此為招徠,聲稱自家出品在全世界排名第幾云云。但事實上哪有這種具備公信力,全球認可的排名榜呢?文無第一,工藝亦然,手錶這種東西,行內自有定見,大家知道甚麼品牌是甚麼地位;但硬是要在那十來家難分高下的製造商當中分個優次,排出名列,則根本不太可能,因為他們每一年的表現都不一定一樣,出品也都別有特色。所以那些流傳甚廣的榜單,要不是引自某國消費者調查,就是某些錶評人某年錶展之後的心得報告。

更離譜的是連戶外運動產品如登山鞋和背囊居然也有「國際排名」,我真見過有人討論某某牌子是否比不上另一家好,因為它在世界上排名不如後者那麼高。你去問問攀遍世界名山的職業高手,他們聽說過這種排名沒有?他們真會推薦給你的,多半就是贊助他們,或者找他們代言的牌子罷了。

還是說回餐廳。由於中國遊客有錢也就是這幾年的事,接觸外國飲食的歷史又不算長,所以在外遊覓食的時候難免要更加信任媒體的傳聞和各式各樣的名單了,尤其是知名度極高的米芝蓮指南與「世界五十大餐廳」排行。我總是在各式中文傳媒上面看到一些出現在這兩份單子上的餐廳被人說得神乎其神,用極盡誇張的語言去形容那些館子,比如說「沒去過XXX,別跟人說你去過西班牙」,又比如「到了東京,必須拜訪的神級名店XXX」。但那些地方真有他們說的那麼厲害嗎?可憐的是,就算你打從心底不覺得有多好,你也必須假惺惺地配合讚美,否則就好像顯得你很沒有品味,很不會吃似的。

然而我們都曉得,名不副實是人間常有之事,有些品牌有些地方之所以聞名已久,是當年歷史上的機緣,和它幾十年後的表現不一定一致。就以公正著稱的米芝蓮來說好了,即使它標榜匿名無私,強調標準嚴謹;可是它也有難免要講面子的時候。有些老店之所以拿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三星,我覺得純粹是他們敬老而已,下周就給大家一個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