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4日星期日

梁文道:中國用不着窗口

英國《金融時報》編輯,香港「外國記者會」副主席馬凱的工作簽證不獲港府續期,非但是本城大事,更是一件備受國際媒體矚目的新聞。為什麼香港政府要打破它歷來的習性,幹出這麼一件不尋常的事呢?很多朋友痛心疾首地斥責港府愚蠢,覺得這個做法徒然斷送香港的國際地位,最後只會破壞新冷戰年代香港能在國家層面上扮演的角色。這種說法背後的假設,是這整件事完全由香港政府決定,與人無尤。但另一方面,也有些朋友把它解讀為香港政府不得不執行的政治任務,根本輪不到特區政府自主。沒有內幕消息,我很難判斷哪一種說法更接近真相。不過在我看來,後者似乎更加合理。

有沒有可能是特區政府自己傻咗?當然有可能。有一種說法,認為這幾年中國在外交領域上有一種趨勢,那就是外交官更熱衷的,很可能不是外交,而是內交。意思就是身在國際外交場合,卻把工作重點放在對內表態,向上交心。近期的例子,是駐瑞典大使和駐英大使館在中國遊客被逐出酒店和央視記者被逐出論壇會場之後的積極表態,其態度之迅速和激烈,在中國過去的外交文化來看,並不尋常。但如果我們把這些事例放在更大的中國官場背景下理解,就會變得很容易明白了。因為正如我之前在這裏說過的,在這個反貪之後「官不聊生」的年代,最要緊的就是政治掛帥,各層官員都得揣摩上意,生怕犯下路線錯誤。由於大家都認為上頭很鷹派,所以在對外的時候就得競相「亮劍」,不單要秀給愛國群眾,更重要的目標觀眾是他們的上層。那宏觀長遠的外交大局必然不比當下的前途重要。

前陣子還有另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例子,那就是美國中情局的東亞地區負責人,在一次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力指中國將對美國發起全方位的攻勢,而他的證據之一,竟然是中國駐美機構寄贈給美國政府的習近平著作英文本。他在習近平那些本來是對着自己國民發表的激揚文字當中,讀出了中國想要輸出自己獨特模式的野心。這就又要說到近幾年的另一項政壇變化了。過往中國宣傳工作在對內和對外上面是分得非常清楚的,對內可以不時強調西方忘我之心不死,頌揚厲害了我的國;但是在對外的時候卻無論如何必須保持一個熊貓般的和平笑臉,宣傳中國文化的和平友善。可現在像《戰狼二》 這樣的愛國主旋律電影,居然也要送出去衝擊奧斯卡;而習近平著作則更要譯成多國語言,努力推送到各國政要和輿論領袖手中,每有新書發佈,都要在一個大型的新書發佈會上面營造出各國精英齊齊學習習思想的模樣。真沒想到像中情局高級官員這樣子的精英,還真的聽話,果然認真研讀習主席著作,只是他們讀出來的結果未必為人樂見而已。但無論如何,當初組織贈送習著作英文版本的官員是不會犯錯的。他積極對外推動習思想,難道你能說他有罪嗎?

不過回頭再看,認定特區政府只是執行上命的分析恐怕更加合理。大家不要忘記,在梁振英先生開炮批判外國記者會之後,特區政府曾經公佈外國記者會會址的租約,等於側面駁斥梁先生的言論。那為什麼後來他們又要在施政報告公佈之前,正宜風平浪靜的時機,主動出招對付外國記者會呢?再加上這個新聞出來之後,中央官媒的迅速回應,是不是更說明了這並非特區政府主動,而是中央政府經過一輪盤算之後的決策。

為什麼中央要這麼做?難道他們不怕這個行動會在西方媒體和政界留下一個壞印象,讓全世界更加相信「香港已死」的說法?難道他們沒有想過在新冷戰開打的今天,香港可以再度扮演國家對外窗口的角色嗎?答案其實很簡單,他們還真的不怕,而且也根本用不着香港再去做什麼窗口了。

你看國際刑警組織主席孟宏偉一案,再看屈穎妍小姐在馬凱這件事上「不槍斃就算文明」的驚人言論,就知道國家今天還真不用擔心外國人怎麼看中國了(當然,屈小姐也不算完全沒有道理,正好沙地阿拉伯在駐外使館謀殺流亡記者,果然突顯香港對待不受歡迎媒體人的文明高度)。同樣地,外交人員對瑞典遊客事件和英國記者事件的反應,也能夠放在這樣一條線索下來理解。那就是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包圍網,中國確實是要硬起來了。從三個中國人在中非遇害,駐中非使館慢了半拍的「嚴正表態」來看,中國的外交系統並沒有忽然失靈,它依然能在某些場合按照自己原來的慣性正常運轉。只是在對待西方世界的時候才要敢於亮劍,甚至先動口為強。這說明中國在這場新冷戰早就做好了最壞打算,完全可以走上一條和西方對決的道路,同時以此對內激勵民心,讓他們知道未來幾年的苦日子全是西方人搞鬼,從而凝聚向心力和穩定合法性。再大不了,也只是重新閉關鎖國,靠着自己內部龐大的市場和政府在民間汲取的資源熬過去。而且別忘了中國早非吳下阿蒙,儘管「一帶一路」陸續傳來受挫的消息,但它無論如何也太不可能在國際上被徹底孤立到當年只能依靠香港的地步。

既然有了最壞盤算,香港也就沒必要充什麼窗口了。而且在這麼尖銳困難的時刻,香港這扇窗甚至越早關上越好。記得去年一月,梁振英先生剛下臺不久,我就在此以新冷戰必然到來的前提說過香港未來的其中一種命運:「窗口是雙向的,香港這個門戶在可能到來的經濟壁壘裏頭當然對中國有用。可是反過來看,對外開放的香港也有機會變成美國等國家對中國施加政治影響力的門道。八九六四以來,中國政府就在提防香港會變成顛覆基地,怕港人會把民主普選的訴求擴散到整個內地。……往昔美國奉行『engagement with China』的基本政策,利用香港演變中國的動機其實並沒有以前傳統左派所猜疑的那麼大。但是美國今日若要圍堵中國,尤其是在冷戰專家『傳統基金會』等智囊機構捲土重來的現在,從旁攪動香港政局,使香港變成中國內患,讓中國不得放手於南海亞太與美爭強,這種機會或許就會變得相當之高了。」

若是按照這種思路推演下去,特區護照效用等同於中國護照,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消失,簡直就是勢所必至,指日可待了。

2018年9月30日星期日

梁文道:主動出擊的思想(「中國的大腦」之三)

大陸學術界的朋友在9月初的時候發來一份新創刊雜誌的介紹,同時還半開玩笑地評注:「這會不會是一份嶄新的重點核心刊物?」這本雜誌叫做《習近平思想》,它在宣傳廣告中自稱「天下紅媒第一刊」。大概是吸取了陝西叫停「梁家河大學問」的經驗,它還特別標榜跟官方無關,強調自己是「中國民間創辦出版」。「民間創辦」?那它會不會和早些年的「孔子和平獎」一樣,變成一個幾乎像笑話一般的民間搞怪鬧劇呢?應該不會吧,因為這裏頭一些骨幹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特別是總編輯劉明福,他不但是擁有軍銜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軍隊建設研究所的所長,《中國夢》的作者,同時還是「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再看創刊號的目錄,除去一份習近平某次講話的摘錄,以及劉明福本人所寫的一篇習近平思想闡述,餘下來的全是談馬克思的正兒八經的文章,就算不一定達到最嚴格要求下的學術水準,至少也和其他「紅媒」相去不遠。

這份刊物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趨勢,那就是拉近大陸學術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方興未艾的「習近平思想」之間的關係。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底下,馬克思主義本該享有官方顯學的顯赫位置。但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大陸主流人文社會科學界似乎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存在。而學院體制內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和教師,表面上看好像也都很適應這種忽略,甘於自處一角,自說自話,不只跟國內其他學科和學術趨勢沒有太多交集,而且還很難搭上人家都很熱衷的國際交流快車。就拿哲學研究來講好了,雖然所有開設哲學系的大學都會留下一定名額給專業研究馬克思哲學的學者,但除了少數例外,這批學者的整套學術工具和研究課題都很奇怪地處在一種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狀態。即便今天在國際上最當紅的左派哲學家如齊澤克和巴迪歐的翻譯引介,也都輪不到這批主流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參與。說難聽點,他們的存在幾乎像是花瓶,萬萬不能沒有(畢竟大學本科必修的許多政治思想課要交到他們手上),但有了也不怎麼樣。可是自從「習近平思想」興起之後,我覺得以後的情況大概會變得很不一樣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習近平思想」可能會在學術體制內吸納和重整原有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使得「習近平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形成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

自從去年開始,直到現在,中國各地已經湧現了好幾十所冠上「習近平思想」名號的研究機構。在這些機構裏面任職的,多半都是原本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者,比如說人民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秦宣,他現在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的院長。除了這些成為正式建制的研究機構之外,從中央到各地方省市,都還撥出了大筆經費鼓勵學者申報課題,投入「習近平思想」研究的大潮。目前看來,申報這個選題的條件相當寬鬆,費用出手也都相當大方。同樣是人民大學,同樣是去年,專事應用語言學研究的陳滿華教授就在微博上發了一條消息,說他收到了「關於徵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選題的通知」,令他相當吃驚。因為他沒想到專門做語言學的人也能被徵集去研究習近平思想,而且做這個課題能夠得到的4萬元經費是獎勵金,跟一般的研究經費非常不同,可以當成個人收入。陳教授當時可能還沒有意識到,以「習近平語言風格」為主題的研究,這一年不到的短短時間當中會成為中國語言學界的最新潮流,〈習近平總書記的語言風格及其力量〉之類的題目,固然在各地學報裏頭比比皆是。有一份叫做〈習近平講話的語言風格研究〉的碩士論文,更早在2016年就已經春江水暖鴨先知地面世了。而在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課題指南」的語言學類別當中,排名第一位的選題赫然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語言風格研究」。

我們很自然地會追問,所謂「習近平思想」到底指的是什麼?老實說,雖然我也看過一些習近平的講話,以及一些被外界認為是最能闡述「習近平思想」的經典之作,但可能是因為太過愚鈍,我始終沒有搞清楚它的內涵和外延範圍。其中最麻煩的一點,就是在現在這種成規模的學術趨勢之下,隨着各門專業學者的無限衍生,你會發現習近平幾乎在任何領域都有思想,天底下的學問幾乎沒有一樣是不跟習近平思想沾邊的,例如早些時候就有一篇叫做〈習近平旅遊思想的內涵與特徵〉的論文在網上流傳。我最近還發現這個研究甚至已經有了一些方法討論,比如說〈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進展的大數據分析及深化研究的路徑思考〉。

我們很容易就會以為,這林林總總掛着習近平名義的學術成果都是獻媚,都是一些在學術界裏面沒有什麼實際成就的人混飯吃的通路。他們拿了納稅人的錢,做出一些沒有什麼人會認真去看的所謂研究成果,如此而已,無傷大雅。就和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差不多,並不會阻礙其他人的認真工作。但是我卻覺得,在「習近平思想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和「習近平思想」正式被寫進憲法的大前提下,所有本來以為河水不犯井水,可以自己繼續幹自己事情的學者,或許遲早也會受到波及。其中一個環境上的原因,是全中國的高校正在加強意識形態審查,越來越多的學者動輒因為言論而被人舉報去職。更重要的,則是當前國家體制動員出的一股動力。這種動力使得原有的思想言論和文化產品的審查機制從被動把關轉為主動出擊;使審查人員的工作從以不出錯為原則,變成以挑錯為目標。我擔心這種動力同樣也會出現在學術體制之內,現在從事習近平思想研究的人,可能跟過去做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人不同,他們不會守在自己的有限園地當中,反而會對外進攻發起論戰,這樣子才能擴大自己的研究範圍和成果,才能在國家認可的體制內更上層樓。於是凡是「習近平思想」涉及到的學術範圍,都可能要經過「習近平思想」的檢驗。這種檢驗不是一般斯文有禮的學術論辯,更是立場分明的政治決鬥。讓我們想像一下,假如有一個專門研究旅遊業發展的學者寫了一篇論文,被人揭發其中有些東西不符合「習近平的旅遊思想」,那接下來會是個什麼結局?

2018年9月23日星期日

梁文道:審查遍在(「中國的大腦」之二)

今年有機會見到兩個好久不見的內地文壇老友,這兩人一南一北,皆是名滿天下的編輯,也都寫得一手漂亮的好文章,是不少年輕編輯的偶像。有意思的是,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跟我說起了最近一兩年出版自己散文集的問題,慨歎自己實在是老了,跟不上時代審查標準的步伐。照道理說,這兩人都在這行裏幹了幾十年,什麼字眼能用,什麼東西不能碰,那種在環境中鍛煉出來的敏感嗅覺早都成了第二本能,在大陸下筆成文肯定是不應該犯錯的。偏偏這兩個人的純文藝作品還是硬給人挑出了幾十處毛病,其中一個需要被修改的詞彙居然是「上個世紀」。難道「上個世紀」也是個敏感詞嗎?不是的,審查給回來的意見是「上個世紀」不夠精確,應該改成「二十世紀」。任誰都看得出來,這根本不是政治審查,而是小學老師批改作業,是對這等文壇前輩的最大羞辱,更是中國語文在「新時期發展」當中的鬧劇。為什麼審查人員能夠擁有這樣的權力?他們的審查究竟依據什麼標準?

首先,我相當肯定「上個世紀」這四個字絕對沒有政治錯誤,這種標準也不可能通行於全國各地,更不應該是上頭明確頒佈下來的東西,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只是一個匿名審查員自己的判斷而已。儘管大家都會覺得他的判斷荒謬絕倫;但包括這位成名已久的作者在內,這本書出版過程當中的所有相關人等,是既不能也不願挑戰這個判斷的。因為在今天這個新時期,真沒有誰敢保證什麼東西絕對不犯錯,所以就算有人能夠推翻這個審查員的決定,他也不願冒這個風險(萬一「上個世紀」這個詞語真的在出版之後被人揭發舉報,說它影射了什麼東西呢?)再說審查標準,既然主管出版和意識形態的中央部門,從來沒有明令頒佈「上個世紀」是個禁用的詞彙。那這個審查員又為什麼要依憑自己狹隘的偏好,如此自作主張?我不曉得具體內情,但照我對整個「審查工業」的瞭解(是的,這是一個工業),極有可能是這個審查員想幹好工作,在任務上做出一些表現罷了。沒錯,審查其實也是一種正經的工作,就和任何工作一樣,要有指標,要看業績。一本書也好,一部電影也好,交到你手上是為了要你審出問題,如果你看了一大堆書都沒辦法在裏頭找到幾個可以動手修改的地方,那請你回來幹什麼?換句話說,在各個意識形態和內容產品的領域當中日益壯大的審查隊伍,已經從過去守住紅線就好,那種被動的把關人角色,逐漸蛻變成主動出擊的「生產部門」了。而他們所生產的,就是毛病。

學術圈有些獨特,曾經享有一定的寬裕,本來不太受這種情況影響。但是現在因為「高校意識形態工作要正確處理領導權與話語權的關係」,所以也就有越來越多「上個世紀」之類的事件發生。在今年一連串大學教師的清除事件之中,北京建築大學副教授許傳清的遭遇最有「上個世紀」的色彩。根據報道,她是看到學生上課都在玩手機,非常生氣,於是舉出自己過去擔任助教時看到日本學生努力學習的經驗,教訓學生「如果你們不努力,日本就會成為優等民族,而我們就會成為劣等民族」。在我看來,這句話簡直政治正確得過了頭,雖然在學術上有偏狹簡化之病,但卻繼承了百年來愛國志士動不動就拿中日比較以激勵人心的那種優良傳統。沒想到被她罵的學生非常生氣,揭發檢舉許教授「貶斥中華民族」。舉報她的學生就像一個審查員,雖然不是為了工作,但純粹也是出於一己之私。而受理這次檢舉的校方,乃至於更高層的領導,就像一個出版社和它的上級單位,凡是遇到有人指出問題,必然要「嚴肅處理」,而所謂的「嚴肅處理」,就是順從檢舉和審查所指出的方向,不反駁也不否定。

教學如是,發表研究成果亦如是,現在就連很多專業學報也都開始沿用大眾出版和文化領域裏面的審查標準跟程序,不能再以「客觀學術研究」和「與現實政治無關」當擋箭牌。舉個簡單的例子,有一位專門研究某邊疆民族生活習俗變遷的學者,雖然他研究的還不是當局最要提防的那些民族,但到底也是敏感地區的少數民族(而且還是極少數)。在近年不問由來,一刀切的高壓管制底下,他發現那個在政治上從來沒有二心的少數民族竟然也開始滋生一股不滿的情緒,純粹出於好奇,他想深入瞭解這種變化的整個過程。如果他真的下功夫去探討這個課題,出來的結果對管制者而言肯定很有參考價值。因為先撇開倫理價值不談,他認為單從管治角度來講,現有的政策和措施多半也會帶來反效果,把原來不是問題的變成問題,未來要給當局「添煩添亂」。但是這種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做得成,因為實在是太過敏感,不止沒有辦法正式申報為研究課題,在學術刊物和論著出版開始跟隨新聞媒體的嚴格標準來審查的今天。它也不會有任何發表的機會。有些心繫家國的人可能會建議他應該寫一份內部報告,交給「上頭」,至少讓「上頭」知道情況。如果你以為這是一個可行的建議,請參考我上周的專欄。「上頭」是不會愛聽這種講法的,因為他們會猜測「更上頭」的人一定不喜歡這種逆鱗般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