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9日星期日

梁文道:這又是一場鬥爭

到底是誰提出要修改《逃犯條例》?這件事情爆發以來,坊間一直有不同的傳聞。最初很多人聽說這是香港政府主動提出要承擔的任務,而且第一個想幹這件事的人,甚至不是特首林鄭月娥本人,而是她手下的官員。本來這也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在過去十多年來,幾乎從來沒有人聽過中央政府要求香港應該修改《逃犯條例》,好配合內地抓捕逃犯。前幾年還有一些曾經任職中聯辦的內地法律專家,專門撰文陳述過此事的難度。一些資深建制派人士如唐英年先生,則說修例不是中央的「硬任務」,純屬香港特區事務,「不存在中央要求在限時內通過修例的說法」。香港朝野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畢竟這是中央政府早已三申五令,香港必須完成的憲制責任。怎麼現在會忽然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拋出一個殺傷力完全不下於二十三條的「送中條例」呢?不過,在過去一個星期,我們又看到中聯辦甚至港澳辦也都站了出來,表態支持香港政府的做法,甚至召集立法會建制派議員,要求他們替政府提出的法案護航過關。於是有些朋友恍然大悟,發現這件事情果然是由北京發動,之前的江湖傳聞全都是錯的。

我沒有,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最真確的消息,不會知道整件事情的來由。但是我覺得只要把內地官場的某種邏輯套在今天的局面上,香港政府主動推進修訂《逃犯條例》的消息還是說得通的。不妨來一次思想實驗,用上一點想像力來推演其中的來龍去脈,就算遊戲,就算不符合事實,或許也能夠提供一些線索,幫助我們掌握香港現在和未來的走向。

今日中國,沒有比「講政治」更加重要的事情了。在這種氛圍當中,要考察一個官員的表現,判斷他的前途,首先要看的就是他在政治上是否「過硬」,該亮劍的時候有沒有亮劍,面對艱困的時局有沒有迎難而上。就像我去年在這裏寫過的,同樣的情形也正在香港發生,使得政府機器在文化上漸漸和內地接軌,往日公務員所標榜的「政治中立」註定只是一則過時的神話。所以香港特區任何一個官員或者高級公務員,在職場生涯是否還能更進一步,就要看他在政治上頭是否能夠有所表現了。

香港官場本來是個死胡同,除了極少數的例外,英殖年代的高級公務員任滿之後通常只能解甲歸田,沒有辦法回到倫敦更上一層樓。回歸之後,本地高官退休,要不是加入一些法定公務組織,在建制外圍發亮發光,就是當個社會賢達。唯有特首或許還能充任榮譽性質的國家領導人職位。可是今年四月,前香港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先生卻能上京,成為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儘管我們仍然可以說國家禁毒委員會的副主任有好幾個人,曾一哥擔任的恐怕也只是閒職;但這到底是打開了從前曾經緊閉的大門。以後會不會有更多香港官員能在特區升到頂點之後,再上北京煥發他的政壇第二春,替整個國家服務呢?所以特首底下的高級官員就算沒有未來能夠接班特區大位的寄望,也一樣能找到步步高陞的途徑。

再說林鄭月娥本人,自從慈山寺的「握手事件」之後,她對中聯辦的態度可謂路人皆見。事實上她一直以強勢領導自命,圈內人都曉得她對曾蔭權在位後期以來,中聯辦涉入香港事務日深的情況非常不滿;亟欲重振朝綱,確立特區政府方是中央在港施政唯一代表的地位。問題是這麼多年來,「西環」羽翼已豐,樹大根深,在體制內的影響力早已蓋過特區政府,林鄭月娥和她的官員們還能怎麼樣搶奪回特區的主導權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講政治」,甚至要在政治上表現得比中聯辦更激進,更硬朗,比如說要比中聯辦更加關心國家安全和國家法網的完整。修訂《逃犯條例》不就是一個最好的表現嗎?連中央政府都沒有說這是硬任務,至少不算是當務之急,而且難度極大,阻力甚巨,但你居然都能不畏艱辛,「擼起袖子加油幹」,這難道不是對國家的忠誠嗎?

這果然是一個極為困難的任務,經過近日的連番討論,大家都能看到這條條例的修改若是通過,將為香港帶來很多不可預料的後果。於是面對社會上日益增高的反對聲浪,以及外國商會乃至於多國政府逐步升級的質疑,本來該顯現強勢領導的特區政府居然顯得手足無措。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在近年北京認識和理解香港的特定角度下,可能便成了一場特區政府為了彌補國家安全漏洞,卻面對香港反對派動員市民,和西方反華勢力串聯造勢的重要政治鬥爭了。

我很能夠理解李柱銘先生等泛民人士為此訪美的用心。基於香港是世界上其中一座非常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把香港事務提升到國際層面,希冀他國奧援,早已是香港泛民主派的慣性路徑。並且我們還曉得,這種做法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除此之外,他們很難想像得到還有什麼妙策能夠阻止特區政府。相反地,香港建制和中央政府則有另一種慣性,就是把所有這些行徑都理解為勾結西方勢力,挑戰特區以及中央政府的權威。所以在政治上講,它便成了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是半步不得退讓的鬥爭。所以中聯辦和港澳辦也都要主動或者被動地循着這個邏輯加入戰場,接過特區政府自己啟動,但是又沒有辦法獨立完成到底的工作。假如「中環」「西環」之爭的傳聞是真的,現在這個境況豈不更加證明,少了「西環」,中環根本什麼事情都幹不成嗎?關鍵時刻,果然還是「西環」最靠得住。

恰巧現在碰上中美貿易戰戰況正熾,雙方攤牌在即,於是香港修訂《逃犯條例》一事變成了桌上的籌碼。一邊是國家的安全和尊嚴,以及要讓香港進一步整合進全國體制之內的既定路線;另一邊則是這座金融中心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下遭到巨挫,朝着喪失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再邁一步。對中央而言,哪一邊的分量更重呢?我依舊大膽下注,前者一定比後者更重要,因為這真的是個講政治的年代,正如整場貿易戰的結果一樣。

2019年5月5日星期日

梁文道:叫人尷尬的五四

五四運動百週年,習近平選擇提前在4月30日發表紀念演講,除了「聽黨的話,跟黨走」等備受關注的言語之外,其中還有這樣一段話:「當青年犯了錯誤、做了錯事時要及時指出並幫助他們糾正,對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時衝動或偏激要多教育引導,能包容要包容,多給他們一點提高自我認識的時間和空間,不要過於苛責」。不只如此,他還說「要積極鼓勵青年到艱苦的一線吃苦磨練、增長才幹」。然而,4月29日,也就是這篇演講發表的前一天,卻有五名北大前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學生「失聯」。那五個青年消失的時候,正好就在工廠打工,可說是貫徹工學結合,真正體驗着勞動人民的生活。

這當然叫人尷尬,就好比清華大學在108週年校慶這個大日子當天,用圍板封堵了校內著名景點「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也就是俗稱的「王國維紀念碑」)一樣。陳寅恪先生寫的這篇碑銘,最有名的是它最後這句話:「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有人認為這純粹是巧合,清華只不過是想維修這座珍貴的紀念碑罷了,外界不宜過多猜想。不過,假如這真的只是正常工序,那就說明清華大學校方的公關觸覺和社會敏感實在太糟。明明知道清華法學院著名學者許章潤先生才因為撰文批評習近平而被停職,明明知道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的大日子即將到來,明明知道「王國維紀念碑文」已經成了現代中國知識人品格理念的象徵,竟依然在這麼敏感的時刻跑去維修這座紀念碑?這如果不是太過害怕發生政治錯誤,就是絕對的愚蠢。同樣的道理,也完全適用於那五位北大學生的失聯事件。

中國最頂尖的兩所大學在五四前夕發生了這些事情,恰好可以說明五四遺產的尷尬,那是一份你不能不繼承,但又不可能完全繼承得了的歷史資源。

廣義的五四非常複雜,結合並且促生了眾多流行一時的近現代思潮(其中還包括已經被時人淡忘的無政府主義和世界主義),乃至於後來各種不同立場的知識份子和政治意識形態都能夠聲稱自己是五四的傳人。又由於它的影響實在太大,所以即便是亮明旗幟反對五四的人,在正面宣說自己主張的時候,也不可能完全繞過這座巨大的路標。由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政府,則一直在黨史和官方國史的敍述當中,把自己樹立成五四精神的不二嫡傳,其中最標準的說法是五四孕育了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但五四孕育的可不只是一個中國共產黨,所以它還是有必要說明五四運動的真髓到底是什麼,以及它怎樣承續發揚了這股精神。有趣的是,隨着時代變化和現實需要,這段故事敍說的階段重點也在不斷轉變。它曾經特別強調「德先生」和「新民主主義」的關聯,以此對抗蔣介石政權的專制獨裁。後來則高揚五四運動反對封建吃人禮教的那一面,接上了自己打倒孔家店的文化革命。改革開放之後,「賽先生」往往被等同於科教興國,符合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

正如余英時先生在最近發表的〈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所言,直到最近幾年,中國官方的五四故事卻出現了奇妙的變化,「否定『五四』受到鼓勵而無所不在」。為什麼一個把自己合法性和五四運動捆綁在一起的政府,能在嚴密的文網當中替否定五四的聲音網開一面,甚至提供舞臺為他們鳴鑼開道?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在過去四十年通常作為修飾語使用的「中國特色」,漸漸變成了核心主語。

身在海外的余先生非常敏感:「從江澤民到習近平,儒家的政治語言越來越占上風,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語言則已淪為附庸的地位。習在各種講演和談話中引用傳統經典,層出不窮,以至官方必須編一部《習近平用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以供讀者查考」。包括北大那幾位失聯學生在內的一批青年左派,尊崇馬克思和毛澤東,甚至還「聽黨的話」,深入前線和勞苦工人站在一起,卻遭到校方和安全部門的打壓;而這個政府卻容許黨員資本家馬雲公開宣稱員工「九九六」(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從早上九點上班到晚上九點)光榮,其理在此。也就是說,除了共產黨作為先鋒黨這一面之外,整套馬克思主義理論都已經變得越來越不重要,甚至到了幾成包袱的地步。在中國特色為本,西來的馬克思主義(或者其中大部分精髓)可能需要淡化的現在,激烈批判中國傳統的五四自也需要讓路。余先生又說:「今天大陸上新左派和新儒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天下』論述,都以『中國獨特文明』為理據,徹底否定『五四』的歷史意義。我又進一步指出,這些論述基本上是為『黨天下』尋找一個新的意識形態」。

然而,只要這個意識形態轉換的工程尚未大功告成,馬克思主義和五四精神尚有一日不得棄,政府就不得不「創造性地轉化」這些遺產。於是五四的豐富義蘊,在當下便只能獨揚愛國主義這一面,或者在有需要的時候,特別強調其它局部主張(例如在推崇儒家的時候批評五四反對封建傳統太過,但在壓制佛教、伊斯蘭以及基督信仰的時候,則不妨弘揚五四反迷信的精神)。但就算只說愛國,五四史事也還是能令政府困擾。因為在最正統的官方史述裏面,若要強調當年學子愛國情操之壯烈,便不能不痛斥賣國北洋政府之罪惡;若要批判北洋政府之過,便不可不說它如何粗蠻對待那批學生。那北洋政府當時到底幹了什麼壞事呢?五四當天燒掉了國家官員住宅,把外交官打成重傷的那批學生,被關三天獲釋,事後不止沒被追究,還成了國民英雄,這在今日固是耳熟能詳的佳話。其實1919年六月上旬,學生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一樣有些現在看起來非常有趣的「違法達義」事件。那時候正好在北京訪問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在六月五日一封寫給女兒的家書裏面如是記述:

「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們聽說,大約有一千左右的學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學已做了臨時『監獄』,法學院的房子已關滿了人,現在又開始關進理學院的房子」。那天傍晚,他又補記:「我們從電話裏知道,把守北京大學周圍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們住的帳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裏面的學生們開了一個會,決議要質問政府能不能保證他們的言論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證言論自由,他們就不離開那裏。因為他們是打算還要講話的,免得再度被捕又關進來。這些學生不肯離開這個『監獄』倒給政府很大的為難」。後來的事情我們都曉得,徐世昌總統在六月六日派官員去向學生道歉,學生才肯撤出宿舍……。這就是一百年前的六月。

2019年4月21日星期日

梁文道:他們全在影射

禁書總是叫人好奇。有些時候,一本書或者一位作者,就是因為封禁,才忽然在另外一些渠道走紅。例如這本《西漢竹書﹝老子﹞注釋評介今譯──老子向君上的建言》,據說因為「存在嚴重政治問題」,所以胎死腹中,印好了都不讓出。一部研究竹書老子的著作,居然也能夠有嚴重政治問題,這能不叫人好奇嗎?承蒙師友傳贈,我立刻丟下手邊原有的讀物,捧讀貴州黨校教授尹振環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帛書老子與老子術》。老實說,單憑他這本十多年前的老書來論,在多如銀河沙數的《老子》研究者當中,尹先生恐怕算不上拔尖。不過看完之後,我就立刻明白為什麼他們會說他有問題了。原來尹先生真把《老子》解讀為一套對為政者的建言,建議他們可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永遠正確,也永遠別輕易接受各種巧言令色的吹捧,既不能貪慕政治權力,也不可包藏私心;而且還要注意,對着全天下宣稱自己是個大公無私的聖人,如此「強稱賢良不會有好結果」。今天在大陸一個稍微有點政治敏感度的人,看了這樣的文字,可能都會立刻產生聯想:「你這是說誰呀?」所以不管你研究的是老子還是孫子,相關部門先禁再說,以免多事。

政治影射這種事情最有趣的就是它的灰度,理論上可以大到兩邊都能利用的程度。存心要借古諷今,指桑罵槐的,可以說我明明講的是老子對政治人物的看法,而且那些看法放諸四海而皆準,難道你以為今上是老子所批評的那種人嗎?過度敏感,又或者存心挑刺的人,則能在一段無辜單純的文字當中讀出最辛辣惡毒的譏諷。在一個言論不自由的國度當中,這兩端的遊戲來回進退,是玩不完的。而在一個言論格外不自由的空前緊張環境底下,這種灰度則會被不斷壓縮。例如幾年前先是盛極一時的「民國熱」被煞停,因為他們擔心這是一種否定當代的懷舊。然後有些討論蘇聯和前東歐的文章被刪,因為當局認為論者是存心借着那些垮臺了的共產黨政權說事。再來則輪到一批講述納粹時期德國歷史和政治的書籍被禁,主要原因是許多不能直接說話的讀者透過書評和討論,把歷史演繹出了現實意義,當局一緊張,乾脆把「納粹」和「法西斯」當成關鍵詞似的。終於到了今天,就連先秦思想也都成了雷區。

影射是種你看到了什麼,它就是什麼的格式塔遊戲。面對人家的質疑,你很難辯駁自己的真實用心,因為他就是要把你看成老嫗,你再怎麼說自己其實是個少女都沒用。從前大家都會覺得,那種存心要在一切最不可疑的地方看出問題的人,若不是受到政治壓力,深恐受到連累,害怕職位不保的官僚,就是單純的壞人。而現在中國比較有趣的一點,是竟有一批人專門受訓受薪,把這種事當成了職業,而且他們的規模已經大到成了一種維穩產業當中最有前景的一門。

我說的當然就是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審查員。由於政治需要,以及環境所迫,任何涉及信息發行和流通,稍具規模的企業都不能不自聘審查人員。請注意,這些人並不是公務員,他們其實是企業員工,花在他們身上的開銷全都算在企業賬上。但這並不表示這只是一種無謂的支出,只要有本事有地位,它完全可以變成一種賺錢的行業。近日大陸一份著名的新聞刊物便曾報導:「在人民網的業務構成中,審核是極為核心的板塊,人民網公告顯示,其第三方內容審核業務收入2018年同比增長達166%,成為公司所有增長單元中,增長幅度最高的業務板塊」。這麼重要的盈利板塊,人民網現在把它放到了山東省會濟南。原因之一是因為山東的房租便宜,人工比較低,而且大學生不少;原因之二則可能是因為濟南已經在這方面形成了群聚效應,有利於人才流動。根據這篇報導,在人民網落戶之前,已經有今日頭條(含抖音等)、一點資訊、鳳凰網、最右等多家互聯網公司的審核隊伍落戶濟南,濟南地區審核編輯崗的總人數已經接近5000人。我們看到的新聞、文章、視頻、圖片、段子等內容,有很大一部分會先經過濟南,再呈現到我們面前。……濟南某高校新聞專業的老師透露,很多新聞系畢業生可能不會把審核崗位當做首選,但是在找到更心儀的工作前,或是考研備考前去實習,還能拿到不錯的報酬,也是大家樂意的選擇。在頭條實習過的一個畢業生表示,這裏的團隊氛圍還是非常好的,年輕人的確是很受鍛煉。」

我們不妨大膽推測,這種行業就跟任何其他行業一樣,皆有它的考核指標,達標甚至超標的,自然會受到讚賞,升級加薪在望。審核怎麼來衡量達標與否,應該不是看審漏了的東西有多少,越少越好。因為這種事情一旦出錯,或許就是大事。所以應該正面地看,是你審出的問題越多,表現越好才對。如果真是這樣,那就不止要挑出擺明車馬的批評和嘲諷,更得無疑處見有疑,讓所有躲在暗處的影射無處可藏。又由於產業需要壯大發展,我們大概可以預想將來被認為是影射的東西還會無限擴張,甚至到了每一句話聽起來都像是在給君上的諫言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