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0日星期日

梁文道:新春即景三則



我那天坐的士回家,開車的司機原來已經八十,但是頭腦清醒,非常健談,半個鐘頭的路程,幾乎說完了他半輩子的人生。鄉下在中山,父親年幼就出門做「豬仔」,辛辛苦苦存了一筆錢,剛好足夠返鄉買下一塊屬於自己的田土。挨過了日本仔,也挨過了內戰,以為終於有了太平日子,沒想到五十年代就被劃作「富農」,挨批挨鬥。只好帶着老婆孩子一起逃到香港,好在他們跑得快,否則「燒死都有份」。即便我聽過不少這類故事,我還是不大敢相信,「難道你們那裏真有人被燒死?」

老伯伯非常肯定,然後就接着說到他自己了。原來他很年輕就學會開車,所以當起職業司機開泥頭,參與了早年香港不少開山填海的工程。結婚之後轉行揸的士,省吃儉用,終於夠買一張的士牌,自己開三天,另外幾天租給別人,以為自此之後就是幸福。可惜沒多久,久病的老婆在公立醫院趕不及手術,先走了一步。而兒子又「沒出息」,讀書不成,找不到太理想的工作,外面實在租不起房子,帶上兒媳和孩子便搬進了他正在租住的公屋。「公屋」?有一張的士牌在手,還有住在公屋的資格嗎?老伯接着說:「你說的對了,原來我這張的士牌值300萬,所以前兩年,我七十八歲那年,他們就要趕我出去。但是如果賣掉這張的士牌,我也買不起房子。而且沒有了車,我又靠什麼去賺生活費呢?」好在他成功把公屋轉給了孩子(過程如何,我也不太清楚),所以現在就變成是他住在兒子的單位。

「我老婆當年就話,有錢應該先供首期,而不是買一張的士牌。她可能很有道理,但是我想自力更生,我這世人就是揸車,唔通一世替人揸?要不是自己有架車,我現在年紀這麼大,又有誰敢租車給我?」所以他的結論就是要有地方住,就沒有辦法生活;要想生活下去,就千萬別想安居。我臨下車前,他也正好到了總結人生的時候:「真沒想到是個輪迴,我老豆當年拼搏了一輩子,到最後什麼都沒了,跑到香港。現在輪到我,又是捱了成世,到老連住都是問題。我知道規矩是規矩,但其實我也沒多久了,為什麼他們就不能夠讓我安心住完這幾年,一定要趕我走呢?」我真是無話可說,只好在下車前說一聲「新年快樂!」



晚上到家之後,看見電視新聞,原來林鄭月娥今天去了葵涌年宵市場,據說她當天的表現相當「親民」。例如她停下來和一個三歲小孩說話,那個小孩把自己的恐龍氣球推給她玩,她就忽然測驗小孩,問他「暴龍英文係咩呀?」。

我覺得這真是一個非常好的示範教育。這個小孩長大之後,可能一世都會記得,香港某任特首曾經在他三歲那年考驗他的英文水平,使他明白這座城市以及自己的將來,一個在三歲的時候都還不懂得暴龍的英文是什麼的孩子,是不會有前途的。因為在這個地方,老人家想拿一丁點福利,高官就在思考應該怎麼懲罰他們。如果你去不起養和醫院,你就只能在公立醫院排隊,聽天由命。在這裏我們不保育青山綠水,也不保育老區街坊,但卻把高爾夫球場當成聖地。這裏,只屬於傳說中的大灣區人。



半夜還沒到,各種祝福短信就已經湧進手機。有些熱心的朋友和傳媒行家,即便到了這個時候,都還在憂國憂民,轉發各類新聞消息,雖然這些消息也全都和過年相關。比如說在大陸,每年這個時候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堆住在中國的老外對着鏡頭用普通話拜年,通常都還會穿上喜氣洋洋的傳統中國服裝,有的甚至會自己用書法寫一副春聯當作背景。到了初一中午過後,那就更不得了,開始有各國政要加入給中國人拜年的行列。直到大年初三,全球共有超過七十多個國家的元首,或者拍片,或者在社交媒體留言,甚至自己登門拜訪中國當地使館,祝賀華人新年。喜氣洋洋,網絡上一片叫好,有人認為「這見證了中國的軟實力」,還有人乾脆把「萬邦來朝」這樣的字眼都抬了出來。

這讓我想起來兩個月前,不是還有很多人提倡「抵制洋節」嗎?我不知道當時有沒有中國使館官員,或者國家政要祝賀洋人「聖誕快樂」,如果真有的話,恐怕也得相當低調,至少不能夠讓國民知道,否則或許會落得一個「崇洋媚外」的罪名。而看到那些在中國唸書留學,以至於住了下來的老外,又是春聯,又是相聲,我也忍不住拍掌,他們這真是熱愛中國文化呀,了不起。這些「中國的老朋友」是我們最喜聞樂見的了。反過來說,一個中國人要是如此沉浸在他國文化當中,這又叫做什麼呢?比如說一些非常喜歡日本的年輕人,前幾年的時候,他們被人稱作「哈日」;近些年,更進一步,成了「精日」,是「精神上乃日本人」的意思,貶稱一個,必須慎用。

2019年2月3日星期日

梁文道:真理只是實力的結果

你有沒有聽過安陽師範學院?就算你本來不知道,只要你常常觀察大陸的網絡輿論,最近大概也知道這間學校的威風了,因為有人說它原來比哈佛大學還要厲害。

在〈論安陽師範學院強於哈佛大學〉這篇在知識圈裏傳得很廣的文章當中,作者分別從學校的歷史之悠遠,占地規模之廣大,學生人數以及研究科所之單位眾多等好幾個方面提出論證,說明安陽師範學院為什麼比哈佛大學還要好。除此之外,作者還提出了兩個非常特別的觀點。第一,是「安陽師範學院是我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公立大學,哈佛大學是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私立大學,兩種國家的性質決定了安陽師範學院地位必然高於哈佛大學,這是誰也無法抹殺的」。第二,「兩個學校不同的校訓預示了兩個學校未來的命運。安陽師範學院的校訓是『勤奮創新,為人師表』,讀起來朗朗上口,一種朝氣蓬勃的社會主義優越感。而哈佛大學的校訓是『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以真理為友』,哈哈,聽起來是不是有一種暮氣沉沉的感覺」。

無論怎麼看,都像是在搞笑的這篇文章,據說是「安陽師範學院思想政治理論學專業本科生的畢業論文,答辯現場所有審核老師都起立鼓掌,並且流下了激動的淚水」。但是安陽師範學院很快就發表澄清聲明,譴責這是一條完全虛構的消息,並將保留以法律追究原作者侵害學校名譽的權利。那麼這篇東西的原作者到底是誰呢?有人查證,發現它是早在2006年就在網絡論壇上流傳的一段帖子。那陣子,其實還有不少人仿照這篇文章的風格,寫出了〈論江西財經大學強於哈佛大學的理由〉、〈浙江工業大學遠遠強於哈佛大學〉等大量胡鬧的東西。而這些文章在十多年後的今天,竟然全部重新浮出水面,傳來傳去,又火了一把。為什麼十幾年前一批諷刺當時大陸高等教育界的網絡帖子能夠輪迴翻生?除了是它們所諷刺的現象依然存在之外,我覺得可能還有另一個原因。

且看在這批文章當中不斷被抄來抄去的這段話:「我們承認哈佛大學在世界上名氣大於安陽師範學院,但這是由於美帝國主義的媒體掌握着話語權,有意壓制安陽師範學院的結果,我們相信通過全體校友在網絡上的宣傳,我們一定可以讓世界人民認識並喜歡安陽師範學院」。這段話你聽了是不是覺得十分熟悉?因為它的邏輯是我們今天無論在任何一個領域都能遇到的。中國的經濟模式有問題嗎?它真的比不上西方發達國家嗎?如果你真的這麼認為,那是因為你已經被西方人的價值觀和媒體宣傳洗了腦,失去了對我們國家獨特經濟道路的自信。接下來,我們該做的不是在學理和實際效果上檢證哪一種經濟模式更加優秀,而是加強我們的「話語權」,一方面對內向國民反洗腦,一方面加大資源對外宣傳。如此持續下去,中國經濟模式之優秀,自然會成為舉世人民的共識。所以大家對我們的經濟道路要有自信。不僅如此,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面,我們也都該依照同樣的推理模式,培育出類似的自信心。難怪有在大學教書的朋友,看了這批重新出土的文章之後,笑稱自己也忽然有了「第五種自信」。

上面這種邏輯的關鍵詞當然是「話語權」,現在重看十三年前那堆笑話,我才赫然發現,原來「話語權」這個名詞在中國已經流行了十幾年。但到底什麼叫做「話語權」?它明顯不是傳統中文,但也無法簡單對應任何一個西方學術名詞。按照這三個字背後的思考理路,我們大概可以推測它應該源自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思想當中的「話語轉向」,有點類似英文當中的"discursive power"。果然,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簡稱「國新辦」)的官方網頁上,都能找到它的定義:「話語權本身是個外來詞,翻譯自英文的"discourse power"power of discourse"或法語詞"pouvoir du discours"。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在1970年就職法蘭西科學院院士時的演說《話語的秩序》中最初使用了『話語權』一詞,這裏的『權』即權力(pouvoir),與他『知識就是權力』的思想是相一致的。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話語權』一詞的本質。一個國家的國際話語權,即通過話語來獲得權力,它與軍事、經濟等物質性權力一樣,本質上都是一種『權力』」。我曾有好幾年耽讀福柯論著,沒想到竟然在中國最權威的官方網站上面都能夠看他的思想介紹,真是又驚又喜。但為什麼國新辦的官網上會這麼詭異地登出一篇介紹福柯觀點的文章呢?答案就在同一篇文章裏面的這幾段話:「要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打破『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基本格局,需要有戰略性籌劃和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而在理論上對國際話語權問題有正確的認識,則是推進國際話語權建設的基本前提」。「當前中國與西方的國際話語權競爭最為尖銳的矛盾都集中反映在政治領域。因此,政治話語權應該是當前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的核心,其中學術話語權更是基礎。新近的『文明衝突論』『歷史終結論』『霸權穩定論』『亞洲再平衡』等,都是與西方學界相關聯,對來自西方的話語攻擊和西方學界命題的挑戰,中國也要注重從學術上予以回應,才更有說服力,才能更好贏得話語權。所以,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話語權的基礎性意義不容忽視」。

同樣道理,近年「新清史」潮流對現代中國的認識和疆土界定產生了一些衝擊,所以連《人民日報》這樣的報刊都忽然關注起非常硬核的學術研究,提出要「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話語權」。於是連包含學術研究在內的所有爭論,就全都和話語權的把握跟建構拉上關係。

好幾年前,我還稍微認真地寫過一些小東西,討論「話語權」這個學術概念被移植到中國之後所產生的誤用和濫用。但是現在我已經不會再那麽認真地去看待這些東西了,對於越演越烈的話語權潮流的最佳回應,可能就是那批論證XX大學強於哈佛大學的文章。「話語權」這個本來有點深澀的西方學術概念,能在中國這麼大行其道,大概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有一個很「後現代」的頭腦沃土。例如每個大陸學生都學過一點的「辯證法」,就被簡化推廣成一種凡事都要一分為二的觀看角度。你不能夠總是說文革不好,因為凡事都要一分為二地看,在關注文革的負面效應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它的積極面。推而廣之,就連納粹德國,我們也都該看到它好的那一面。就像我們香港人很愛講的一句廢話。什麼事情都只是「觀點與角度」罷了。於是對於一件事物的判斷(不管那個判斷是真理的,道德的,還是審美的),就都不會有任何標準可言,純粹依賴於你所處的位置和角度。在這種粗俗版本的辯證法基礎上,加上實力的向度,自然就會得出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話語權了:你有道理,就只是因為你有說話的權力,而且音量夠大;真理只是實力的結果。

2019年1月20日星期日

梁文道:審查的完成

香港的中年影迷可能還記得灣仔的「新華戲院」,這家電影院是「新華戲院」的第三代轉世,曾經以播放比較小眾的電影聞名。因為租約原因,它非常巧合地在1997年7月1日停止營業,而它最後播放的一部電影正是卡瑪(Carma Hinton)製作的紀錄片《天安門》。當年這部片子公映的時候,還閙過一陣子小風波,戲院的帶位員竟然拒絕為這部今天看來非常敏感的電影服務,醞釀罷工,他們害怕香港回歸之後會為此遭到清算。那個時候,幾乎沒有主流輿論會同情這幾個帶位員的決定,因為大家都覺得這種想法太過荒謬,先不說當時沒有太多人相信政治審查也會來到香港;更重要的是,就算清算,怎麼樣也輪不到這幾個奉命行事的小小前線員工身上吧?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正好臺灣著名評論家南方朔先生過港,我也用調侃的口吻跟他數說那幾個帶位員太傻。靜了一會,然後他說了一句我畢生難忘的話:「你們是知識份子,對整個制度的運作過程可能會有更全面的認識。所以無論承不承認也好,你們都屬於精英階層。但你們可能不曉得,越是位處底層的人,越是不了解所謂『全局』的人,就會有更多的擔憂和恐懼。」

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就是因為這一個星期我還在反復想像「順豐速遞」的各種審查事件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上星期我在這個專欄的〈順豐快遞的一國兩制〉見報之後,其中最令我驚訝的地方,是原來很早就有不少朋友有過跟我類似的經歷,但卻一直沒有公開指出這是個問題。更有趣的,是在臺灣一些立場偏統及偏獨的網友,香港一些傾向反對派和親建制派的網友當中,都有不少聲音覺得我太傻,明知道「順豐速遞」是中資機構,怎麼還會為他們的書籍審查大驚小怪。換句話說,一家這麼龐大的速遞公司會用意識形態角度檢查他們運送的書刊,在大家看來原來都不是問題了。有問題的,是我對這種事情居然大驚小怪。

後來經過媒體記者的跟進,以及各方經驗陳述,我們才看到更多「順豐速遞」的古怪審查個案。原來有人從臺灣寄書到香港,只要書籍跟中國相關就不行了;又有人從香港寄書到韓國,會過不了敏感這一關;還有人從香港寄送十字架到澳門,照樣遭到拒絕。綜合這些個案,我們幾乎總結不出任何規律和模式,看不到「順豐速遞」的審查標準何在。這就等於變相地駁斥了部分網民為「順豐速遞」的辯護,例如一位臺灣網民就在拙作下面的留言:「順豐快遞做的沒錯,反華書籍就應該禁止。你不是問怕什麼嗎?那你的美國爸爸怕什麼?華為只是賣點東西給伊朗,你們就怕成這樣」。什麼「美國爸爸」這類常見的說法,我就懶得回應了。但請注意,現在不單是「反華書籍」有問題,甚至只要書名包含了「中國」二字,都會被禁止送運,請問這又是什麼道理呢?難道所有大陸以外出版的書籍帶上了「中國」這兩個字就一定都很反華嗎?

再說上次我提到的那三本被拒絕托運的書,一本以十九世紀英華詞典為專題的學術期刊《思想史》,一本曾經在大陸出版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大辯論》,這都不像是反華書籍吧?至於最後一本《滾出中國》,感謝我在臺北住的那家酒店員工幫忙,透過官方郵政服務,我終於收到並且第一時間讀完。曾經在香港大學任教過的畢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這部書寫得相當細緻,梳理了「百年國恥」這種概念的由來,以及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淵源。在我看來,它不止不「反華」,而且還以同情理解的態度,向外國讀者提供了一個認識殖民帝國如何創傷中國人集體記憶的角度。

再加上「順豐速遞」近幾天的回應,於是我敢大膽地說,這林林總總的審查個案,還真可能不是出自一套固有的,清晰的審查標準,而是前線員工的個人判斷(或者用順豐的說法,是他們的溝通問題)。為什麼我敢說他們沒有一套非常清晰的審查標準,例如一份禁書清單呢?首先當然是因為諸多我聽聞過的個案背後標準都是自相矛盾,有時候一些和中國相關的書可以從臺灣直接寄到大陸,有時候卻連寄到香港都不行。更要緊的是以我所知,這幾年大陸主管宣傳和書刊的部門,並不流行直接定出一套書單。一來,若有一份白紙黑字的文件,就難免有洩露流出的風險,徒惹是非。二來,什麼東西敏感,什麼東西不敏感,就像網絡上的關鍵詞一樣,天天浮動不居,全憑時勢而定,很難及時列成一份相對穩定的清單。

雖然確實有些絕對不能碰的東西(比如說『法輪功』),是上頭早有明令的。但今天更流行的,卻是一種靠政府部門和私人企業各級人員自己心領神會,自己揣摩忖度的方式,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自我審查」。事實證明,這確實是一種更加高效,更加無縫的審查方式。因為上頭不給你一套清晰細緻的判斷標準,只拿着一根大棒伺候,你就得時時提心吊膽地檢查自己,生怕自己行差踏錯。通常到了最後,你自己審查的力度都會比官方自己動手的時候還大。

比如說「順豐速遞」,我可以替它想像實施這種審查的整個過程。首先就像他們所說,運送東西出入,先要符合各國海關標準。把和宗教相關的物品以及敏感書刊運進大陸,那當然是不行的了。在沒有完整清單的情況下,負責的管理階層絕對不能不領會「中央精神」。更簡單地講,那是一種對氛圍的嗅覺。而大家都曉得,今天大陸在意識形態管理方面的氣氛是相當緊的。所以管理階層也就要把他們聞到的這種緊張氣氛往下灌注。又因為一間公司實在很難自己整理出一份特別詳盡的清單(你能想像怎麼樣因應每天的出版物去及時更新和補充一份禁書名錄嗎?),最好的辦法可能就是透過一種管理程序去把抽象的氣氛和精神具體化。層層負責就是個我能想得到的出路。一本書在寄到大陸的時候,被海關截查下來,或者沒收或者退回,對速遞公司而言,都是一個行政跟財政上的負擔。公司內部如何分解這種責任呢?那就是一層層地分派下去,直到最前端收取托運貨品的人員身上。這些前線最基層的員工,應該要經受某種訓練,既曉得怎麼和客戶溝通,更得領會上面傳達下來的氛圍和精神。從他們的角度看,這不是抽象的政治審查,這是保不保得住飯碗的問題。就像當年「新華戲院」帶位員拒絕為《天安門》工作一樣,越是底層的人,越不瞭解上頭高來高去的政治原則,就越有可能害怕最實際最眼前的麻煩。

那為什麼從臺灣寄書到香港會有問題呢?去年不是有很多公司因為把香港「獨立」出中國大陸範圍而出事嗎?比如說在酒店訂房系統上面分開列出「香港」和「中國」二地。身為中國最大的速遞公司,「順豐」絕對不能重蹈覆轍,很多前線員工因此大概會把從臺灣寄書去香港,自動看成是寄到大陸一樣。從香港寄書到韓國也遇到審查,或者就是大陸幾十年來各種政治運動「擴大化」的模式了,從上到下,層層加碼,從有些書寄到大陸很敏感,變成一個被懷疑為敏感的人物寄書很敏感,直到只要是書都敏感。

久而久之,這套運作模式是大家都學得會的,即便是一個在臺灣負責接收寄件的前線員工。終於,不論政治立場,也沒有人再覺得書籍和思想的審查本身是個問題了,它合該如此,尤其是和大陸相關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