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4日星期日

梁文道:講格調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

過去幾年,常有我所熟悉或者認同的那個世界,正在我眼前逐片崩潰的感覺。當然,換一個角度來說,其實就是我過時了,我所相信的一切都不再有效,也都不再有意義了。比如說直到今天,我仍然有一種很土氣的想法,覺得一個稱得上是政壇領袖的人物,應該要有點起碼的格調。我所謂的「格調」可能不太容易說得清楚,但大體上那是一種言語行為的風格;以及更加重要的,支撐這種風格的人格基礎。

比如說去年逝世的美國參議員麥凱恩,他年輕的時候參加過越戰被俘,在有「河內希爾頓」之稱的火爐監禁所內慘遭酷刑,儘管受到棍棒甚至刺刀的攻擊,左肩破碎(並且因此留下終身傷患,一輩子都不能再把手舉過頭),但堅決不肯透露任何情報。後來越共知道他的父親是美軍太平洋指揮部的總指揮,採用心戰,想把他放回美國;可他誓死不從,要求越共必須先行釋放所有比他更早被捕的戰俘。於是他在越南這一待就是5年半。後來他回到美國從政,是國會裏的元老級領袖。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他支持同為共和黨員的小布殊連任。可是當小布殊的選戰陣營攻擊民主黨候選人凱利的服役紀錄時,他卻站出來批評自己人的做法「不誠實而且可恥」。2008年輪到他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對上了風頭正健的奧巴馬,那時候也有很多共和黨人批評奧巴馬,懷疑他是穆斯林,甚至散佈謠言說他根本不是在美國出生。可是麥凱恩不止一次公開為對手辯護,澄清他自己支持者對奧巴馬的疑慮,他說:"He's a decent family man, a citizen that I just happen to have disagreements with on fundamental issues, and that's what this campaign is all about." "He is a decent person and a person that you do not have to be scared of as President..." "If I didn't think I'd be one heck of a better President I wouldn't be running, and that's the point. I admire Sen. Obama and his accomplishments, I will respect him. I want everyone to be respectful, and let's make sure we are. Because that's the way politics should be conducted in America."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這就是我所說的格調。沒錯,麥凱恩是個美國人,跟我沒什麼關係;沒錯,他當然犯過很多錯誤,而且他的政治意識形態甚至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對這個人物的尊敬,因為我所珍視的這種格調,既與國籍無關,也與政治判斷無關。然而今天的美國人卻選擇了特朗普做他們的總統,一個會公然嘲笑殘疾人士,甚至攻擊麥凱恩當年被俘那段經歷的人。我以前常常聽美國朋友跟我說,他們的總統應該是一個他們下一代可以抬頭仰望效法的人物。理性點的話,我自然要說,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愚蠢念頭,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政治領袖應該成為所有人無條件服從和膜拜的對象。但是同時我又不得不同意,按照我們人類社會對於什麼叫做體面的某種模糊共識,一個政治領袖的格調是不能夠太低的,否則他在某個意義上做為人民的代表,豈不丟了人家的顏面?那麼特朗普的選民,現在是不是覺得他們自己的兒子將來也能效仿他的風格,看到漂亮的女孩經過,就可以笑說「去抓她的私處呢」?

前任香港特首,現在貴為國家領導人的梁振英先生,最近常在社交媒體計算《蘋果日報》的全版廣告數量,日日公佈他的最新調查結果,終於鬧出了一個被市民集資登廣告問候的笑話。你可以說這很無聊,甚至還可以說這好像格調不夠高。但你不能不承認這種做法雖然不登大雅,不夠大氣,不像是一個國家領導人該做的事;但它卻可能有用。為什麼有用?我們都可以猜到接下來的步驟:那不再是梁振英先生一個人的事,而是某些打着愛國愛港旗號的民間組織接力,不僅幫忙繼續計算《蘋果日報》的廣告,還要針對幾個稍微大點的廣告客戶,調查他們的背景,曝光他們不可告人的內幕(如果有的話),甚至發動杯葛行動和示威。由於這一切都出自為了國家的名義,師出有名,所以那些客戶自然要受到巨大的壓力。長此以往,終於要叫《蘋果日報》再也不能依靠廣告收入為止。以今日香港的情勢判斷,我覺得這類格調不高的鬥爭小手段最是有効。

說過廟堂之上的政治領袖,回頭再看即將淪為階下囚的政治犯。佔中九子審訊結束之後,我一貫樂觀的老同學周保松感慨:「這是我們的黃金時代」。我不知道有多少香港人能夠同意這個判斷?最起碼那些為了九子入罪而額手稱慶的人,應該會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意義上歡呼香港的黃金時代快要來了。我常常讀到這些人批評九子發動佔中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干擾香港民生」,他們到底知不知道那是些什麼人?他們又為了什麼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我認識陳健民兄很多年了,一直曉得他為了協助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在大陸花了多少時間和精力。也許「公民社會」在今天很多人眼中簡直比髒話還難聽,覺得那幾乎就是顛覆動亂的同義詞。可是請你具體地去看,在他的指導和培育底下,那是一個個不同的機構和組織(當然其中有許多都是今天不見容的非法團夥),他們幫助汶川地震災民重建家園,讓被污染的土地不再受害,讓農村婦女曉得自己的權利,讓民工的孩子能夠在寄居的城市裡頭上學,讓貧困山區的居民能夠互相扶助……。如此一個過去十多年一直在做這種事的人(而且還是個被政府肯定過的人),正正就是你們今天口中的動亂分子。今天那些出來鼓掌叫好的愛國市民能不能問一下自己,你們有誰比他為這個國家付出過更多?

我認識了健民兄這麼多年,但我也是最近看到媒體報導,才曉得東區醫院的建立,竟然源自他當年唸書時的一份功課。因為他從來不說這些往事,正如他在雨傘運動開始之後就絕口不談他過去在大陸做過的事情。儘管他後來接受採訪稍微提過一點,但我知道,那不過是九牛一毛,遠非全貌。朱耀明牧師就更不用說了,從「高山大會」開始,一直到八九民運和六四之後的黃雀行動,向是我們那一代很多人心目中的道德良心。其實現在住在港島東區的人都還欠他一聲謝謝,因為如果不是這位「為了自己利益而干擾民生」的牧者,就不會有現在的東區走廊和東區醫院。這些事,可能你會在他法庭上的最後陳詞讀到一點蛛絲馬跡,但是他還沒說出來的卻更多更多。因為他們都不是那種會誇耀自己成就和功勞的人,他們只是付出。和今日流行的截然不同,你甚至可以形容他們是另一種意義下的「愛國愛港人士」;只不過他們這一種「愛國愛港人士」從來沒有得到半分獎賞,等着他們的,只有懲罰。然而,知其不可為而為,人不知而不慍,這難道不曾是一種無論立場,人人都懂得尊重的格調嗎?

可格調如今已然過時,而我所見過的黃金時代也早夭於上世紀的八十年代。然後呢?接下來該怎麼辦?我想起二十多年前見過金堯如先生(其中一個我所認識的有格調的共產黨員),在說完一番話,憶述過一點他當年入黨的理念和經歷之後,就像很多他那一代人一樣,他對着我這個小夥子說:「這輩子我是看不到了,但你們這一代是一定可以的」。我發現,自己最近也開始跟一些年輕人這樣子說了:「我這輩子大概是看不到了,但我希望你們可以」。

2019年4月7日星期日

梁文道:不止敗壞,而且愚蠢

廣州中山大學最近有一位教授,既見天清氣朗,春光正好,於是起興帶着學生到校園的草坪上課。這本來該是一件很風雅的事,如果拍下來,幾乎就可以當做《人間四月天》之類的電視劇裏的一個場面。可惜這位教授不知道,人間早已換了新天,今日中國大學校園的保安對於什麼叫做正常校園別有一種理解。於是他和他的學生被學校保安驅趕,而且還威脅如果他們不肯走的話,就要開動噴水龍頭,讓他們嘗嘗當落湯雞的滋味。後來這件事情一直鬧到學校高層,校方保衛處的最後回應是:「校園不能成為隨意嬉鬧的公園和樂園,校園應該高雅有品位。」

大學校園在某個意義上,確實是整個社會的縮影。這類在品味上劣幣驅逐良幣,惡紫奪朱的現象,在中國今天的社會生活當中並不罕見,所以校園自也不能例外。但這很明顯不是品味的問題這麼簡單,它只不過是整個社會政治動員體制下的一個末端表現而已。要形容中國的社會氣氛,一「鬆」一「緊」這兩個字就夠了。現在的大學,跟隨整個國家的步伐,邁入了一個二十年來空前緊張的地步。當然他們一開始只是關心政治問題,要把「不良影響」從課堂上驅逐出去,所以要全面檢討修理既有的教科書和教材,更得清理教師隊伍(於是有近日牽動整個知識份子圈的許章潤先生事件)。這和一個大學的校園是否准許老師和學生坐卧在草坪上面討論學問,本來沒有一點關係。但是在這種緊張的動員狀態下面,校園保安自然會把敏感關注到他們神經的末梢。

其實我很能夠理解這些保安,那大概是一種覺得世界上面所有事物都應該各安其位,在既定的空間內做既定的事情的想法。教室是用來上課的地方,草坪則是一種主要用來觀賞的公共空間(或者用他們常見的說法:起到『綠化校園的作用』),這兩種性質不同的空間是不能夠模糊的,發生在上面的任何行為也都不應該輕易逾越界限。這恰恰是從校園外的維穩人員到校園內的保安隊伍,都必須學懂必須具備的一種世界觀。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維持自己管轄範圍的穩定,而任何在不對的地方和不對的時間所發生的事情,都是對想像中那種穩定狀態的破壞,都會被下意識地感到它可能會延續發酵成一種危險的政治問題。一個老師帶着一群學生在草坪上課,這當然不是政治問題。但是一旦准許一位老師這麼做,將來會不會有更多人仿效?如果將來有更多人在草坪上面聚集,我怎麼知道他們在談什麼?萬一他們在談的事情很危險,充滿了不良意識,甚至直接促成某些行動。上頭要是追究下來,我該怎麼負責?我甚至覺得,當校園保安在驅趕那位老師的時候,他們甚至不需要真的在腦海之中走一趟這種滑坡推理,因為這已經內化成了他們的一種本能反應。

各安其位,大家在該有的位置上做該做的事情,這就是今天中國大學的核心意識。最近引起很多討論的各種學生告密舉報事件,也應該放在這樣的背景下來觀察。那些學生之所以要檢舉老師上課的內容,還不一定是像很多人所講的那樣,出於一種陰險狡詐的功利心理。當然我完全同意,一種鼓勵告密的文化,只會敗壞社會人倫的基礎,並且培養出更多比從前更加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但一個敢去告密檢舉的學生,真會有很好的前途嗎?也許他在校園內會得到一時的讚賞,但將來呢?有任何一位正常的雇主願意聘用一個因為檢舉老師而立功的年輕人嗎?如果這個政治上非常正確的青年想加入公務員隊伍,他未來的領導是會對他更加放心,還是更加戒懼?所以我認為這些學生在告密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前途不一定會有太多想法。他們更多只不過是想要跟隨規則,做些對的事情而已。

就拿前一兩個禮拜曾經在網上傳得很厲害,但是後來全面被刪除的那篇清華大學學生毛頓的公開舉報信來講好了。他要舉報的老師呂嘉,乃是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明星,上過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也曾經在《環球時報》發表他對中國化德育的見解,更用過英文在海外的《中國日報》闡述中共黨內作風建設的好處,政治正確得不得了。他負責教授的「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簡稱「思修」)這門課是所有中國大學的必修課,地位相當於其他地區和國家大學必修的邏輯或批判思考,但內容上充滿中國意識形態特色,和一般所謂的批判思考完全是兩碼事。這種課本來可以很沉悶,在大部分學生眼中是一種不得不承擔的苦差,偏偏呂嘉老師有本事把它教得非常生動,引人入勝,是清華學生搶都搶不到的熱門課程。然而在毛頓眼中,這樣一個又紅又專的老師卻還是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把他這門課形容為「牛鬼蛇神」和「毒草」,理由是呂老師沒有在正確的環境下做最正確的事。

呂嘉老師的其中一個問題,是他花了很多工夫,講述宗教如何在西方社會中承擔了發展和穩定道德價值的作用。這當然不是要在一個傳授「正確價值觀」的課堂上,向一群堅守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未來接班人公然傳教。而是要借着西方的例子,指出今天中國道德重建之路的艱困,以及可以借鑒的地方。這種講法和中共近來的宣傳口徑若合符節,根本挑不出半點毛病。但毛頓的敏感神經使得他一聽到宗教二字,就立刻忍受不了,覺得呂老師對西方宗教和社會關係的闡述是:「用宗教認識論、宗教人生觀和宗教方法論,代替了馬列主義認識論,人生觀和方法論,是徹底地抹黑馬列主義」。可以猜想,毛頓大概覺得這門課的正確教授方法就是應該緊跟教科書,任何對於「反面例子」的過多討論都是在學生腦海當中種毒草。這就好比在神學院教授神學,最好從頭到尾都不要提到任何對於上帝是否存在的反論。這有可能嗎?當然不行。如果真有神學院這樣子教書,這大概是一家專門以培育笨蛋為目的的學校。

所以我對毛頓同學的舉報事件,有點和我的朋友們不太一樣的看法,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壞,而是愚蠢。或許就是因為他太愚蠢,用了一些很笨的理由去舉報一個當紅的老師,反而犯了政治錯誤,所以整件事情才會徹底在網上消失。可是他的出發點難道不是政治正確嗎?他就是因為太想在最對的地方見到最對的事情,才會變得這麼愚蠢。一個清華大學的學生,天之驕子,都能在今天的體制下變成這樣一個笨蛋,這對當局難道不是一個警告嗎?他那封舉報信的遣詞用字,能讓很多人聯想到文革,以及文革的道德崩潰。但是換個角度,今天重讀文革時期大量舉報告密信件以及公開批判,我們得到的第一印象難道不是為什麼那時候的人好像都那麼笨嗎?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因為有相對這兩個字,所以在當年就被批判為相對主義,是一套違反馬列主義的唯心論。這難道不是種空前的愚蠢嗎?

毛頓的這封舉報信,和中山大學校園不許學生在草坪上課,我怕是中國努力培育下一代笨蛋之路的開端。

2019年3月24日星期日

梁文道:條條大路

人果然是犯賤的。之前看到同文在專欄裏面投訴Uber拒載,我還以為這真是「個別事件」,大概不一定能夠說明普遍情況,也不一定是這家公司本質上出了什麼問題,直到自己也遭遇了好幾次「個別事件」。

我曾經是全港的士業後援會副主席,只要身在香港,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揚手招車。這麼多年以來,儘管在機場常常碰到屁股堅決不離開座位,讓你自己把沉重的行李抬進行李箱,然後還要你下車時自己把行李搬出來,並且替他合上尾箱蓋,但行李費用照樣收足的司機。更曾經無數次碰過嫌路太遠,又或者嫌目的地太近,因此要不就是一路黑臉,要不就是乾脆拒載的司機。但我矢志不渝,依然忠心耿耿地做我的馬路之友。然而,一份等了太久但卻沒有等到回報的愛,始終是不牢靠的。終於,在我前兩年寫過一篇類似分手宣言的東西之後,我就開始變換軌道,把在香港路面出行的一半時光交付給了Uber。

為什麼要改乘Uber?這個道理就不用多說了。當然不是因為貪它便宜,而是因為相信它能夠提供配得上價錢的合理服務,以及更乾淨的車廂。至少,我不用像乘坐的士那樣,老是要開着自己的手機衛星定位,替司機人肉導航。我還自認是一個不錯的乘客,把給小費的習慣延續到了Uber上面,每次行程結束,除了五星評價之外,我還習慣為司機們送上一份小小心意,就像我當年愛的士那樣地去愛他們。直到最近。

先是一次在中環置地廣場,車子開過來了,司機搖下車窗,仔細看一眼他手機軟件上的目的地之後,跟我用耳語般的音量囁嚅了兩句,我隱約聽到大概是他車子出了問題的意思。然後他又立即合上車窗,把車子開走,丟下我在路邊呆立。沒錯,我是整個人呆住了。因為我根本來不及反應,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過了一會,我才用我多年全港的士業後援會副主席的經驗來安慰自己,也許他的車子是真壞了。

然後又有一次我趕去機場,直到登機才發現有一樣東西落在了車上,我在飛機起飛之前剛好來得及給司機和Uber發信息。結果這件事情始終沒有得到任何回覆。我又想了一想,覺得這也是正常的,坐的士坐了這麼多年,有哪一回你丟了東西在車上是能找回來的呢?

再來是在金鐘一家酒店叫車,等了十幾分鐘,車子都還沒到,雖然定位顯示它其實就在附近。和司機聯絡上之後,馬上就能夠感覺得到他的憤怒,原來是嫌我的定位不準確。但我明明輸入的就是這個酒店的名字,怎麼會不準確呢?酒店禮賓也過來幫忙,和司機理論了半天,並且引導他順利抵達我們所在的位置。在等車的這十幾分鐘裏,這位禮賓先生還跟我說,最近他們看到不少Uber司機拿的是P牌,說不定這個不滿的司機也是其中之一。我還非常震驚,原來剛學會開車,就能開Uber嗎?後來見到司機,我才釋下疑慮,怎麼看他都應該是個有經驗的老司機了。而且後來我發現他說不定還真是一個開慣的士的老司機,因為他就跟老一輩的的士司機一樣,和衛星定位系統有一種似近還遠的關係。一上車,他就跟我投訴Uber的定位系統不準確。果然他開車也不喜歡跟着軟件的指示,很有自己一套,那天我要去大圍,他差點把我送到了大埔。儘管我已經金睛火眼地盯住,我們卻還是繞了不少彎路。直到下車,他還在持續牢騷,整個反應都讓我有一種似是故人來的感覺。原來現在坐Uber就跟坐的士是一樣的了。這讓我想起家人的告誡,叫Uber一定要看準4分以上的司機才好,而我那天遇到這位司機評級正好不到4分。可見Uber還是不一樣,至少能讓乘客選擇,所以你找了評分不高的司機你活該。

前幾天我另一位家人遺漏了手機在車上,他一下車就意識到了,於是立刻聯繫司機,但那位司機居然就關上了手機,就和那部遺失手機一樣,怎麼打也打不通。然後我們幾個人又和他分別聯繫Uber(有過這種經驗的人大概都曉得,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他們沒有客服熱線,你必須在手機軟件的目錄裏面搜尋一番,才能找到最正確的渠道),幾天不見回覆。終於我們忍不住了,發了一則語帶威脅的信息給Uber,聲稱我們要報警。不過我聽說過,最近的警察不愛管這種小事,除非你去上街示威,擾亂一下公共秩序,他們就會抓你回去,你就有機會在錄口供的時候順便投訴報案。儘管如此,原來在香港號稱要報警也還是有點效果的,我們一小時內分別就收到了Uber的回覆。大意是他們聯繫過那位司機(還是Uber厲害,我們就一直聯繫不上),他沒見到車上有任何客人留下來的物品。又由於我們準備報警,涉及私隱和司法,他們不便提供更多信息云云。

後來我有一番深刻的自我反省,深覺自己過去多年來的作風太過奢侈,白白浪費了香港馳名天下的公共交通系統。其實我只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讓自己不要那麼忙,又或者提前做好時間的規劃,自律一點,我就根本用不着的士也用不着Uber。於是我決定轉搭港鐵。料不到,正正就在我決定重新做人的第一天,我就碰上了那場列車相撞的意外,和當天許多市民同一命運,共同呼吸。我甚至開始懷疑是不是自己的命太不好了?一搭地鐵,就連累了幾十萬人?昨天我還看到新聞,發現負責紅磡站擴建工程,又改圖則,又剪鋼筋的禮頓公司竟然勇奪港鐵頒發的「安全銀獎」,才曉得自己最大的問題是我對於交通的觀念和標準的整套標準都過時了。就連最基本的什麼叫做安全,我都跟不上香港今天的主流步伐,將來又怎麼能夠跟上時代一起做個大灣區人呢?

還好,我家附近停了一堆被人棄置的黃色共享單車。不久之前,它們還被人認為是奇跡,是新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不坐的士,不叫Uber,也不搭地鐵,我自己踩單車總行了吧?而且它還是個很不錯的運動。沒想到那幾架荒廢了大半年的單車,居然沒有一輛是可以騎得動的。難怪我的鄰居把它們當成裝飾品,放在門外,搭配幾株小樹,車籃子上放置花盆,屋簷下吊了一盞燈籠,很有歐陸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