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30日星期日

梁文道:做官的邏輯(新常態之一)

【蘋果日報】京城閱兵之肅殺,可見於一則笑話:話說有遊客在一座閉了門的美術館前看到公告,上頭竟然寫着「《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美術展》因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暫時取消」。其實這是個假消息,那個美術館暫時閉館只是為了佈展而已,沒過幾天,展覽就順利開幕了。可是,許多北京人在明明曉得是個誤會的情況底下,還是照樣興高采烈地傳佈這條消息。為什麼?大概就是所謂的苦中作樂吧。

的確,機場航空管制,汽車限號行駛,長安街上的酒店歇業,三里屯附近店家關閉,有些飯館要實名登記才可入座點餐,有些廁所要實名登記才可進內如廁,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偌大一座都城恍若戒嚴。天上卻是難得一見的晴空萬里,藍得不可思議。這種藍,大家管它叫「閱兵藍」,就和幾個月前的「APEC」藍一樣,美名背後帶點戲謔,只有國家辦大事的意志才能掃開霧霾,造就這久違的澄澈。其代價則是周邊省市百業停轉(有些村鎮甚至乾脆封灶,不許大家在這幾天開火做飯)。好玩的是,喉舌媒體還把「閱兵藍」當成毫無譏諷意味的美事,主動向民間徵求百姓自拍的「閱兵藍」照片,集體「晒圖」賀閱兵。

也就是說,有些事情原來不用多久,就會慢慢讓人習慣,就會漸漸從荒誕變成了常軌。去年他們在高等院校發起清理自由主義等西方不良影響的運動,學界一片不滿。教政治思想的不讓教洛克和孟德思鳩,教社會學的要少用韋伯和涂爾幹等西方大師經典著作,那請問你要教什麼看什麼?後來,有地方官媒批判「多啦A夢」,說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入侵」。再後來,有貪腐下馬的官員公開哭訴,把自己包養十幾個情婦的原因歸在「西方思想的影響」。有人反對玉林狗肉節,就有人反駁說保護動物的思潮是西方文化的影響,與我中華文化無關。有人指出股市亂象是目前經濟局勢的結果,就有人反駁這其實是西方反華陰謀勢力在惡意攪局。一開始叫人生氣,後來只覺好笑,然後就笑不出來了,臉上的肌肉全部僵住。

一個朋友研究美國立憲的過程,用心寫完一部專著,他們不讓出版,理由是「你寫美國憲法,那肯定是要說他們好囉。你說美國好,那就等於是要說中國不好」。一位餐廳侍應很認真地要和我探討北京霧霾的問題,他告訴我:「一位智者認為霧霾根本不是污染,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於是我也很認真地和他分析什麼叫做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什麼叫做空氣污染的客觀標準。可還沒等我說完,他又提出了一個相當具有挑戰性的論點:「但那位智者還說,北京霧霾這件事根本就是西方陰謀,證據是第一個公佈每天空氣中PM2.5含量的是美國大使館」。那頓飯,我們還談了許多其他的事,例如「香港佔中的背後是不是英美的陰謀」。

我累了,就和整天用盡全部力氣全方位破壞中國和諧發展團結穩定的西方反華陰謀勢力一樣疲累,於是我只好對他敷衍:「這些事都很複雜,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得清楚的。以後有機會再談。」

短短兩三年,這個國家怎麼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大批律師被捕,教堂上的十字架被拆,就連呼籲女權都要捉去審訊。我知道,說這是文革回潮未免太過誇張;可最近一連串奇妙事件,卻又真能使我開始理解過去的歷史究竟如何展開。

首先要有一個「主旋律」,一種意識型態營造出來的氣氛。然後就是官僚,以其體制之內養成的經驗和慣性去判斷有為與不為的分別。他們要判斷何時該當作為,做些什麼;以及何時該當不為,不做什麼。幾個步驟下來,便有了今日的局面。

反貪雷厲風行,嚇壞了所有官員,他們現在最害怕的就是出錯。而害怕出錯,不只會使得很多人束起手腳不願幹事,並且還會使他們反過來做多點事,把經過自我詮釋的上意能推多遠就推到多遠,以免一根棒子打下來,說他們「不盡責」。例如那些村鎮的封灶行動,是不是有什麼根據使得他們相信百姓生火做飯一定會產生廢氣,而且一定還會因此破壞掉當局極力呈現的「閱兵藍」呢?不是的。他們只是擔心萬一閱兵當天北京空氣不夠好,事後上頭要求檢討,層層責任分派下來,最後會數到自己頭上罷了。萬一真有這一天,他們就能理智氣壯地大嘆無辜,說我連老百姓燒柴煮飯都禁掉了,霧霾又怎麼會關我的事呢?至於這麼幹會不會影響百姓日常生活,則根本不在考慮範圍,因為他們的不滿比起當前發下來的第一任務,實在有着鴻毛與泰山的差距。更何況非常時刻,人民顧全大局,自發配合,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國家的意志就是這樣由上往下地一路貫徹開去,上面說一,下頭就會狠狠地逐層加碼,將佈置下來的工作幾何倍數擴張完成。如有民怨,那同樣也是不關他們的事,畢竟他們也只是想盡責做好工作而已。

同樣地,當上頭宣佈要「三個自信」,要在西方面前昂然獨立,抗拒西化邪說。下面各級相關人等就會自動衍義,想方設法地執行這些原本不知應該如何實現的抽象而虛幻的信條,把它們變成一個個具體的規定與行動。例如阻止一本研究美國立憲史的學術著作出版,其實就連中宣部都沒有明確說過這類書籍不得面市。可是他們怕呀,怕有一尾漏網之魚遭到舉報,說它公然鼓吹美式民主,用心不可告人;他們怕那舉報者有身份有地位,怕他的投訴直達天聽,怕中央最後會下批示,怕自己被人質問當初怎麼能放過一株如此危險的毒草。這一切當然都是想像出來的,好比一個思覺失調病患的被害妄想;不過就像所有被害妄想狂一樣,他們必定要問:「你如何肯定這一切不會發生?」正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所以這部深奧得其實沒有多少讀者的書註定不得出版。

他們害怕降職丟官,是因為直到不久之前,中國都還沒有比當官更好的職業與人生規劃。他們一輩子刻苦經營,低頭做人,把所有的時間、精力、智力和品格都投資到這條道路;乃至於就算這世上還有比做官更好的選擇,也都沒有回頭的能力了。所以許多中國公務員竟然會在幾年前的調查訪談裏說自己屬於「弱勢群體」。所以有些官員會在大事不妙的時刻毅然自殺,似乎要是不做官也就連帶地不知道應該怎麼做人了。

這種種情狀,有點像當年的「大躍進」,為了達成指標,不惜謊報畝產,不惜餓死百姓。

又有點像過去把「資產階級敵人」當成頭號目標的年代,現在他們將一個模模糊糊的「西方」樹為仇讎,幾乎所有領域所有層面都能找到敵人的影蹤;從娛樂節目到金融市場,從圖書館到互聯網,無處不見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影響。這麼誇大西方影響的力量,有一個顯見好處,那就是卸責。如果出了什麼問題,被人追究,說起來也不是自己不夠努力的錯,都只恨敵人太過狡猾險惡。

又由於那看不見的敵人着實厲害,自己站在對敵前線,所以上頭反而很該大力支援自己,放權放錢放資源,好讓自己成為國家新的長城。不單只是要大隊人馬嚴防死守,今天揭發西化女權運動的危險,明天抑制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擴張,以實際業績替國家立功;更得在必要時主動出擊,對外輸出中華文明軟實力,花大筆銀両弄些節目、圖冊,和女子巡迴歌舞團。漸漸地,早些年成形的維穩經濟就有惡化成維穩腐敗的跡象了,不向社會直接伸手,但從國庫提款……。

2015年8月24日星期一

梁文道:種菜就是抗爭(戰鬥的本土之三‧完)

【飲食男女】春天在田地上種下番茄的種子,夏天就全部枯萎。因為水源全被導向隔離牆的另一邊,引向了以色列佔領區的農場。這就是約旦河西岸的現實,巴勒斯坦農民的日常,「夏卡拉運動」的起點。

「夏卡拉運動」的一切原則與口號在表面上看都和發達地區的「慢活」運動相似,都強調本土食材,有機耕種,以及傳統社區關係;它們都反對工業食品以及跨國大型企業。所以當他們第一次獲邀參加在意大利舉辦的國際慢食節(Slow Food Terra Madre)時,幾個發起人是遲疑的。因為他們擔心人家會把他們看作是另一個普通的有機生活運動,另一個質疑全球化時代食品生產方式的案例。可他們不是,他們的所有工作都離不開今日以色列人在西岸殖民區活動的殘酷事實。

他們教導小農學習「永續耕種」(Permaculture)的技巧,在有限的耕地裏頭精巧地管理水源,同時養育不同的品種。那是因為他們不能不這麼做,水源全在以色列人手上,許多農夫則在一早起來才發現自家田地有一半被鐵絲網隔在了另一邊。他們鼓勵大家醃製蔬果,製造果乾果醬,不單是為了口味的豐富與產品的多樣,更是為了冬天就再也不能收成甚麼,只有靠以色列進口了。
假如說「夏卡拉」的市集很有型很好玩,那也是被逼出來的有型好玩。與巴勒斯坦的本土啤酒「泰比啤」不同,他們沒有那麼大的國際聲譽。他們甚至不贊成許多國際組織的做法。

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NGO會為當地人帶來各式各樣的援助,只不過非常諷刺,其中的食品援助不乏以色列產品,而且還是以色列在西岸農場的出品。既然可以自己耕種,又為甚麼要靠人家的援助?這就是「夏卡拉」的信念。一些以發展為本的NGO也會鼓勵巴勒斯坦人耕種,協助他們開發農場。然而那些農場種的卻是車厘茄一類的外銷農產,以出口換取金錢,再用賺回來的錢去採買日用食糧。這種做法的問題是投入資金甚多,很多人因此揹上債務;而國際市場價格浮動很大,這些小農場沒有議價能力。最後的結局往往是使得他們的生活更加艱困。尤其叫人難堪的,是在手頭拮据的情況底下,巴勒斯坦人通常只好買一些以色列貨,那是市場上最常見最廉價的,並且極有可能來自殖民區。你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然後辛苦求存,最後還得在敵人手上買回原來自己土地上的收成;還有比這更諷刺更羞辱的事嗎?

所以當「夏卡拉」在談論「食物主權」的時候,那絕非一個大國在國際戰略考量上的抽象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存根本。在這場運動的視角下,有機耕種所對抗的大型產業,永續耕種所面對的資源局限,游擊式小田地所抗衡的龐大軍事管制,全部都是最窄意義上的政治抗爭。在這片土地上頭,種甚麼,吃甚麼,全都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

「夏卡拉」的核心理念叫做「baladi」,阿拉伯文裏的「本土」。這個本土是真能要人命的。2014年,曾經在意大利慢食節上發表演說,大受關注的「夏卡拉」運動成員Imad Asfour死了,死於以色列在佔領區內開展的又一輪掃蕩攻擊。他大概是慢食運動史上第一個為此犧牲生命的人。

2015年8月23日星期日

梁文道:無盡的灰色(出賣作為一種美德二之二)

【蘋果日報】對前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而言,恐懼不只是用來對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還是吸收線人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在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檔案》裏頭,他就找到了一個純粹出於恐懼才來監視他的線民。這人竟然是個英國人,一個來自英國的老共產黨員,在東德娶了太太,住了下來。「史塔西」大概覺得他的身份很好利用,於是開門見山地威脅他,謊稱「他們從西柏林的一本有關西方情報組織的書中發現了他的名字」。這麼一來,他就得藉着合作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則的話,他會被迫驅逐出境,和他的太太永遠分離。

又有些時候,恐懼出現的形式並非如此具體。比方說這本書裏頭其中一個色彩最豐富的線人「米夏拉」,面對加頓艾什二十年後的質問,她坦承自己的恐懼:「在內心,每個人都嚇得半死。因此,大家都會想方設法接觸體制對自己的懷疑,表現出合作的態度,喋喋不休,將所有無害的細節都說了出來」。這句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點出了一種更廣泛的恐懼,似乎每一個人都會暗暗擔心體制對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當局眼中到底是不是個危險的人。於是一旦他們真的找上門來要你合作,你反而變得放心了,並且想用積極的表現去換取生活當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利用人類本能需要,正是「史塔西」以及它所捍衛的體制成功的原因。還是這個「米夏拉」,身為藝廊經理,她時時需要出國看展交易,這本是很自然的職業需要;然而,在人民沒有出入境自由的東德,它就成了特權與誘餌。和「史塔西」合作,「米夏拉」可以換取這在很多人看來十分尋常的權利,去美國看展覽,到西歐去開會。和當局合作,得到的並不一定是什麼錦衣華服,不一定是什麼權勢地位;在這種體制之下,合作所換來的往往就只是這樣或那樣的「方便」而已。

一旦開始合作,那就是一條灰度無限延展的道路了,你很難知道界限何在,很難把握話該說到什麼程度才不會太過違背自己的原則與良知。有些線人會試着把「史塔西」要求的報告變成自己「從內部發揮影響」的手段,長篇大論地分析局勢,與負責自己的接頭特工探討國家政策的問題。可是到了最後,對方真正關注的其實全是他自以為不重要的「無害」細節,比方說某某人最近在什麼地點說過什麼話,某某人又在什麼時間見過什麼人;他們不必你為國家出謀獻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實資訊,一些能夠讓他們在既定框架下分類整理、詮釋分析的材料。多數線人都以為自己「覺悟」很高,給出來的東西不會害人;可是你怎能知道「史塔西」將會如何使用和判讀你那些不傷大雅的訊息?「米夏拉」在和接頭人談話的時候便很容易以為自己只不過是在聊天,「以表現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誠的公民、『事無不告人者』。所以她說的都是一些閑話。或許她從來沒有想到,所有她說的一切,都被如此詳細地記錄成文字」。對方也許只不過是輕鬆地問一句:「你繼女最近怎麼樣了?」她則輕鬆地招出繼女有個西德男友;如此閒散的家常話,可能會帶來她想也想不到的後果。

雖然大家活在同一個世界,面對同一組事實,但每一個人理解這個世界和構成它的事實的角度是不同的。「史塔西」這類機構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辨識敵人,找出引致風險的因素,於是他們解讀事實的心態就會變得很不簡單了。加頓艾什去「米夏拉」管理的畫廊欣賞包浩斯展覽,對這個展覽十分着迷,由是不免奇怪這麼好的展覽為什麼不出畫冊。很自然的問題是不是?可是你看「米夏拉」她們怎麼理解:「這問題的提出暗示,『G』(加頓艾什的代號)希望能夠從『IMV』(『線人米夏拉』的簡稱)口中聽到,因為文化政策的關係,這種事是不可能的之類的話」。
加頓艾什是英國人,這個身份在「史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壞人」,他就會越看越有「壞人」的樣子,其一言一行全都會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須專案處理專人負責。於是一場朋友間的暢談打成報告交上去,「史塔西」人員會慧眼地看出它的「軍事作業價值」。加頓艾什在東德四處走動,找人聊天,有時會透過已識的朋友來結識人,有時以英國媒體記者的名義提出正式採訪,又有些時候則回復到留學生的身份;在「史塔西」看來,這種本來很正常的多樣身份(誰沒有好幾個身份?誰不會用不同的身份來對應不同的處境與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加頓艾什「具有高度嫌疑」。在他們的檔案紀錄裏頭,他們還會把加頓艾什替之撰稿的雜誌主編稱為他的「長官」。看到這個「有非常明顯的上下等級含意」的詞,加頓艾什不禁感慨:「他們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長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們竟將這種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讀出雷暴的預示,無事變成小事,小事化成大事;每一個人背後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個行動背後都別有深意;這就是「史塔西」這種機構看待世界的原則。

加頓艾什在《檔案》這本書裏表現得相當坦誠,正因如此,讀完之後,我居然感到當年「史塔西」對他的懷疑原來還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他就像那些典型的西方記者,同情東歐異見份子,在能力範圍內盡量協助他們。他又是那種典型的公學出身的牛津人,嚮往過有着輝煌傳統而又優雅神秘的間諜生涯,一度報名加入「MI6」,甚至因此在英國安全部門留下了「自己人」的檔案。這人分明就想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而且就連英國相關部門都誤會他是能和他們合作的「朋友」,「史塔西」監控他又有什麼錯呢?

是的,他們沒錯。問題只在於「史塔西」不只監控有嫌疑的外來人員,他們還監控自己人──每一個東德國民。就像曾經引起關注,拍得十分荷里活的那部電影《竊聽風暴》所顯示的,這本書裏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會被監視,也都可能正在監視他人;於是他們難免就得出賣以及被出賣。被出賣的人,有時候可能只是個侍應,因為服務態度不善,充當線人的客人就把他寫進報告,利用這小小權勢惡意報復。更常見的情況則是出賣身邊的朋友,工作上的伙伴,隔壁家的少年,以及自己的女婿。一個人該當如何理解這林林總總的出賣?難道出賣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愛情、背叛親情……)也能夠是對的嗎?加頓艾什注意到凡是受訪的涉外情報人員,皆能理直氣壯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為去外國當間諜,還在傳統的道德框架之內,是無可置疑的衛國行動。可是反過頭來看管自己人的線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對質問,他們往往要不是否認,就是轉移責任。

自古以來,幾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能把背叛和出賣看作是德目的價值體系。尤其中國,法律當前,孔子居然鼓勵一個王者應該帶着殺了人的老父逃亡,因為儒家絕對不能接受對任何天然情感聯繫的背叛。所謂「大義滅親」,可能是後來皇權時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於少數個案而已。只有到了二十世紀,我們才能見到這麼大規模的告密、揭發、舉報和出賣,而且都不再需要羞愧。它們非但不可恥,反而還很光榮,因為價值重估,在嶄新的最高原則底下,它們破天荒地成了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