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8日星期日

梁文道:「日之丸」浴巾 (一個普通人的常識之三)

【蘋果日報】日本戰敗,留在中國東北的軍隊要向蘇聯投降,這些軍人不只是戰俘,更是日本賠償蘇聯的物資。在「關東軍」交給蘇方的陳情書裏便有非常客氣的這麼一句話:「(受俘日軍)返回日本之前的時間,將盡力協助貴軍之經營,敬請盡情調度使用」。於是才到滿洲沒多久的小熊謙二就得跟着大伙前往西伯利亞,與當時全蘇境內那一千多萬奴隸勞工一樣,成為蘇聯惡名昭彰的勞改體系的一員。在物資短缺,天候嚴寒的情況下勞動,有不少日本戰俘病倒,其中一位是謙二的同袍好友京坂:

「他開始患有夜盲,清晨整隊出發作業,沿着雪埋的道路走向工地時,他必須牽着我的手前進。不這麼做的話,在天轉大亮之前他什麼都看不清楚,必然會滑倒。那段期間他的腳開始水腫,每每悲傷地對我說,他的腳套不進鞋子,我總是努力幫他把腳塞進鞋子,打理整齊。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終於開始出現失禁症狀……」。京坂死前幾天,正是日本在過正月的時候,虛弱的京坂喃喃自語:「好想吃麻糬啊」。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死的,死的狀況又是怎樣,謙二全都不記得了。「那就像一則傳聞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關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情感。當然,沒有守靈儀式也沒有葬禮,畢竟當時我們度過的,並不是人類該有的生活方式」。

是誰令他墮入這種境地?是誰在戰敗早已注定的時刻還要把這些年輕人無謂地投到前線?那些決定這些事的人用了一套很了不起的語言和信仰來迫使這些青年在告別家人時必須高喊「我將堂堂為國盡忠」,讓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剝奪了人們正常思考和行動的能力。經歷了這一切的謙二不像那些學歷比較高的軍官,會因為某些「抽象的問題」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憂鬱苦境,他只是每天都在努力地活下去,想辦法吃,想辦法睡。他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一個活得很具體的人;唯有一個活得這麼具體的人,才會在沒有毛巾的時候把「『日之丸』國旗當做洗浴時的浴巾來使用」。又唯有一個會把國旗當成浴巾的人,才會在事後醒悟:「所謂的國家,與人心不同,只是一種無機的物質」。

看起來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結論,從自己的體驗開始便好,不需要針對「皇國」思想展開縝密的分析,也不需要什麼高深的教育來裝備自己;你看見自己的家庭因為戰爭而破敗,而國家依舊要求大家繼續犧牲;你發現柴米油鹽的供應一天比一天緊張,而報紙和電台卻依舊頻傳捷報;你到底還需要些什麼來證明自己生活在一個名字叫做「國家」的神話底下呢?這難道不擺明了是個謊言嗎?

不要以為苦難必定會使一個人清醒,也不要以為最實際的生活經驗就必然會產生最起碼的常識。有些和小熊謙二一樣上過戰場,像他一樣遭受過戰爭打擊的日本兵在後來會變得特別「對青春無悔」,特別懷念那段全國上下「都很有信仰」的軍國主義歲月。這大概就像好些文革過來人,明明被運動荒廢了青春,明明遭逢過家庭的淪陷,但後來卻居然懷念起那段「有信仰」的年代,甚至覺得那個時代要比今天更加美好。信仰應該是自主的抉擇,當你只有一種信仰可以追隨,並且必須追隨的時候,這還能叫做「有信仰」嗎?同樣道理,你的青春不由自主,沒有半分選擇餘地,它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又憑什麼對它感到「無悔」呢?

《活着回來的男人》裏頭還有一則更加可笑的故事。話說謙二的二姨美登里在一九三○年代移民巴西,初時尚與家裏來往書信,但自戰爭爆發就沒了音信,此後一直失聯。後來他們才曉得原來二戰結束之後,「巴西的日裔移民們分成不承認日本戰敗的『戰勝組』,以及承認戰敗的『戰敗組』,彼此之間相互對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戰前的『神國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語,導致情報來源有限。在巴西兩者之間的對立逐漸激化,甚至發生互相暗殺、襲擊的事件。」美登里的丈夫正是「戰勝組」的領袖之一,「對於日本寄來的信件,都認為是美國的謀略,根本不閱讀就直接燒掉。『戰勝組』的人們好像對日本寄來說明戰爭已經結束的信件,皆採取不足採信的態度。」

回到日本之後,小熊謙二打過好幾份工,載浮載沉,許久才在一家體育用品店紮紮實實地幹了下去,乘着日本經濟起飛,自己也當上了個小老闆,始終是個平凡而具體的人。大部份時間,他都在為生活忙碌,不算關心政治;可是只要有空,他就會看一點書,為的只是更加瞭解自己活過的時代,於是他看其他士兵的回憶錄,也看索仁尼辛的《古拉格群島》。由於做過戰俘營奴工,所以他成了「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員,關心世界上其他處境和他相似的人。由於他覺得當年戰俘營的情形和納粹的集中營有點像,所以在他退休能夠出國旅行之後,就跑去了波蘭看看。他吃過戰爭和國家主義的苦,認為裕仁天皇和當年一批戰犯都沒有負上該負的責任,所以他一直不喜歡對往事含含糊糊的保守派政黨,長年是左翼政黨的選民。就是這樣子的人,才會在知道吳雄根的消息之後,決定陪他一起起訴日本政府。

我在《活着回來的男人》裏面看到的小熊謙二,他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個想法,都是來得這麼自然,彷彿一切合該如此,盡皆常理而已。在他兒子小熊英二的筆下,這個老人就只不過是個最凡常的普通人罷了。不過我們全都曉得,一個普通人的常識是不容易的,就連許多學養深厚的知識份子都不一定能夠擁有;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你能把一塊叫做國旗的布只當成是條布嗎?

2016年8月25日星期四

梁文道:認真你就輸了

【飲食男女】對於那些懷着一顆虔敬之心,不遠萬里跑去海外世界級著名餐廳朝聖的食客來講,最悲慘的事莫過於你要朝拜的那位天皇巨星他老人家今天不在。沒錯,你還是能見到他設計的菜單,吃到他的廚房出品,可他怎麼能夠不在餐廳裏頭呢?這種感受就和去天后廟拜神,但廟裏的天后娘娘像居然不見了一樣,一間連神像都沒有的廟還算得上是座廟嗎?星星不在現場的星級餐廳大抵如是。

想想看,你已經花了一筆路費,訂機票訂酒店,還要提前幾個月在網上苦候人家開始接受訂座那一刻搶着下單,又或者厚着臉皮找一些只見過一面的外國朋友走後門跑關係,把自己和自己的銀行存款數字都放得很低很低,而那個傳說中很厲害很神奇的名廚竟然缺席。

其實在今天這個名廚滿世界獻藝,動輒開上十來家分店的時代,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我們應該接受這個現實,就好比我們接受全世界每一座教堂裏頭崇拜的神都是同一個神一樣。那些名廚都想我們相信,他們開的分店全掛上了他們的名字,而他們的名字就是神像和十字架,一種信心保證,他本人在不在都無所謂。

不過我們就是心有不甘,覺得真神不該到處亂跑。問題是大師他在不在館子裏頭,你怎麼會知道呢?你當然知道,因為在這種等級的餐廳,大廚出巡逐桌親切問候,簡直是必備的禮儀。要是你吃一頓飯,從開頭入座一直到結尾埋單,都沒看見大廚從廚房出來過一次,那就說明你今天的運氣很糟了。

先別悔恨,也不要難過,我們應該退一步想,你那麼想見到他本人到底是為了甚麼?理論上,一個運作良好,很上軌道的團隊就算一時三刻少了個總設計師和總司令,應該也不致於會有太大的問題;假如大廚不在,出來的東西就大失水準,那麼這家館子根本便夠不上它享有的地位。

所以,如果你真的吃得很愉快的話,就不要再計較見不見得到明星他本尊這種事了。然而人家是明星呀,食客到此掏腰包買的不只是食物,更是「體驗」,而見到明星則是完整星級餐廳體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歐美一些經驗老到的名廚,表現得幾乎就和發哥似的,出來循例問問客人「口味合不合適」之餘,甚至還會主動邀請你一起合照留念,都用不着等你開口,照完相握過手之後他就溜到下一桌去了;他太清楚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太明白小粉絲的心理。

所有看起來是例行公事的禮儀,都有個很切實的源頭;廚師做完飯出來和食客見面,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照相,不是握手,甚至不是接受讚美和鼓掌,而是聆聽客人的意見,和他們交流想法。只不過我們現在大部分人都會忘記基本,乃至於客人見了大廚(尤其是享譽數十年的大師),大廚看到客人,一旦有一方認真起來,另一方都會不知如何是好。我上次提到的那位英國食評家雷納(Jay Rayner)就寫過他的一次獨特經驗,那是很多年前在拉斯維加斯發生的事。

「世紀大廚」侯布匈(Joël Robuchon)受邀至賭城開店,雷納被請去考察,飯才吃到一半,侯布匈出來了,他不止走出來和雷納聊天,而且還坐了下來。雷納見過侯布匈,但那只是最一般的客人和主廚之間的寒暄而已,夾雜了幾句「了不起」「真美味」之類的語彙,毫不深入。

但這次不同,做出那些「了不起」「真美味」的菜式的廚神就坐在他對面,看着他用了起碼三道菜。除了稍為介紹兩句那些菜背後的想法和技藝之外,廚神就一直不出聲地盯着雷納,看他動刀動叉,看他咀嚼吞咽,既像老僧入定,又像是在期待着甚麼。整個過程裏頭,雷納只能支吾以對,還是「了不起」「真美味」之類的廢話,頂多問問某種材料從甚麼地方來而已。他覺得緊張、不自然,只想奪門而出。並非菜不好吃;不,它們真的了不起。只不過他就是受不了一位廚神如此認真地看着他用餐,似乎真想聽他說些甚麼。

2016年8月21日星期日

梁文道:當愛國撞上現實(一個普通人的常識之二)

【蘋果日報】大家也許會在日本電影裏面見過類似的場面:一個鄉村少年應召從軍,出征那天,他穿着卡其布制服立正站好,抬頭挺胸地對着送別親友大聲宣佈:「我定會堂堂為 國盡忠」。然後他的家人、鄉親,和鄰居則會鼓掌叫好,一副興高采烈的模樣,很多人還會揮舞一面小小的「日之丸」國旗,替打氣壯行。這些參軍青年,在我們的 印象之中,總是規規矩矩,嚴守軍紀,無論何時都不忘「皇軍」威儀。而養成這種年輕人的土地,是一個陷入狂熱情緒的社會,人人愛國愛到頭腦發昏;好消息從前 線傳來的時候,張燈結綵,鞭炮四響;壞消息開始浮現,他們就一臉肅穆,似乎真的做好了「玉碎」的準備。這就是戰時日本社會的典型圖像之一,將愛國、愛天 皇,以及戰爭這三者毫無困難地等同了起來,並且把這三位一體當成個人生命意義的寄託。如果你不贊成戰爭,那就是不效忠天皇;如果你不效忠天皇,那就是不愛 國;如果你不愛國,那你就什麼都不是了。

我還讀過一些研究,指出當時日本最愛國最忠誠同時也是對戰爭最狂熱的,竟是一批低下階層的年輕人。一來, 戰前日本貧富差距極大,這些條件不利的青年苦無出路,眼前即是盡頭,也許會渴盼軍需經濟帶來的一時榮景可以惠及己身。二來,他們全是「日之丸」旗下的蛋, 自幼在校天天誦讀充滿着皇國思想的「教育敕語」,洗腦洗得徹底。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點,他們的人生實在沒有更大更完滿的意義了,而戰爭,不只能令他們 投入到一個非常壯闊的戲劇敍事當中,使自己的缺憾得以補足;還能讓他們和那些好家庭出生的孩子變得更加「平等」,因為到了最後要是戰死,不管背景貧富,所 有士兵的亡靈都會被供奉在靖國神社當中,正是生殊途死同歸。

然而,小熊英二這本《活着回來的男人》卻糾正了我長存的偏見,讓我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 戰時日本底層畫像。他這本書不只是他父親小熊謙二的口述史那麼簡單,更是一部以個人為經,大量政治、社會及經濟背景析介為緯的歷史社會學佳構。於是讀者能 在其中發現其時日本社會那被遺忘甚至被壓抑的角落。

就說應命參軍的那種儀式吧,原來小熊謙二(即小熊英二之父)入伍的那天,「根本沒人關心,場面 沒有絲毫雄壯的氣氛,連掛在身上歡送入伍者的布條都沒有」。「那種事情,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還辦過,到了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就消失了。為了找尋糧食就得花上 許多時間與勞力,大家已經沒有那種餘力,加上召集會也過多。先不說年輕現役士兵的送行場合,已經有相當經驗的年長軍人被召集時,即便舉行盛大的歡送活動, 本人與家人都不會開心。送行時如果哭泣,就會被罵是『非國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們是開心地送家人上戰場。周遭的人們都了解這種狀況,所以也不再辦 什麼送行會了」。

自己的丈夫、兒子,又或者是孫子上戰場,這無論如何都不該是件開心的事,在生離也許就是死別的這種情況底下,哭泣流淚自然不過; 不過,絕對而神聖的愛國可容不下自然,它甚至不承認自然不接受現實。比如謙二一位早逝的室友,為了征兵體檢回到老家,結果驗出當年絕症肺結核,征兵軍官看 到報告之後破口大罵,斥責那個離死不遠的青年「因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上結核病)」。一九四零年開始,日本政府又規定國民在經過東京皇居的時候必須「宮 城遙拜」。已經從鄉下來到東京謀生的謙二,有一趟搭電車經過皇居,聽到車掌高叫「現在通過宮城前」,便跟着全車乘客一起彎腰朝着窗外的天皇居所鞠躬,但他 注意到背對宮城那排電車吊環下的乘客擠得實在轉不過身,於是「只好以屁股朝着宮城行禮」。他說:「這種形式上的東西,大家都沒當一回事,逐漸地就自然消失 了」。

愛國主義有時確是一種形式,套在紛雜混亂的現實和自然之上,它或者會對後者提出一些遠離常識,玄而又玄的解釋(比方說一個人在當兵前被驗出 肺結核是因為他不忠);又或者乾脆遮蔽大家耳目,讓國民用灌進腦子裏的興奮劑去代替他們用感官接觸到的世界(比方說監控審查新聞媒體,拿掉一切不利的新 聞,換上些振奮人心的故事)。問題是當你活在那樣的時代,面對着由於戰爭而日漸殘破的生活,苦苦掙扎;可是一切本來可以用作解釋這種生活這個世界的思想和 世界觀都被抽掉奪去,只餘一套愛國就是至高美德的意識型態的時候,你還可以這麼辦呢?明明一個人最大的問題是怎麼樣養家活口,怎麼樣在物資短缺的情形下經 營生計;但國家卻告訴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為國犧牲,謀求一個非常遠大崇高但也因此永遠看不清的目標。你失去了憑自己的眼睛去瞭解時勢的能力,疲倦得動不了 大腦,那形式至上的愛國主義則是唯一剩給大家的思想工具。這時你不會去反省這場戰爭到底是怎麼回事,它究竟對不對;你也不會去反抗那要你笑着送親人去死的 主義,拒絕它的聒噪。

你只能麻木冷漠,勞形於生活壓力與包圍着你的宣傳口號之間。自從日軍侵華,每有重要勝仗,日本各地鄰組町會都要舉辦提燈遊 行。但是仗打得越久,人們的反應就越是冷淡;而且愈是底層,人們就愈是無感。終於到了美軍攻克塞班島,「從宣告『玉碎』的廣播員陰鬱的聲音中,可以察覺到 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態……日本戰敗這件事,從理論上已經可以隱約地推測出來」。不過謙二周邊的人當時都沒有這麼推測,因為大家都太累了,「已經沒有能 力思考這樣的狀況了」。

小熊謙二果然如他所言,是「底層的底層」,他的母親在他七歲那年離世,他的父親幹的是隨着時局而起伏的買賣,他有五個兄弟 姐妹,其中一個早夭,另外兩個活不過二十,他自己中學上到一半就要提早畢業,小時候家裏頭一個月未必吃得上一次肉,年紀稍長則開始工作分擔家累,一路走來 都是奔走捱苦。戰爭末期,終於輪到他這個身體本應過不了檢查的小子入伍。可是他沒有被日本軍國主義的「聖三一」劫持,沒有把希望寄在「聖戰」之上,因為他 是一個離自然和現實更加貼近的人。就和他所見過的其他底層一樣,他的關切在於今天晚上有沒有東西吃,而不是國祚是否恒久。他被剝奪了思考的能力;但就算 有,那也沒多大用處,他只能被嚴酷的國家機器推來推去。真正使得他與別不同的,是他一直沒有忘卻現實生活的本相,即便戰後。於是他能養出基於現實的常識, 至少知道一個人前赴戰場告別家人,並非一件值得歡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