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3日星期日

梁文道:記一位剛剛認識的律師(海龜之一)

【蘋果日報】當飛機接近香港上空,能隔着機艙小窗的玻璃看見底下的大海時,偶爾我會想到在那看不透的水面底下,可能正有一隻海龜,舒緩,但是穩定地潛航。牠避開了遠洋貨輪的尾舷,但未必逃得到私人遊艇的衝撞。或許高速駛過的遊艇只是堪堪擦過牠的背甲,留下一道刮痕,然後牠就再度依循既有的航線,在塑膠袋、啤酒罐、破單車,以及廢棄了的漁網之間費力穿行。從空中千呎下眺,是一片綠色的海水,水裏則有這麼一隻海龜正在振臂,一步又一步地巡航於油污絲散的水域當中,航向南丫島深灣。

深灣的海龜已經不多了,但牠們仍舊歸來,定期產卵,定期孵化。剛出生的小海龜就像上了發條似地,不管前方有甚麼飛禽正從空中接近,可能也不知道下水之後的命運,在沙灘上奮力地爬向海潮。許多年後,或有幾百分之一的機會,牠活過來了,然後走上祖輩的道路,回到深灣。

不知道為甚麼我會想起這些海龜,其實那天我在北京只是去看朋友而已。到了老友開的書店,才曉得當晚有一個小小的生日聚會,會上還認識了兩個新朋友,一個多年前曾經受冤入獄,另一個就是律師夏霖了。

儘管新識,但我當然知道夏霖是誰,他做過冉雲飛的律師,現在則替郭玉閃辯護。一見面,他就先多謝我幾年前「在雲飛的事情上頭出力」,令我十分尷尬,因為說過幾句話,寫了一點東西,這所謂的「出力」全是口惠而已,根本沒有太大的作用。反倒是我要感謝他這麼多年來做過的事情,感謝他為我的朋友奔走。

夏霖本來不是人家口中的維權律師,他還在貴州執業的時候曾有過一段相當安逸的日子,家小幸福,閒來喝酒打麻將,大可以就這樣子生活下去。據說是因為看到了余世存的文章〈八九一代人是醜陋的〉,才「覺得現在的自己對不起曾經的沸騰熱血」(見王和岩〈我的朋友夏霖〉),於是到了北京,成了後來的夏霖。現在的這個夏霖,名氣要比從前大,但經濟情況卻比從前糟,因為接了太多義務案子,所以只能住在一間三百多呎的房子。

我知道他,除了他是我朋友的辯護律師之外,主要是在媒體上見過他激動的情緒,為了那些活得遠比他艱困的普通人。比如說鄧玉嬌,這名女子意外刺死了想要強姦自己的地方土霸,夏霖替她上陣,有一回竟當眾情急痛哭,使很多人看儍了眼。友人翟明磊在〈我無法克制自己的惡心〉裏頭為他解釋:「在夏霖進看守所去和鄧玉嬌見面後,當地野三關派出所將鄧玉嬌母親叫走,加以控制,並竊聽了夏霖與鄧玉嬌的對話。然後讓鄧母緊急洗掉關鍵證據內褲。夏霖又得知鄧玉嬌告訴他精神病院毆打她並故意不給她吃藥試圖逼瘋她。所以一出看守所,得知鄧母被警方控制,而弱女子鄧玉嬌的悲慘命運湧上心頭,一時悲憤交集,而與友人抱頭痛哭」。

又有一回,他替殺死城管李志強的街頭小販崔英杰辯護,希望法庭不要判他死刑。他那篇辯護辭非常有名,其中論點是現在大陸很多學法律的學生都讀過的,一般人注意的則是其結語: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檢察官: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是古已有之的正當職業。我的當事人來到城市,被生活所迫,從事這樣一份卑微貧賤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終善良純樸,無論這個社會怎樣傷害他,他沒有偷盜、沒有搶劫,沒有以傷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莊嚴地向各位發問,當一個人賴以謀生的飯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無路的絕境,將心比心,你們會不會比我的當事人更加冷靜和忍耐?

我的當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順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隊是優秀的軍人。他和他的戰友們一直在為我們的國家默默付出;當他脫下軍裝走出軍營,未被安置工作時也沒有抱怨過這個社會對他的不公。這個國家像崔英杰一樣在默默討生活的復員軍人何止千萬,他們同樣在關注崔英杰的命運,關注着本案的結果。

法諺有云:立良法於天下者,則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檢察官: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們的公民更幸福還是要使他們更困苦?我們作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這個社會更和諧還是要使它更慘烈?我們已經失去了李志強,是否還要失去崔英杰?」

在說着這番話的時候,夏霖哽咽,幾乎難以自已。他老是這麼容易動情嗎?

那天晚上,話不多,可是爽快直接的他居然問我有沒有娛樂圈的朋友想打官司,最好是離婚一類的案子,有的話能不能介紹給他。其實夏霖一直不喜歡被人標籤做「維權律師」,那不只嚇怕了某些潛在的客戶,也使他的處境不妙,真要是遇上了甚麼政治敏感的大案,就會四處碰壁,施展不開。他大概以為有機會上上娛樂新聞,能夠起到點漂白的效果吧。同時我也知道,他的激動也只不過是外界印象的標籤罷了,在那個圈子裏頭,他其實是以技術著稱,總能在法條中冷靜地找出有利於當事人的依據。

後來我們當然得說回郭玉閃的情況,但這又有甚麼好說的呢?身為他的律師,人都進去三十多天了,可一面都沒見着。還是去喝酒吧,夏霖建議。我推說夜深,起身告辭,他有點失望,「那就下回吧」。北京這時開始冷了,我鑽進的士之前,他又再囑咐:「記得替我找一些娛樂圈朋友的事呀」。臨關車門,他拉住我低聲說道:「還有玉閃,過一陣子要是需要,可能又得請你寫些文章」。我當然答應;可是我真的不曉得可以寫甚麼了,同類的事情再三發生,而且寫出來又會不會反而對他不利呢?這分寸太難把握。

一個星期之後,夏霖也被帶走了,至今不聞音訊。

2014年11月18日星期二

梁文道:真正旅行(不去會死二之一)

【飲食男女】我總是覺得,並且總愛告訴人家,像我這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包括台灣人),以及我的同代夥伴,是多麼多麼地幸運。因為對我們來講,所謂的遠程移動,無非就是旅行,或者移民。旅行,就是搭一程飛機,或者坐上一列長途火車,沒有負擔,甚至還要強調放下負擔地輕盈上路,一瞬間就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吃網站上力推的食物,住就住進「旅遊達人」推薦過的精緻旅館,然後假裝自己已經在另一個社會裏見到了人類最真實最該有的生活,並且以為自己回家之後的日子也將因此多了一重甘美的領悟。直到我們再次嫌棄日常的沉悶、疲倦,以及虛無。

移民,是會有點傷感。就像我那一代香港人都曾經歷過的那樣,每個學期至少都會去一趟啟德機場送行,臨別前把自己喜歡的張國榮譚詠麟梅艷芳灌進卡帶,當作珍重的祝福。許多年後,當年的一時愁緒早已變成了臉書上的活絡(『你下星期來溫哥華嗎?我去機場接你』),所以往昔那一點點眼淚盡皆成了回憶中讓人微笑的溫情。

要是把目光往前拉遠,便會發現我這一代人的移動實在太不正常,不正常到了令我時時懷疑自己是不是正在做夢的地步。要是從過去一百五十年整體華人的歷史來看,其實只有一種移動算是正常,那就是逃亡,以及接受逃亡。就拿我自己的家庭來講好了,我的外婆生在太原,為了躲避日軍,舉家西遷西安,半途喪失掉一半成員。我的母親生在西安,為了國共內戰,遂一路吃着奶一路輾轉南下香港。這種移動也很輕盈,甚至比我們今天的跨洋長途旅行更輕,因為要走的時候往往來不及收拾行李,聽到警報就半夜從床上跳起來奪門而去。在我母親與我之間,還有一些年紀比我稍大的人游泳過來,他們唯一帶下來的東西就是可以權充救生圈的氣球,以及同伴沉入漆黑大海前最後那一聲呼喊的印象;輕如無物。

我說的幸運,就是我們居然可以把旅行(再加上移民),看成是人世間最正常的移動。當然我們聽說過流亡與逃難,而且還曉得別的地方(也就是些不正常的地方)確實發生着這類新聞。但它們的存在,只是暗影,有點像Lomo照片的邊角,恰可以突顯正常旅行情境之絢爛。於是便有餘裕去計較旅行之真偽。據說,跟隨旅行團,或者制式化的旅行指南,跑去採集景點的人,全都叫做「遊客」,他們的旅行比較虛假。而揹起背包便走,沒有固定目的地,也沒有準確行程,自由散漫,隨遇而安的,則稱為「旅者」,是真真正正懂得旅行的人。

旅者當中,又有一些比真實還真實的旅者,他們不止看到了夕陽下吳哥廢墟那種老歷史片般的淒美,還看到了古寺外邊纏着人買明信片的小孩。所以他們會在當地醫院捐血,甚或去孤兒學校教三天英文,走的時候還要留下一筆數目不大但以背包客而言也不算少的錢。我又聽說,這種「慈善旅行」蔚為潮流,就連專門接待豪客的「水晶郵輪」也在每個抵岸港口的行程中加插了「責任旅行」的項目(例如去了雅典,早就看膩了衞城的有教養的客人,可以選擇拜訪海龜保育中心,捐錢之餘,親身瞭解生態平衡的重要)。

最近讀到友人林輝新著《移動的人們》,恰巧可以用來說明旅行這種移動的潛質。

以一般意義而言,林輝的旅行當是「真實」的,因為他是個漫遊背包客。他甚至還做過義工,很有「慈善旅行」的經驗。為甚麼要在旅程當中撥出一段不短的時間,出錢出力?他的回答是「那時候的我,已出門數月,走了不少路,卻反而覺得不清楚自己在做甚麼。長時間的旅行其實容易令人迷失,我問自己:我的旅行對這個世界,有沒有意義?風光看遍了,自己開心了、長見識了,但這世界有沒有人會因為我的旅行而得益?除了消費,我的旅行還有甚麼剩下來」?

2014年11月16日星期日

梁文道:我要當個「大多數」(幸運的大多數二之二)

【蘋果日報】真是太巧,同樣一番話,十天之內竟然聽過兩回。第一回,是朋友轉述,說內地一位媒體人和他在社交媒體激辯關於「佔中」的事情,一時激動,那位媒體人坦白宣告:「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經支持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但我現在明白了,原來那只不過是少數人的訴求,根本不是大多數人的意願。同樣地,現在香港這幾百萬人再怎麼鬧,也都只是少數人而已。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第二回,我親身耳聞,內地一個聚會上頭的新識急着要跟我這個香港來客表態,痛斥「佔中」。他說:「當年我也參與過學潮,上過街鬧過事。但那又能怎樣?沒用的,時代前進的方向不會因為少數人而改變。香港彈丸之地,區區幾百萬人,應該認清時勢,跟上大局,別再繼續瞎鬧,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

這些話並不叫人意外,但還是讓我咀嚼良久,接下來一個多禮拜都還會在入睡前省思其中的涵義。不,它們不深奧,很好理解,而且許多人都說過類似的話。我也沒打算去和說這些話的人深談「佔中」的是非曲直,反正大家所得訊息不等,很難有個客觀的共同起點。讓我在意的,是這些言語中的喻詞,例如「形勢」,例如「少數」和「多數」。

單從說理的角度而言,你要批評「佔中」,甚至回頭譴責六四民運,其實都能找到不少論點,甚至還是些不錯的論點。為甚麼有必要把形勢和數量也搬出來呢?尤其數量。難道就因為對方人數較少,所以對方的立場就一定是錯的嗎?一種意見的合理與否,一種取態的黑白對錯,難道和相信他們的人數相關?如果真講推理,我們都曉得這種思路的缺陷,因為真理不由數量而定。但是在我們大部份人的日常思維當中,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邏輯的,而且精確的概念也並不總是最重要的。真正引導我們日常未經反省的思維活動的,往往是一些很感性的隱喻。在那番言語之中,數量便是這樣的關鍵隱喻。當一個人在批評對立方只是「少數人」時,他並不是在邏輯地否定對方立場;他只是想加上「多數等於正確,少數等於錯誤」這個隱喻等式,以增加其說服力罷了。有些時候,一個人甚至還可以放棄任何推理的努力,只消使出這招等式,似乎就足以判明是非。

比方說一些因為房產被拆遷而上訪的百姓,他們跪在政府部門前面的廣場上哭訴;你可以說他們只是少數人而已。少數人受到影響,但地方發展上去了,大部份人會得到好處。又比方三峽水庫工程,動遷人數幾達千萬,至今仍有未了後患;但你還是可以說他們是少數人,因為半片中國都會得到好處。再近一點,為了確保APEC期間北京空氣清明,少數華北農村雖逢降溫,但也還是不准在炕下燒柴取暖。這少數人的一時寒冷(也許這真是少數人了),換來了國家的面子,這豈不也是使多數人蒙利的美事?

這套思路如此流行,乃至於在一些非常極端的時刻,我們會看到它非常極端的表達。譬如前陣子令人神經緊張的連串恐怖襲擊,惹起不少怒火,有些人就在激烈的情緒底下留言網上:「那區區幾百萬維族人,應該全部抓回來徹底漢化。把他們滅了,消融了,我們十幾億人才能得到安定」。它背後的預設仍然是個數量關係;幾十個維吾爾人犯罪,憑甚麼可以牽連整個族群?因為他們到底人少,就算全族加起來,也比不上漢人壯大。多數人有好日子過,一小撮人滅族也就無所謂了。

我明白這是氣話,但為甚麼一個人一生氣,就能衝口而出地吐出一堆如此駭人的言語呢?在某些國家,再怎麼憤怒,一句「黑鬼」恐怕也是個天大的錯誤吧。

能夠順利搬用這套等式的人,想必是站在多數人那邊的吧。也就是說,他恰好不是一個第二天醒來,房子被拆了一半的人;他恰好不是一個長在四川,住在大壩庫區的居民;他恰好不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寒風初起,於是打算在APEC那幾天燒炕過夜;他又恰好不是個生在喀什的維吾爾青年,不用到內地大城討生活,在找地方落腳的時候受盡白眼。他恰好不是「少數人」,他真幸運。

我們之所以要討論公正的問題,起點正是因為不可能每一個人的運氣都是這麼好,每一個人的一生當中都有機會變成那「為大多數人而犧牲的少數人」。念及諸種人間不幸境遇,念及任何個體不必要的受苦,因此我們關心社會制度的公正,不使一人遭難犧牲。為甚麼我們這個國家走到今天,會如此輕易地放言他人的犧牲,如此方便地漠視他人的處境?莫非我們都有把握自己不會變成少數人?

是的,重點就在於不要掉隊,不要讓自己淪為少數。比起追求制度之公正,個人的奮鬥上爬要來得容易得多,也有把握得多。不想房子被拆遷影響,那就努力使自己住進一個不可能被拆遷的房子。不想自己被犧牲,那就設法令自己成為一個永遠不會被犧牲的「多數人」。

政治上則更不容許犯下這種投向少數人的錯。好比那兩位因當年支持六四民運而悔悟的朋友,他們的反悔並不在於那場運動的原則有錯(至少這不是他們現在這番言論的要點);而在於他們錯判形勢,對多數人走向的估計有誤。可是,我們又該在瞬息萬變的形勢當中如何明辨政治上的「大多數」,那個等同於正確,等同於「主流」,等同於官方路線的「大多數」呢?不過兩年之前,薄熙來在重慶推動的「唱紅打黑」也曾一度被人以為是「大多數」。六十多年來,還有數不清的「正確」最後被人發現是錯的,還有數不清的「大多數」成了值得追悔的少數。就算六四,當初也有些人以為自己跟上了形勢,最後認錯閉嘴,絕口不提往昔的誤判。在這種情形底下,你有一直當個多數的自信嗎?

套句內地網絡紅人周小平的話,「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若想好運到頭,你不能只是不辜負這個時代,你還得不辜負任何一個時代。就像「國學大師」范曾那樣,從文革到今天都幾乎全部正確了,緊緊掌握住了「大多數」的動向。

這就像是小孩玩的那些遊戲,要是不想被「鬼」抓出去,就得靈敏迅捷地跟上大隊,躲進人堆當中。落單掉隊者,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這種遊戲考驗的不是推理和邏輯,更不是價值;而是聰明。所以「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這句話指的不是我終於看清了是非,我終於懂得了曲直;它的意思就是我「成熟」了,學乖了,我比從前聰明了;如此而已,沒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