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9日星期一

梁文道:盛宴淡飯大可皆得(邪惡世界的誘惑二之二)

【飲食男女】為甚麼歐洲傳統新教地區對食物比較不在意?很多人都認為那是因為他們太忙了,忙着工作,忙着賺錢,於是就沒有多少時間剩下來享受醇酒美食了。這種非常流行的講法自然太過籠統,受到不少挑戰。比如有些人就會反駁:「不是呀,就算從前,德奧北歐也都有些非常出色精緻的餐廳。怎能說他們不懂美食」?

對於這類辯解,我見過最嘴賤的回應出自Jean-Robert Pitte,我之前介紹過的法國歷史學家。他很贊同新教地區也有好館子好廚師,「但那是因為他們熱愛工作,很想努力打好餐飲這份工」。換句話說,他們始終不忘的還是工作,而非美食。老派新教徒之所以熱愛工作,就像社會學祖師爺韋伯所說的,那是因為他們有一種「新教倫理」,尤其是相信預選說的加爾文派。在他們的教義裏頭,得不得到救贖是早在一個人出生以前就決定好了的;一個被上帝預選了的人,他一輩子都會福德兼備,品格淳良自不在話下,就連工作事業也都會大有所成。於是一個人的後天成就如何,便能反過來在某程度上反映出他在死後的去向。相信這套教義的人,多半都會緊張工作,因為他們實在沒有別的辦法知道自己能不能登上天國的階梯,只好埋頭拼命幹活,期望自己在事業上有傑出表現,間接證明他得救的機率。

就算不是加爾文派的信徒,整體新教文化當中也還是充滿了一種道德上的緊張感,自律、守時、講秩序,不像普遍接受天主教的意大利人那樣放鬆。而且他們對着現實世界還有一種距離感,不願擁抱這個物質世界的美好,反而覺得地球好危險,充斥了各式各樣的誘惑。華衣美服,佳餚陳釀,俱是阻礙救贖的大敵。最好的例子莫過於荷蘭黃金年代的商人,個個挑通眼眉,精明幹練,累積了大量財富;卻又生怕炫富,於是人人一身黑衣,從頭黑到腳,以示樸素。相比之下,同時期的法國權貴卻恨不能把錢全花在衣服上頭,金玉滿身(如果說今天的人開部名車是把一座房子開到街上,當年的法國宮廷就是將房子穿在身上了)。天主教徒能在世上看到神聖的造化善巧,讚頌它的美好,享受它的饋贈。新教徒眼中的世界,則是不得不捱受的原罪,活在其中不能不步步為營,早走早着。當然,這全是大而化之的陳言,而且今天的新教徒也早都不是這樣了。《芭比的盛宴》之所以獨特,就在於它一方面呈現出這種典型的新教畫像,讓戲中的法國廚娘芭比炮製一頓精美絕倫的晚餐,吃得一群視美食如惡鬼的丹麥新教徒先是心驚肉跳,後卻心啟情開,是最類型化的美食電影敍事。另一方面,它卻不醜化新教徒,不把他們描畫成不近人情的道德老古板。沒錯,他們不像電影裏的法國歌手那樣欣賞音樂的純粹之美,只懂得用歌聲頌讚上帝。他們也不能像芭比那樣,把做菜吃飯當成頭等要事,只將吃喝看成維持肉身生命的必要行為。但他們誠懇、善良,生活簡單。

芭比那一套源自昔日巴黎名店的菜單,並沒有腐化這群信仰堅定的老實人,反而使得他們的心靈柔軟,對彼此開放,成了更好的基督徒。而芭比自己,這個在法國廚壇有過輝煌時刻的名廚,卻捨棄了一切榮華,寧願終身留在這個荒涼漁村做家傭。因為她在這裏看到了良好生活最基本的要素。《芭比的盛宴》是兩大基督信仰文化的調和,兩種基督信仰世界觀之間的中道,更是兩套看似矛盾的飲食觀念的協奏。極盡考究的盛宴固然震撼人心,能夠為感官開啟出更豐滿的層次。但粗茶淡飯,卻可以讓人長住安穩,恆久喜悅。

2015年6月28日星期日

梁文道:陶傑到底想說什麼?

【蘋果日報】今天我本來應該要接着分析香港本土族群主義的盲點與疑問,但是我看到了陶傑先生對拙文的回應。近年我對快速反應式「筆戰」的糾纏已經沒有太大的興趣,可是陶傑先生的說法卻使我不得不立刻答覆。

表面上看,陶傑先生怪我意圖打爛他的「齋缽」,想要掀起「文字獄」,這種種說法都是非常奇怪的。因為他對拙作的詮釋,似乎正正中了他筆下傳統中國文人「DNA」的老病:總是不看文字論據,而是想在其中猜測作者的用心,而且還總是要把那個用心往「不可告人」的壞路子上聯想。為什麼對中國「文化DNA」深惡痛絕的他,會不自覺地在此刻重演他往昔時常批判的問題?這麼上綱上線的想法,本來是沒什麼好討論的了。不過,只要稍稍再想,便會發現陶傑先生的猜測是有原由的,而且十分現實,必須正視。

當前香港輿論環境之惡劣,已非新聞。但在凡事只問立場,拒絕對話,與動不動就惡言相向之外,我們可能還沒注意到後面更大的危險。在一個正常、公正,並且自由的環境底下,不同意見回響交鋒,原是一件最自然不過的美事。然而,有些地方的所謂「辯論」卻非如此。在那些地方(例如大陸),有的主張是不證自明的,有的意見是在辯論之前就已經大獲全勝的,而且它們還能得到權力的祝福,可以獲得最大程度的傳佈。至於它們的反方,甚或只是和它們不一樣的聲音,則早在發出之前就已經被判定是噪音和邪說了。不只這些意見要受到壓抑,就連說出它們的人也都要受到懲罰,在這種情況底下,辯論就變質成了公審,說理變成了批鬥;真理不會越辯越明,因為真理一開始就被供奉在枱上了,不須發現,只要遵從。

香港是否已經快要變成這樣的地方?一個在言論上政治不正確的人會丟掉飯碗,一個在思想上不符權力要求的人會被消音滅聲?我想這就是陶傑先生擔憂的背景。

在香港批判本土族群主義,由是陷入兩難。一方面,你會被熱血的網民對付,說你出賣香港,投靠中共,怎麼說都不對。另一方面,這種批判卻又是天生地政治正確,好像在權力面前立於不敗之地,只要受得了唾面之辱,怎麼講都不怕。這樣子的辯論還有什麼意思?如果我對某些本土主義者的批評會為他們帶來實際而具體的影響,這算不算是伯仁因我而死?我算不算是權力的幫兇?感謝陶傑,這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是他的回應令我反省,也許我該就此罷筆,再也不在本土主義這個議題上隨意點名道姓。

接下來我要向陶傑先生鄭重道歉,拙作言語不清,使他和讀者生了這麼大的誤會。其實〈全部問題都是同一個問題〉和陶傑先生相關的部份,完全可以簡化為三點:一、「民族性」這個觀念很有問題,在政治討論之中夾雜這麼玄虛的東西,更是不起任何益處。二、香港本土族群主義的問題之一,就是過份倚重這個觀念,並且把它實體化為自然遺傳之類的東西,形成一套「社會就是身體,政治就是防疫」的隱喻框架。三、在香港有關「民族性」的討論當中,陶傑先生的影響很大。把「民族性」比喻為「文化DNA」,正是由他開始流行。

請注意,這是對一個觀念流傳與變形過程的分析,絕非責任追究。是指出當前本土族群主義的背後,有陶傑先生言論的養份;而非指責陶傑先生是本土族群主義的始作俑者,要他在政治上承擔責任。這就好比探討德國納粹興起的文化背景時,有很多人會注意到希特勒對尼采的解讀和推崇,從而分析尼采哲學在納粹那裏所產生的作用。但是我們怎麼可能因此判定尼采是個納粹思想家,並且把納粹的罪責攤分到他頭上呢?這個道理十分簡單,猶如馬克思不必為赤柬的屠殺負責,耶穌也不必為歐洲近世的宗教戰爭負責。

至於「民族性」與「文化基因」這些觀念是否科學,在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時又是否有效,反正論者已有不少,我就不在此贅言了。除了一點,在陶傑先生為我們開列的「民族性」書單當中(我必須承認,其中多數是我沒讀過的。在下孤陋,受教了),大部份都是五十年以前的舊材料,而且以文人評論為主,並非今日嚴格意義下的人文社科論著。這個特點恰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陶傑先生在當代華文世界裏的定位,以及他所繼承的文化譜系。

有些朋友看陶傑先生時不時拿我開玩笑,見我偶而也忍不住要諷刺他的民族議說及行文風格,大概以為我們素有私怨。誠然,我無法贊同他對某些議題的分析;可我卻是他的忠實讀者,多年來總是一邊讀着他的文章一邊哈哈大笑。欣賞他的文字,卻不只是為了它們表面上的尖刻幽默,更是為了其背後有股久違了的精神氣質。這種氣質,來自他那份書單裏頭所貫穿的一種華人知識份子傳統。

「民族性」這類說法在中文世界的流傳,始自清末。當時一些知識份子苦苦尋思中國困境之由來與出路,又受到了西方民族主義等諸種思潮的影響,於是越想越深,越看越大,最後就把一切問題的根源歸在「民族性」這個範疇上了。再過一段時間,民族性批判就成了一群中國文人最熱衷最擅長的知識活動,或者把它當做學術上的理論課題,又或者把它揉進小說雜文。這種針對中國民族性的考掘和批評往往非常鋒銳,尤其魯迅,幾乎到了毫不留情的地步。要是放在今天,一定會被五毛憤情圍剿,說它們是洋奴心態,自卑自賤。然而,在表象上的嘻笑怒罵後頭,民族性批判的真正用心卻是很嚴肅的,這群文人知識份子對中國文化的情感,實在要比任何把愛國當成口頭禪的小人深得太多。愛之深,責之切;恨其不爭,於是不惜忍痛一層層地剖開自我。就算你再不同意他們手上的工具和觀念上的立足點,也不能不受到這份苦心孤詣的感動。

我讀陶傑,讀到的就是從蔡元培、魯迅,一直到柏楊這一脈下來的精神傳承。人人說他,崇洋媚外;卻看不到那些凡事皆以英國為美的言論,其實是他在文字和言語上最激烈的迂迴「表演」。人人罵他自貶自賤,卻見不着他遊戲人間的姿態底下,竟是至古老的「弄臣」裝扮,以博君一粲的姿勢發出曠野先知式的警言。他在傳統中華文化上的修養,固然要比當今不少愛國賊深湛;他對這個傳統的戀慕,恐怕更是那些膚淺小人一輩子也都體會不到的。

我想,一貫保持調皮形象的陶傑萬萬不會同意我這麼說他,許多看客也必然要笑我強做解人;可是我卻真能讀他讀到起雞皮疙瘩的地步,沒想到這個世界上還有「膠」到這個地步的「大中華膠」,在下自愧不如。

如此陶傑,又怎會和「港獨」拉上關係?在他筆下,無論是大陸人還是香港人,其實全是可笑復可憐的中國人;不管是一天到晚吵要收拾香港的大陸憤青,還是熱血上頭的本土族群主義者,也都是可以消遣可以嘲弄的儍蛋。一見陶傑恥笑「強國人」就忍不住拍手叫好的家伙,以及把他的「小農文化DNA」當成反蝗利器的朋友,可能從未真正讀懂陶傑,他們似乎沒能發現自己身上也有揮之不去的「小農文化DNA」。在陶傑眼中,香港人與「強國人」的距離,只在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而已,不會更多,甚至可能更少。

2015年6月22日星期一

梁文道:看得到但吃不到(邪惡世界的誘惑之一)

【飲食男女】《深夜食堂》大受歡迎,於是我也跟着看了幾集。好看嗎?以電視劇來說,算是不錯;但問題是類似的敍事手法和「大橋」,有點影齡的觀眾一定會覺得熟口熟面。沒錯,這類以食物為經,人情為緯的影視作品,實在不少,簡直可以自己歸作一類。光是去年在香港戲院上過的片子,就有令財政司想做快餐車,用食物串起父子感情的《滋味旅程》(Chef);以及把文化衝突放進鍋子裏煮融的《米芝蓮摘星奇緣》(The Hundred-Foot Journey)。儘管這兩部電影各出其謀,力圖為美食電影這個小片種注入新意,可大致上它們要遵循的邏輯還是一致的。就像功夫片必然要相信武力,美食影視也一定得相信食物,相信它具有轉化人心、溝通融膜的魔力。

《芭比的盛宴》(Babette's Feast)算是這種類型的老奶奶了,二、三十年前的老電影,近日重看,依然覺得它有不落俗套的獨到之處。首先是它故事的時空背景,十九世紀下半葉丹麥北部的沿海小村,完全就是美食荒地的模樣,與這個國家今日成為新興美食勢力的形象相去甚遠。那片叫做Jutland的地區可憐成甚麼模樣呢?它的居民日常就吃兩樣東西。一是如今在北歐還很普遍的「啤酒麵包」(Ale Bread),做法是把麵包撕碎,丟進啤酒裏頭煮爛成糊;另一樣是風乾鱈魚,將魚乾切塊,然後水煮。你說這淒慘不淒慘。

問題是當年的丹麥人為甚麼明明住在海邊,每日都能撈捕新鮮海產,卻偏偏要把現捉上來的魚弄成魚乾,然後還非此不食呢?我並不期望他們都像今天的丹麥大廚那樣,連海岸石塊上的藤壺水草都拿來入饌;但偶爾烹調一下不風乾的魚總是可以的吧?這就要說到這部電影的關鍵了。歷史上向有不少難解的食物謎題,比如蘇格蘭,三面環海,能出產不錯的海貝蠔蜆。但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裏頭,當地人寧願以廉價把它們賣到甚麼東西都吞得進肚子的法國,自己卻不肯吃,而且也不會吃。更有些極端的例子,是一個住在大湖邊上的社群發生饑荒,雖然湖裏有的是魚,可這個社群就是餓死也想不到要嘗嘗魚肉的滋味。這種有食物在眼前走動,但就是看它不到的現象,多半和文化的制約相關。

比如說狗,在老派的中國人與韓國人眼中,那就是滿街亂逛的香肉,不吃可惜。在現代人的心目當中,「人類最好朋友」則根本不可能被放進食物的範疇裏頭。同樣的問題也出在《芭比的盛宴》,那些住在海岸的丹麥人懂得捉魚,也懂得吃魚,唯一使得他們非吃煮魚乾不可的理由,是文化上的理由,更準確點說,是宗教的理由。很多學者把《巴比的盛宴》當成宗教電影,甚至用它探討許多神學爭論,就是因為它藉着食物觸碰到了北歐和法國的文化差異,或者換個角度看,是新教和天主教的差異。

梁文道:全部問題都是同一個問題(總體與最終二之一)

【蘋果日報】長久以來,世界各地的本土族群主義者都喜歡把自己所定義的本土,把自己所要捍衛的那個本土,視為一具身體。只有站在這種形象的隱喻基礎之上,他們才能順利號召民粹激情,打擊一切外來的「細菌」和「病毒」;同時嚴厲檢視這具身體之內的一切「器官」、「組織」與「細胞」,看看其中有沒有外敵潛伏,又有沒有病變了的叛徒。這種隱喻固然是普世的,但不同地方自有它獨特的本土資源,為這套抽象隱喻奠下了它在本地生根的基礎。

例如香港,最早為這類身體隱喻提供線索的,大概就是才子陶傑了。十多年來,「DNA」這個字眼反覆出現在陶傑兄的文章和節目之中,它有時會和「小農」搭配,形成「小農文化DNA」;有時則與「中國人」嫁接,組成「中國人的DNA」。雖然他幾乎沒有仔細界定過他所說的「DNA」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我們大致可以把它理解為「民族性」和「文化本質」一類的東西。儘管「民族性」與「文化本質」是組在社會科學上很有爭議的概念,不夠嚴謹,而且過時;可它卻很符合我們一般人在日常生活當中的直觀感受,可以即時回應我們平時對「典型」(Stereotype)的需要,所以這些概念始終流傳,一直不衰。

陶傑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民族性」等玄而又玄的概念,具體化成了非常物質非常有機的文化「DNA」(請注意,他所說的文化「DNA」又和「Meme」不同),彷彿民族性是種深深根植在一個身體上的東西,難以割捨,怎麼自覺怎麼改造都不會有用。說到這裏,就已經近乎種族主義了,似乎一個人或者一個社群的成員,之所以有某種和行為某種心態,全是與生俱來,命中註定。當然,文化「DNA」這類組合本身很矛盾,因為一樣物事既然是文化的,它多多少少就不可能完全受制於自然的身體條件;反過來說,我們也實在很難從生理的角度解釋一切文化現象。比方說很多人都覺得會排隊、守秩序,乃是香港人特質的一部份,但你該如何在香港人的基因組合上頭找到這種特質的依據呢?

一切矛盾,理論上的重重問題,皆不能妨礙陶傑縱其才具。本來就是一位作家,以形象之語,逞天賦之能,大家都不會太過深究他筆下的用字是否經得起嚴格的檢驗。於是「中國人身上有小農DNA」,和「中國文化的DNA變不了」之類的說法,漸漸就成了民間廣為流傳的套語了。

與才子氣十足的陶傑不同,陳雲自許是個嚴謹的理論家,要為今日中國和香港的局勢與難題給出一套周全的解釋。陶傑會為了效果而干犯種族論斷之大不韙,把中國文化「DNA」講成一種古已有之,始終不變的根本毛病。陳雲則先從經典和局部民俗當中提煉出一套淳美典正的已逝「華夏」,再將現在的大部份問題歸在四九年後建政的共產黨頭上。較為cynical的陶傑不只不提出任何正面的理論和行動綱領,他對香港人也是不客氣的,覺得我們就算接受過英國「高等文化」的洗禮,終究洗不掉身上「小農DNA嗰陣味」。陳雲卻標榜香港,認為我們在英治之下保住了前朝遺緒,應該以一城之力在未來反濟胡化了的中原。

陳雲不用文化「DNA」這類粗疏的字眼,可他和陶傑一樣,喜歡總體文化論斷;前者會說中國人就是如何如何,後者則曰大陸人就是怎樣怎樣(這裏所說的大陸人指的是四九年後被共產黨統治教化出來的新『人種』)。陳雲不太使用和生理相關的言詞,但他也類似陶傑,似乎相信一個包含一切的文化特質是變不了的自然。一日受過共產黨的統治,一輩子就是凶狠粗蠻的奴才,到了香港會赤化香港;留在大陸,即便將來有了民主普選,那就會變成更可怕的巨獸。而民主化過程當中,種種民主社會價值的建立,公民社會的茁壯,都改變不了中共在大陸人身上種下的「毒性」。所以陳雲才會提出大陸要是有了民主,將會變得更加危險。有趣的是,這種想法在某程度上卻呼應了許多威權政府的主張,要不是認為憲政民主不適合所有文化,不能照搬;就是拖延,覺得自己的人民還沒有準備好,必須一步「訓政」成熟,直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負責任」地實現民主。經過陳雲的轉化,文化「DNA」一類的觀念,就為今日香港本土族群主義者鋪出了一張雖然模糊但又很有魅惑力的想像框架。模糊使它很有彈性,延伸的範圍無限寬廣;魅惑,是因為它堅持內外有別,符合人類區分彼此敵我的本能需要。

在這套框架之下,雙非孕婦、跨境學童、自由行遊客、內地留學生、在港工作的內地人,以及新移民,他們全都是身懷病毒的他者。儘管他們帶來的社會効應不同,但問題歸根到底不在什麼政策設計和執行等技術細節,而是一種文化的問題,甚至一種人的問題。反對雙非孕婦來港產子,不再是個醫療資源的問題,而是反共乃至於反大陸人的問題(因為雙非孕婦產子會帶來更多壞基因)。於是,從這類社會政策的規劃,一直到政改,就全都變成了同一回事,是個敵我矛盾、「大是大非」的根本決斷。至於這種思路能不能為大家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呢?那不重要。因為真正要解決問題,通常的做法是拆開線團化整為需,個別問題個別思考。但本土族群主義者並不真的想解決問題,他們只想爽一把,期待某個爆發時刻,在那一刻解決掉一切外來勢力,自由行不來了,內地留學生消失了,新移民不見了,香港民主了,港視也在大氣電波當中開播了;防止大陸病毒入侵,讓香港永保健康的戰役也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