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9日星期日

梁文道:希特勒的柏林歡迎你(見過漩渦的人,未必知道漩渦的樣子──二之一)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一般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事爆發的日子。同年,全世界最古老的旅行社之一,英國的「通濟陸」(Thomas Cook)有一份向英國遊客宣傳德國旅行團的小冊子,上面寫着這麼一段話:「所有令人着迷的古老事物都在這裏,四處還有更多令你驚喜萬分的新事物在等着你──在每一個地方,你都會遇見舒適、友善,以及美好的食物,這全是令人愉悅的假期的關鍵。」二十年前,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剛結束幾個月,德國就有幾家酒店聯合在美國推出宣傳計畫。其中一張廣告海報上面用很大的字體印着「德國歡迎你」,海報的主角則是一個穿着典型巴伐利亞吊帶短褲的德國年輕人,頭上還帶戴了一頂插着羽毛的帽子,站在一片林木蒼鬱的山谷中間,背後是一座頂部被白雪覆蓋,陽光下反射出耀目光芒的山峰。他非常興奮地對着海報裏一幅小畫片做出歡迎的姿態,那幅畫片裏面正是有郵輪停泊的紐約港口,自由神像背後是一輪代表嶄新未來即將到臨的初升旭日。

這麼多年過去了,但是幾乎每一年,我們都還能見到好幾部關於納粹德國的重要新書。最近十幾二十年,這些書的焦點逐漸轉移到了納粹治下的日常生活,讓我們見識到了當年那些普通的德國人家是怎麼活着的。他們意識得到自己國家正在犯下的罪惡嗎?他們知道自己正活在集權體制之中嗎?他們反抗?服從?還是默默認同?這肯定是讀者在閱讀這些著作的時候最關心的問題。其實我們還可以把同一組問題反過來,提向當年那些去納粹德國拜訪遊覽的外國人:你們到底看見了什麼?你們是否聞到了戰爭的氣息?你們支持希特勒締造的這個嶄新國度嗎?還是對它忍不住的無比厭惡?去年出版的《Travellers in the Third Reich》,之所以叫人耳目一新,就是因為它問了這一組很少有人專門想過的問題。作者朱利亞.博伊德曾經寫過《消逝在東交民巷的那些日子》(A Dance with the Dragon),爬梳大量材料,展現出一個幾乎被人遺忘,只在姜文的《邪不壓正》以及張北海的《俠隱》中露出一角的那個住了不少老外的民國北京。這一回,她把焦點轉移到了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耗用更多精力,蒐羅出好幾百個在那段期間去德國遊訪的西方旅人故事。這些遊客包括了專業的外交官和政治人物,著名的藝術家和作家,尋找買賣機會的商人,還有大量放假旅遊的學生,以及最普通的海外勞工,他們全都見證了第三帝國的崛起,但他們的證言往往叫人震驚。便和「通濟陸」那一份二戰爆發之前的旅遊宣傳小冊子一樣;原來在災難來臨之前,只有少數人能夠認得出風暴;原來即便在邪惡的氣息處處彌漫的時候,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湊近觀察華麗錦袍上的蝨子。

我們都知道英國歷史上的「壯遊」,但我以前從來沒有意識到在20世紀初期,英美還曾經有過一股把年輕子弟送到德國去接受文化氣氛薰陶的熱潮。就算到了大戰前夕,很多人心目中的德國,都還是那個有着哥德、巴哈、康德和貝多芬的文化大國。除了這些學生,當然還有一大批文化教育水平比較高的普通遊客,他們在海德堡城堡底下的酒館喝着便宜的啤酒,在萊茵河上的遊船看到兩岸神話傳說中的廢墟,在巴伐利亞充滿野趣的林地中間健行,他們去過了中世紀的城鎮,也曾漫步在讓人神清氣爽的綠油油田野。更重要的是他們遇到的德國人全都那麼友善好客,充滿熱情。沒錯,街上的確是有越來越多穿着褐色制服的年輕人,但也許德國人就是喜歡制服呢?更何況這也是德國文化有秩序的體現。沒錯,他們成天到晚就喜歡遊行和搞火炬集會,但那種場面確實壯觀,而且叫人精神為之一振。他們打招呼喜歡舉手高喊「希特勒萬歲」,一開始是叫人有點不習慣,甚至偶爾有些外國來的年輕學生,因為沒有隨着大家做這個動作而捱揍;但這也只不過是適應的問題,多獃上幾天,大部分人都能夠慢慢習慣新德國的這種習俗,甚至覺得它充滿了蓬勃的朝氣。

自從希特勒上臺之後,西方各地的媒體就開始紛紛揭發和批評這個政權的問題與罪惡。可是納粹的宣傳機器和國際公關也不是省油的燈,除了資助開辦專門宣傳新德國的媒體之外,他們還很積極地籠絡國際友人,常常邀請大家自己親眼來看看這個國家最真實的面目。其實不用說這些被重點照顧的對象,就連一般人在聽了那麼多關於新德國的故事之後,也很想自己去親身體會它究竟是怎麼回事?不論是跟隨旅行團去聽音樂會和參加節日祭典的觀光客,還是騎車自助旅行的年輕學生,他們都能發現這個國家確實和別的地方不一樣。例如它許多大型基建工程做得特別好,有些遊客就注意到了「鐵路如此先進而方便,柏林的路面電車幾乎是無聲地行進」。德國人還特別愛國,有一種其他地方見不到的集團文化,街上總是掛滿各種標語和口號。對於來自英語世界,自由散漫慣了的人而言,這是有點古怪。不過回頭再想,一個人為自己的國家自豪,又有什麼不對呢?並且你需要站在德國人的角度來替他們想想,當年那份《凡爾賽條約》確實是太過分了,對這個有着悠久光輝文化傳統的國度和人民造成了大量的傷害和深深的羞辱,現在他們重新站起來,只是為了恢復他們應得的尊嚴罷了(因此可以想見,法國遊客在這裏得到的待遇就沒那麼好了)。他們當然還看到了猶太人的遭遇,不過很多人都認為那只是個案,或者局部的問題,不能說明這個國家的全貌。甚至還有一些人以為,隨處可見的種族主義以及專制政策,都是會隨時間過去的臨時現象,一旦希特勒真正抓穩政權,整個國家改造大計的基礎鋪好,這些問題自然要逐漸改善。有一個來自英國的重要人物,便在他的旅行日記念裏面寫道:「英國媒體實在應該為他們對德國撒的謊感到羞恥」。

2018年7月29日星期日

梁文道:Me too的後遺症?

過去一個星期的中國輿論實在熱鬧,先有問題疫苗,後有「me too」運動的持續發酵,真叫人目不暇給。這兩件事情表面上看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我有一些朋友就是覺得二者之間的關係並不簡單。為什麼疫苗事件正在閙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會忽然殺出一批女子訴說自己當年被人侵犯的經驗呢?而且她們控訴的還都不是一般人,卻是一些公益圈子裏面的領袖人物,以及深具自由派色彩的公共知識分子。莫非這是為了轉移視線?一方面替當局減緩壓力,另一方面則協助抹黑本來就已經很夠黑了的「公知」和自由派,讓目光如炬的老百姓看清楚這批平常一天到晚喊着自由人權,批判政府不遺餘力的壞蛋真面目。

活在這個國度,我們本能相信陰謀論。你看,前幾天《環球時報》的胡錫進才公開把疫苗問題說成是輿情控制和引導的問題,果然輿情就開始被人引導和控制了。但問題是轉移焦點作為一種危機公關的處理手法,一般而言,那個被拿出來轉移焦點的問題,應該得是一個比較能刺激眼球,而且又比較次要的問題才行。一個人要是被人懷疑他偷東西,照常理講,他應該不會高喊:「你們都搞錯了,我沒有偷東西,我只是殺過人而已」。所以我們可以很合理地追問,比起有問題的疫苗,性騷擾究竟算不算是一件較次要的事?按照聯合國婦女署去年公佈的統計,全球一共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婦女遭遇過身體或性暴力;也就是說幾乎每三個女性當中,就有一個遭遇過這種不幸。假如這都不叫「嚴重」,我就真不知道什麼才叫做「嚴重」了。除非中國的女權狀況遠遠好過全球平均,我們可以很有信心地說中國的性騷擾問題一點都不普遍,否則這還真不比疫苗問題次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話)。

當然,我完全能夠理解一般中國知識分子的常見心態,關懷家國天下,尤其關心政治制度的走向。對很多人來講,疫苗問題的矛頭,指向的是政府權力;但性騷擾呢?在很多人看來,卻不是那麼「政治化」的一件事,它不過是一堆道德渣男私人品德的敗壞,一群不幸女子的個別遭遇罷了。再說下去,我們就會碰到一個左派從前最愛討論的老話題的新翻版了。以前他們爭辯性別剝削和階級剝削,到底哪一種矛盾比較優先;我們今天是不是也該來談談(狹義的)政治問題和性別問題到底哪一個比較重要呢?簡化而粗暴地說,從前男性為主的老左派解決這類問題的方法,就是先承認性別剝削的嚴重,然後想辦法把性別矛盾吸納到階級矛盾底下,鼓勵大家把槍口全都指向萬惡的資本主義,許諾只要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則不止階級剝削迎刃而解,便連性別剝削也都能順帶解除。我們現在是不是也能夠這麼說,性侵犯在現在這種權利體系底下尤其惡劣,所以讓你孩子打了無效疫苗的兇手,和將來要侵犯她的壞蛋,其實都是同一個窩裏長出來的呢?

好在當知識分子還在爭論的時候,現實已經自動替大家給出了答案。這場號稱要被拿來轉移視線的「me too」運動,在互聯網上出生還不到兩天,便已經被大規模地刪除消音,各種徵集舉報的公告行動一一退場。相比之下,國家領導人允諾要給大家一個交代的疫苗問題,雖然也難免在某些方面發生斷手斷腳的殘缺,但至少還算健在。沒錯,「me too」好像起到了點轉移作用,因為針對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和媒體人的那些評論都還在網上熱傳。但是號稱代表國家形象,每年在春節聯歡晚會上面恭賀13億人民新年快樂的央視主持人呢,和他有關的報導則被刪得一乾二淨。這麼精準的輿論調控恰恰說明,他們是真想大家認定自由派知識分子不是好人;但同時「me too」又還真是觸碰到了國家體制最敏感的部分,這個問題似乎也是個政治問題。於是我就看不懂了,政府為什麼偏偏要得罪一半以上的中國人口?過去兩三年來,不斷打壓各種女權運動,我還能夠把它看作是面對任何社會力量集結的本能反應。但是性騷擾?這對眾多女性而言,這可是一個最實在不過的,幾乎是日日發生的傷害和侮辱。你為什麼要主動站在她們的對立面,選擇了兇手那一邊,把男權和政權二合為一?

儘管如此,知識分子還是要自己繼續吵架,甚至因此分裂。不論男女,這個圈子裏我絕大部分的朋友都堅決反對性騷擾的溫床繼續存在。但是其中有一些人害怕「me too」運動會發生誤傷,壞了無辜者的清白;另一些人則認為這種運動就不應該計算代價,就算有誤傷,比起最終能夠獲得的益處也不足為道。老實說,看着朋友為此吵架,我的心情也很複雜,因為我從來都是一個騎牆派,既不願意大家為了微小的意見不同而產生根本的立場分歧,也常常覺得兩邊好像都說的有理。在這種種飛來飛去的口水劍當中,我唯一比較不能接受的,大概就是過度相信輿論的市場機制會讓清者自清,能讓事實自動浮現的這種想法。根據我對互聯網輿論環境近二十年來的片面觀察,勉強可以總結出一個規律,那就是澄清事實的言論,永遠鬥不過無意的中傷和特意的抹黑,這就是為什麼娛樂圈中有人愛搞負面公關戰的理由了。明星A的團隊要是想刻意鬥倒對手明星B,最好的辦法就是主動在網上散佈一些謠言,讓大家一陣熱鬧,搞得對手灰頭土臉。當然事實就是事實,明星B的團隊最後或許可以拿事實出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可是人性如此,我們就是喜歡看人家的壞話,不愛看人家原來無罪的真相,因為後者太過無趣;壞話總是要比對於壞話的澄清傳播得更遠、更有力。換句話說,這是個誰先動手誰就贏的時代。所以我只能夠期待,要是這場「me too」運動還能繼續下去的話,在帶來一切它所能夠帶來的美好之餘,參與其間的人(甚至是在一邊湊熱鬧的網民)也都能夠慢慢學習,逐漸摸索出一套適應這個網絡環境的合理規範。但我算不算是想得太多了呢?

2018年7月22日星期日

梁文道:摩爾人的最後嘆息

《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主角「摩爾人」,在橄欖樹叢當中終於倒下之前,看見了暮光下屹立遠山的阿罕布拉宮:「歐洲的紅色城堡,德里的與阿格拉的城堡的姐妹,互相交織的圖形與秘密智慧,遊樂庭院與泉水花園的宮殿,一種失去了的可能性的紀念碑;它在自己的征服者早就倒下之後,仍然聳立着,就像是一段失去了的但最甜蜜的愛情的訌詞,那延續得超越了失敗的愛情,超越了毀滅,超越了絕望;那被打敗的愛比打敗它的東西更偉大;我們最深刻的需求,我們對同一流動的需求,給疆界畫上界限的需求,丟掉自我邊界的需求」。然後他以為自己就像所有偉大傳說中的主角一樣(有如一個沉睡美人躺在玻璃棺材之中,等待一位王子把她吻醒),閤上了他的眼睛,並且期待:「等我恢復了精神,歡欣鼓舞的時候,已經到了一個更美好的時代」。

更美好的時代?這個世界真的會好嗎?

正如所有受到「摩爾人的最後的嘆息」這個傳說所啟發的作品一樣,魯什迪的《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也是一闋輓歌,吟唱曾經多元甚至雜種的世界。這個故事的主角「摩爾人」有一個非常複雜的家譜,他的父親是印度科欽的猶太人,祖上可能是當年逃離安達魯西亞的難民,據說甚至擁有摩爾人最後王朝繼承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的血脈。他的母親是龐大香料貿易家族的繼承人,遠祖可能是當年第一位從歐洲航海到印度的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摩爾人」出生在印度獨立之後的第七年,他父母的婚姻則是當年印度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的非法結合。那個時期的印度,特別是那個時期的孟買(小說情節的主要場景),擁抱世俗,擁抱多元,相信過社會主義,相信過通俗版本全球化世界的到來。在這樣的時代背景,這個來歷不明,譜系充滿了傳說與空隙的混血家庭,到達了他們歷史上的最高𥧌。「摩爾人」的父親是印度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掌控了整座孟買城的秩序;他的母親則是印度最偉大的藝術家,而且魅力非凡,上流社會的漩渦核心。當然,有如任何寶萊塢豪門肥皂劇的劇情,這個家族終於得頹敗瓦解。而其中一個顛覆這座大廈地基的動力,是一股由一個無賴惡棍所主導的新興民粹主義勢力。這股力量期待一個血統更純正的印度,一個「屬於真正印度教徒的印度」,一個在印度教中幾萬名神祇當中獨尊濕婆的印度。

這種劇情,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從當年摩爾人控制的安達魯西亞的陷落,一直到今天的印度、美國、英國、法國、中國、以色列,土耳其、「伊斯蘭國」,甚至是香港,同樣的戲碼從來不曾中斷;曾經備受稱頌的多元與寬容,必然要被純正的統一取代;在街頭上磨練出來的實際與機巧,必然要受到神聖教條的碾壓。《摩爾人的最後嘆息》是魯什迪在《撒旦詩篇》之後的第一部小說,在上一本書替他惹來殺身之禍的處境底下,當年仍然躲在暗處的魯什迪,恐怕是要寫一本頌讚多元和世俗,痛斥各種宗教和意識形態狂熱的作品。用自己的筆去回應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大阿亞圖拉」霍梅尼發出的全球追殺令。

然而,《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並沒有那麼簡單。魯什迪似乎總有一種生怕別人簡化他的擔憂,常常忍不住在自己本來就已經很繁複的敍述裏面製造更多的線索和黑洞,好鼓勵讀者自行衍生出更多解讀的線索。《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所以不算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在於它生硬地被蒙上了好幾層的類比。例如在第一章開頭五頁不到的空間裏,「摩爾人」臨終前逃亡的那段經歷,便被魯什迪以最鮮明不過的提示,比喻作耶穌被釘在十字架前的苦道,馬丁路德在教堂大門頂上的論綱,《失樂園》中光明天使路西法的墮落,《神曲》裏但丁迷路走進的「幽暗森林」;當然,還有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回眺阿罕布拉宮的那一聲嘆息。所以你說他是要諷刺什麼?譴責什麼嗎?他的文本總是可以替反駁提出充份的證據。不過,對於覺得被文學冒犯的人而言,這都只不過是故布迷陣的障眼法罷了。所以這本書在印度曾經禁止出版,就因為印度政府覺得自己被它冒犯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感激這本書留下的重要提醒。那就是所謂的「多元」和「混雜」(一度流行的「後殖民主義」關鍵詞),確實也不是什麼好種。「摩爾人」的家族故事滿是欺詐、亂倫、爭產、強暴,和謀殺。他的父親是個成功商人,但那每一座燦爛奪目的摩天大樓底下,都是裝扮成嬰兒爽身粉的毒品,人口市場上待價而沽的雛妓。「摩爾人」的母親是個成功的藝術家,但那畫出了印度過去與未來的激情作品背後,卻是一個極度自我中心的冷酷靈魂(她的大女兒在生命幾乎走到盡頭的時候,唯一的寄望就是曾經的丈夫浪子回頭;可是這個當媽媽的,竟在這當兒施展魔力來誘惑那個沒出息女婿。不為什麼,只是因為「我忍不住本能」。好比忍不住要螫青蛙的蝎子)。「多元」和「混雜」,原是一對吞食自己子女的父母,能夠讓他們成功的基因,也能夠叫他們自毀。

「摩爾人」本人也是一個怪胎(莫非是混血過多的詛咒?),只在母親的子宮當中呆了四個月,天生身體成長速度驚人,十幾歲的時候就有一副三十多歲的身軀,但心智卻還停留在少年階段;所以最後他才三十幾歲,看起來便已是個七十幾歲的垂死老人。他還左手殘疾,指掌沒有分化,長成一個肉球。所以他性格內向,心靈永遠適應不了肉身所處的世界現實。他那只在畫作裏面表達出對他真愛的母親把他逐出家門,他那嚴肅但又溫和的父親則設計讓他成為殺掉自己事業對手的逃犯。他這充斥了陰謀與暴力的不幸一生,只有一段真正讓他感到自己也能認真活着的愛情。可他愛的那個人,烏瑪,卻幾乎不能算是一個真人。任何對於「多元」和「混雜」的挑戰,幾乎都離不開一個簡單的問題,那就是你到底是誰?你到底相信什麼?你屬於哪一個宗教?哪一個民族?擁抱多元的人總會感到這類問題的答案沒有那麼簡單,甚或根本不關心這類問題。而所謂的教條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信徒,以及狂熱的基本教義派,對於這類問題卻總是擁有非常堅定的答案。烏瑪可以說是這本書裏多元主義的極端典範,因為她根本誰都不是。最精明的巨富覺得她是一個很有生意頭腦的可造之材,最熱血的左派社會運動家會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可信的同志,最虔誠的信徒覺得她有一顆必將獲救的純淨心靈,最放蕩的性愛獵人會覺得她是一個可貴的床上伴侶。她不斷變色,是一面在任何人眼前都能浮現出對方最理想相貌的鏡子,是一卷不斷被重新塗寫,乃至於再也辨察不出原始文字的羊皮書卷。這段愛情,自然也只能悲劇結局。在我看來,《摩爾人的最後嘆息》寫到這一段,其實就已經可以結束了,因為這才是多元主義最可哀的下場;面對世界的右轉,原來它並沒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