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5日星期四

梁文道:庇里牛斯山的那一個 (庇里牛斯山的另一邊之一)

【飲食男女】一過了庇里牛斯山之後,就甚麼事情都變得不一樣了,例如食物:「在我們的國家,就連最低等的狗都不會把牠的嘴伸進這樣一坨混雜的東西裏頭。可它卻是安達魯西亞人(Andalusians)的至愛,在此,即使最漂亮的女士,也會毫不猶豫地每天晚上吞下一大匙這樣來自陰間的濃湯。」這是十九世紀法國大詩人泰奧菲爾.哥提耶(Pierre Jules Théophile Gautier)的證言。

他們說的「混雜的東西」和「來自陰間的濃湯」,就是今天舉世知名的西班牙番茄凍湯 gazpacho。他的同代人大仲馬(Alexandre Dumas)對於西班牙食物也有類似的印象,在他寫給一位女性朋友的信裏,西班牙的炖菜 puchero是這樣的:「它包含了一大塊的母牛肉(在西班牙,人們似乎不曉得公牛也是一種食物的來源),一小堆羊肉,一點雞肉,幾片叫做 chorizo的香腸,全都煮得濕淋淋的,再混上些火腿、番茄、番紅花和椰菜。這些東西全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它們全都分開來煮的話;但我永遠不能習慣地把它們混在一起來吃。在我看來,它們簡直構成了世上最不幸的混雜。試着比我寬容一點好了,夫人,因為要是不能享受 puchero的話,您就只好被迫應付鷹嘴豆了。那是一種堅硬,子彈般大小的豆子,完全超出了我的消化能力。但您要是第一天的第一頓飯就開始吃它,第二天就得做好吃兩頓鷹嘴豆的準備了,然後第三天是吃三次,如果您第三天還活着的話。」

十九世紀是法國廚藝開始攀上高峰的世紀;而以《大仲馬美食詞典》為其遺著的大仲馬,更是當年歐洲數一數二的大美食家。所以這些法國人關於西班牙飲食的評語,應該不算無的放矢。但為甚麼他們對西班牙食物的印象,會和我們現代人差得這麼遠呢?西班牙的番茄凍湯乃今日西式餐餚中的消暑雋品,自不待言。即使是看起來湯汁清淡如水的西班牙炖菜,其實也是不少食客心目中的鄉村純樸烹飪的典範。可是我真在不少往昔西歐作家的筆記和書信裏讀過不少針對西班牙菜的怨言。

這到底是時代變了,西班牙菜有了長足的進步?還是文化上的偏見,法國人自己的美食沙文主義作祟呢?傳統英國菜之難吃,是二十世紀全人類的難得共識之一。但在十八、十九世紀,竟連英國人都看不慣西班牙廚藝(當然我以前在此也寫過,那時候的英國菜在歐洲還算是很不錯的)。我在彼時英國文化人的書裏就見過許多有關西班牙菜的投訴,其中一個重災區正是泰奧菲爾.哥提耶所形容的「來自陰間的濃湯」——西班牙番茄凍湯。他們多半認為,這種完全沒有火氣的清涼雜碎是「不文明的烹調」,就和西班牙奇特的鬥牛文化一樣野蠻。

我們曉得,「壯遊」(Grand Tour)是文藝復興之後,歐洲上層階級子弟的傳統。尤其到了十八世紀的英國,有點背景的孩子幾乎一生當中都得走這麼一趟。先從法國登岸,到巴黎學習優雅的舉止言行,再去瑞士拜訪宗教改革的聖地日內瓦,然後越過阿爾卑斯山拜訪古羅馬與文藝復興的藝術殿堂,再北折前往德語世界乃至於荷蘭,最後學成渡海,回到英國就是個見過世面有教養的紳士了。請注意,這段經典行程並不包括西班牙在內。去西班牙旅行,那不叫「壯遊」,而是探險。因為那是個偏離歐洲文明核心的另一個國度,巴塞羅那與馬德里在那個年代似乎比布拉格和布達佩斯更邊陲。而食物,正正是造成這種心理隔阻的重大原因之一。

一過了庇里牛斯山,就甚麼事情都不同了。大不列顛與歐陸雖隔一道海峽,但這道海峽的間隔作用在昔時歐洲人心裏,卻還比不上庇里牛斯山。彷彿是一座山脈,而非海峽,真正切開了文化上的西歐。

2017年5月21日星期日

梁文道:以利益想像國家(想像的國家之四)

【蘋果日報】本尼迪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去世不久之後,我在一個讀書節目裏頭介紹他的經典《想像的共同體》。這並不是一本易讀的書,更不能在三言兩語之間解釋得清清楚楚,尤其我才疏學淺,結果自然不佳。果然,有些觀眾看完之後反應很大,立刻猜想我是不是有什麼不良用心,故意用「西方人那一套來解構我們的華夏」,居然把現代民族國家形容成一種「用想像力虛構出來的東西」。

「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本尼迪特.安德森對民族下的這一個定義非常有影響力,乃至於今日大家開始把任何大大小小的社群都看成是想像的產物。

民族國家真是人類大腦想像出來的一種存在嗎?這怎麼可能?有這麼多人一看見國旗飄揚就要激動落淚,有人甚至做好了要為民族隨時獻出生命的準備,如此牽動情緒的東西怎麼能是想出來的呢?但是冷靜下來,再思量一下,我們就會發現民族國家這麼宏偉,這麼親愛的東西,還真是摸不到,聞不着,肉眼不可得見。至少我們從來不會在路邊等車的時候說一句:「你看,國家剛剛從我們身邊經過」。所謂「想像」,最基礎而又最粗淺的理解,無非就是這種非物質存在的屬性而已。更重要的是,長年支持第三世界反殖式民族主義的本尼迪特.安德森從來就沒把「想像」等同過「虛構」;不,想像絕對不是虛構,想像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政治過程。說一個國家是「想像出來的」,和說它是「虛構出來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自從是書出版,國際漢學界和華人學者的真正爭論重點並非中國是不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這沒什麼好爭的),而是中國的群體自我意識是否早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成立。有些學者認為,「中國」作為一種集體的自我想像和認同,很可能老早就有(比如說宋代),但是直到現代,它才加入了全球民族主義的浪潮,逐步把自己建設成一個「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從一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天下王朝,變成了一個立於世界諸國之林當中的一個主權國家。換句話說,大家更關心的,其實是中國究竟是什麼時候被想像出來的。

如果說中國的情況太過特殊,不易套用本尼迪特.安德森的說法;那麼印尼就正好反過來,是《想像的共同體》論述最完美的示範。首先,就像伊莉莎白.皮莎妮在《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這本書裏所說的,這是個廣土眾民,極端多元異質的一個國度:

「印尼國土環繞赤道,跨距相當於從倫敦到伊朗首都德黑蘭,或者從美國的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到東岸的華盛頓特區那麼長。位於蘇門答臘島西北端的亞齊省,住着篤信伊斯蘭教,五官略似阿拉伯人的馬來族,並驕傲地給自己的居住地冠上『麥加走廊』之名。座落在亞齊省東南方,與之相距約2500公里的省分是巴布亞,佔據了新畿內亞島西半邊大部份地區,居民皮膚黝黑。我初訪當地時,發現許多原住民一絲不掛,男性僅以葫蘆遮掩生殖器,但他們卻發展出某些複雜的農耕技術」。

你叫這些語言、宗教、家庭結構,以及生活方式都非常不同,並且可能直至老死都不互相往來甚至不知對方存在的人,該如何去把彼此都納入到「印尼」這個標籤之下呢?他們有任何一樣的共通的地方嗎?

有的,那就是他們全都曾在荷蘭的殖民統治之下。就和大部份脫胎自殖民地的亞非新興民族國家一樣,印尼的疆域恰恰就是前殖民地管轄區劃的一個範圍。我們不妨大膽地講,要是沒有當年荷蘭人的殖民統治,這個國家很有可能不會存在。

所以印尼就和一些同樣在戰後獨立出來的新興國家似的,在剛開始的時候有過一段非常不穩定的集體認同過程。比如說現代印尼的「國父」蘇卡諾(Sukarno),終其一生,他其實都是個「大印度尼西亞」(Indonesia Raya)主義的信徒,認為現存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印尼和東帝汶這幾個地方應該共建一個「大印度尼西亞」。這套現在看來幾乎是天方夜譚的主張,不是他個人民族意識過度膨脹的狂想,而且還是當年很多馬來西亞民族主義者的構思,甚至得到些菲律賓人的支持。直到今天,我還認識一些當地左傾華人知識份子信仰這種理念。更加奇詭的,是一部份戰時真心信仰「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士兵,他們在日本戰敗之後不肯撤離,或者留在馬來半島加入馬共,或者參與印尼獨立戰爭,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協助「亞洲人脫離殖民統治」,建設一個偉大光榮的「大印度尼西亞」。

由於印尼太大太複雜,又由於連對該建設一個怎麼樣和它該有多大的共同體都沒有共識,難怪全文寥寥數語的印尼獨立宣言會在「我們是印尼子民,在此宣告印尼獨立,將盡快完成權力轉移」之後,帶點無厘頭地補上了一句「以及其他事宜」。這個「其他事宜」,自然就包括了國家的建設,或者說是一個國家的想像。

推翻蘇卡諾之後,軍事強人蘇哈托上台,他的辦法很簡單,就是鐵腕鎮壓不認為自己算是印尼人的任何地方分離主義,同時向全國列島強行輸出爪哇島的一切,例如它的語言、文化,和人口。幾十年間,政府不只由爪哇遷出了大批跨區移民,還把爪哇臘染等地方文化特色推廣成了全國統一象徵。但他成功了嗎?伊莉莎白.皮莎妮在公元兩千年之後造訪以人人帶着一把大刀上街,曾經發生不少流血暴力事件的松巴島,他特地在市區尋找一張全國地圖,結果他能夠找到一張放大得非常細緻的島上分區圖,卻硬是尋不着一張印尼全圖。於是他只好慨嘆:「在松巴島,國家不存在」。

《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可說是一個外國人對印尼獨立幾十年後在建國等「其他事宜」上的表現考察報告。在這份報告書裏,固然有像亞齊人這樣逐步放棄獨立,於後蘇哈托時代民主分權的大勢當中找到和平統一新定位的可喜情況。但卻還有更多讓人憂心印尼會不會漸漸走向分裂的跡象。例如各個地方政府在分享到更大權力之後,開始自做主張,互相爭權奪利的現象。但是伊莉沙白.皮莎妮依然樂觀,因為「將全國牢牢繫在一起的幾條線不會輕易被拆散」。其中一條就是龐大的官僚體系,那個經常被外人詬病,貪腐不堪的利益網絡。他說:「印尼十分重視人際關係,私人義務與公共義務往往交纏在一起,集體合作也和利益輸送、營私舞弊產生牽連。雖然許多國際觀察家譴責印尼因為貪污而付出高昂代價,但也有少數人認為,利益輸送促使印尼將破碎的島嶼和不同的族群結合成完整的國家,是國家統一過程中必須投入的代價」。

印尼確實是「想像共同體」的好樣本,因為這幾乎是個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統一得起來的國家。然而,透過一連串將會產生實質效用的政治過程,這一萬三千多座島嶼上的居民卻可以把大家都想像成彼此利益攸關的印尼人。本尼迪特.安德森的讀者要是看到伊莉沙白.皮莎妮這個判斷,想必會記起《想像的共同體》當中關於殖民地官僚遷升的那段有名段落。他們各自帶着不同的背景和文化,共事於一座金字塔式的層級結構當中,不斷升降,不斷遷移,最終可能會走到雅加達。在這個體系裏邊,他們既認識了來自各個地方的同僚,又對整個體系所覆蓋的國土產生了具體的感知,同時還結下了千絲萬縷的關係。對這些貫通各地,掌控全國命脈的官僚而言,那種關係就是印尼。印尼,當然是存在的。

2017年5月20日星期六

梁文道:假裝打招呼(打招呼的困惑之二)

【飲食男女】我打小就聽人家說老外特別友善,在路上就算遇見不認識的人,也都會點頭問好。後來首度出國去到西方世界,發現傳聞果然不虛,雖然一條大街上頭不是人人隨時都做好和人人打招呼的準備,可是他們確實要比我所熟悉的中國人友善。可是我小時候還聽老師說過,從前孔子教人,坐在車上,要是行經路段碰到三或三個以上的路人同行的話,乘客就得下車向對方行禮致意。老師說,這就是禮儀之邦的本來面目。這條聖人古訓和今日海外聞見,一加起來,難免又要陳腔濫調地說一句「禮失求諸野」了。

但是,事實當然沒有這麼簡單。現實一點好不好?孔子的年代,坐車的是有身份的人,數目極其稀少;而路上遇見三個人同行的機會也絕對不能和今天相比。你今天要是在車上一看到三個人走路就下車對他們行禮試試,這不是神經有病嗎?交警肯定拉人。

同樣道理,所謂「老外都能友善」這類說法也是經不起推敲的,至少我就沒在紐約這樣的城市看到過有人不停四處say Hi。道理很簡單,人口密集的程度決定一切,人滿為患的所在,時間壓力緊張的地方,躲人猶恐不及,趕路就是王道,誰會像美國南方那些鄉巴佬似的,動不動就停在街上和陌生人聊兩句。想我泱泱大國,別的不敢認第一,但論人多和心急這兩樣,還真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比肩。所以我們中國人不愛打招呼,是有基礎的。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我們在國外走進一家飯館或商店,而堂倌店員向我們招呼道好,我們卻冰冷地沉默以對,這就是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情況了。首先,這不是大馬路,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其次,人家是有對象地打招呼,是把你當成客人,和你有一定的關係(即使這只是生意交易的關係)。在這種情形下還不回應,豈只失禮,簡直就是不符人之常情。這一點,正好也是國外商家最詬病中國遊客的一點。這是不是因為我們打從心裏瞧不起非我族類的異人,不屑和他們客套?還是反過來,我們過於害羞,甚至自卑,不想和洋人有過多接觸?

其實只要在神州大地走上一圈,那些不 懂中國特殊國情的老外就會發現,中國遊客就是中國人,平時在家如何,到了外頭就是如何,對內對外一致平等。沒錯,很多人在國內就很習慣進店不打招呼,視侍應和店員如無物。我曾經以為,這是當代中國社會權力結構的表現,就和低級公務員看見高官要低腰打哈,公司職員一見上司就「總」前「總」後,而在上位者則可以挺着肚子當他們不存在一樣;是我們進來花錢的人做老闆,你這個服務員算老幾?我憑甚麼要多瞧你一眼。

可後來我漸漸發現,原來很多服務業員工的客氣禮貌也不是真心的。他們的招呼往往沒有音調變化,語氣一如衞星地圖的導航人聲;他們的笑容更糟過皮笑肉不笑,是誰也看得出來的交差。再為心靈脆弱,民族自尊感太盛的人說一遍:國外服務業人員也不見得對你很真心,那畢竟是工作。只不過我們這邊往往太假,假到他們連裝都不用裝。我總是在大陸的商店看見店員的頭抬也不抬,但隨口就是一連串我從來沒聽清過的台詞,比如說「歡迎光臨,請尊敬的貴客隨意選購⋯⋯」。就和百貨商場和超市的廣播似的,偶爾還要帶點台灣腔,那句「歡迎光臨」要拉高三度一個音階地唸出來。我又老在大型餐館門口遇到一行女子對人鞠躬,然後制式地背誦一段她們在開店前集會訓話時被錄進大腦的熱情語句。坦白講,假如你常常受到這種從活人變成機器人式的服務生的服務,久而久之,你又怎麼會想友好地對他們來一聲「午安」呢?

那就像是各大城市地鐵廣播開台那句「尊敬的乘客」,其實你知道他們從來沒有尊敬過你;又有點像天橋上頭那些不知道真實作用有多少的口號標語;一切都是表面,一切都是行話。既然沒有人是真心的,何不乾脆回到最赤裸的真實,我進來是花錢,你不必廢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