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14日星期四

梁文道:士不可不弘毅(《壹周刊》專訪)

本來以梁文道這種小眾文化人,《壹週刊》未必會訪問。他有一些奇怪的行徑,奇怪的思想。八九年為了反對中國的四個堅持,竟在維園脫掉外褲和內褲,坐在一個痰盂上與警方對峙了大半個小時。他反全球一體化,吃香蕉時會想到哥倫比亞蕉農受化學藥物污染之苦。他又提醒去峇里做spa的人,spa會耗盡珍貴淡水,令農田因乾旱而失收。他在報刊文化版寫稿,在電台、電視台主持節目。他也是牛棚書院的院長,但了解牛棚是什麼回事的,全港可能不夠五百人。不過,今天眾傳媒排隊訪問他,因他做了全港收聽率最高的商業一台總監。梁文道有種本領,可以就任何題目談上起碼十五分鐘。訪問時記者見他站得久了,反客為主,叫他:「坐吧!」他立刻就說:「有人類學家統計過,人類姿勢有六千多種,令人舒服的,例如坐,也有很多種。不同文化有不同坐姿,坐姿又與坐具有關(下刪古代中國人與日本人坐姿的相互影響)。Sofa其實是阿拉伯文,本來形容在地上半坐半臥的姿勢,後面的大咕0臣,也稱為sofa(沙發),非洲一個游牧民族的休息姿勢,是單腳企。所以你認為舒服的姿勢不是天生的,是訓練出來的。」若記者不喊停,相信他還可以繼續下去。他是一個不斷抽煙以致喉乾舌燥,雙眼因午後陽光而弄得昏昏欲睡,但嘴巴仍然可以不斷張合,而不會語無倫次的人。如此一個「理論家」,偶像是亞里士多德、孔子和傅柯,關注的課題是「世界公民的人文素質」。當他突然間關心起《十八樓C座》(商業一台長壽節目)的哨牙婆和鬍鬚仔時,豈不詭異?

名利不計為救港
入商台前,他從沒做過一份正當職業。九四年中大哲學系三級榮譽畢業,經幾個老師力薦,才能以此差勁成績讀碩士,跟隨石元康教授。但在研究院躭了四年(九四到九七),外騖太多,終不能完成學位。他在鳳凰衛視主持《鏘鏘三人行》幾年,就算後來成了正式員工,每星期也只須上班兩天。平時晨昏顛倒地看書,在報章文化版寫稿,在理工設計學院和港大通識教育講授課,做做藝術團體的顧問,有償的,無償的,他都不亦樂乎。他是「進念二十面體」成員,O一年出任牛棚書院院長,主張「知識下放」,會舉辦些「當前中國知識界的境況考察」或「再思考我們的居家生活」等課程。一年前他在新城電台主持節目《愛書才會贏》,認識《原氏物語》的作者原復生。一年後,這個原名蔡東豪的人成了商台營運總監,二人又再談了幾次。蔡力邀他加盟。於是,梁文道從此每天要七時起床,八時與鄭丹瑞吃早餐,面授機宜。九時正坐在辦公室。「我以前一年看二百多本書(平均二百多頁),會拿著樂譜聽古典音樂,還會拿幾個指揮家的版本作比較。我上工一個月,看不到十本書,這是最大的犧牲!整天要聽住電台,剛買了Simon Rattle的一套貝多芬交響樂,只是聽了幾首,真慘!」做了一台總監,他其餘所有兼職要停止。他自言,名,他已有。因主持《鏘鏘三人行》的緣故,大陸有不少人認識他。到了北京上海機場,有人會走過來跟他握手。他聞說北京政界高官都有看他節目。利,從不同渠道的收入加起來,不比現時商台給他的少很多。但為了一個原因,他答應加入商台。「為香港!」

我是左派又如何
今時今日已沒多少年過三十的人,會說這句話。但他一派認真,唯有讓他繼續說下去。「香港的媒體普遍傾右,我希望商台將來能多關心弱勢社群。」舉個例,他與《十八樓C座》編劇說,撰寫有關大陸人自由來港的劇本時,應留意用詞,不應令聽眾產生成見。「例如我們討厭大陸人踎,我覺得十八C其中一角色可以提出一點:為何踎不文明?香港的商場總是沒有地方讓人坐的,逼你入餐廳消費,那又很文明嗎?沒地方坐便只好踎啦,有何不妥?」他又認為,商台太著重本地新聞。重要的國際新聞,例如英國廣播公司的凱利事件,除了出現在新聞報導外,其他節目竟沒討論過。他一上任,便增加了一個介紹書本的節目,名為《打書釘》,由他與傳媒中人劉細良主持。大班、毓民這兩個言論節目以外,他再加一個。格調會比前兩者溫和、幽默,有更多知識作背景,由陶傑主持,每晚與不同立場的人衝擊討論。節目由九月一日開始,梁文道建議的論題,包括《韓戰結束五十年》、《春藥革命》。他坦言自己是左派,更誇口說自己是「林彬事件後加入商台的第一個左派」(林彬是商台六十年代播音員,因反左言論遭伏被燒死)。梁文道的理想是平等大同的社會,反對李嘉誠把超級廣場開得一街都是,扼殺街市攤檔的生存權。他贊成屯門靠卑微人工為生的人辭工領綜援,因政府未有諮詢窮人便重建市區,把他們搬入屯門、天水圍,要他們花最多的金錢與時間在交通上。記者問他有交稅嗎?他有點動氣地說有,甚至會捐錢。他的左,與曾鈺成、徐四民的完全不可相提並論。「香港對左的觀念很模糊,左等於親中。其實現時中國的政策已經很右,《文匯》《大公》不斷幫商家說話,怎會是左?」

脫褲子抗議專政
看起來老成持重,卻只有三十二歲的他,雖然是香港人,卻不是地道香港仔。他在香港出生,四個月大時因父母要工作,把他送到台北外公的家。他口中的成長故事,甚具戲劇性。由小學到初中,考試從沒離開過尾三以下位置,初中三年更經常上演街頭武鬥,操行差得沒有學校敢收。他被迫回港升讀中四。學業壞透的他從小喜歡哲學,志願是當哲學家。有次與黑道嘍囉打架,連番追逐後大家躲在天橋底喘氣時,一個「大佬」竟從懷內掏出一本川端康成的《美麗與哀愁》介紹給他看。「這就是台灣。」他說。他不愧是靠說話為生的人,主持了幾年清談節目,聽眾的笑位、驚嘆位他陶捏準確。不過情節有時像他的笑聲一樣,略嫌誇張。他回港後在沙田聖母無玷聖心中學讀了兩年。用七日時間迎戰會考,結果取得2A3B1C,得以到培正升中六。十七歲正唸預科時,他投稿《信報》文化版,撰寫劇評之餘還挑起筆戰。文化中人紛紛打聽此文筆辛辣的新人是誰。編輯致電他家中,家人說他上學去了。編輯還以為他是教書的!從此,少年梁文道在文化界一舉成名。八九民運,他十八歲,正唸中大一年級,又有驚人之舉。「六四後維園有個民主藝墟,一班藝術家在重演六四事件,我覺得實在太戇居,影衰我地藝術家。於是我去搞破壞,拿著大聲公不斷騷擾他們。「我有個朋友用四張摺櫈,上面放了四支黑色中國國旗和四個痰罐,來反對四個堅持。我忽發奇想,便脫了褲子坐上去,刺激大家討論。警察來了,我就坐在上面與他理論,前後擾攘了大半小時。」在大學裡,他也是叛逆分子。在《哲學概論》一科考論裡,他認為老師出的問題錯了,於是自行改了考試題目,再跟著自訂的題目作答。成績,自然也不會好。

知識份子救香港
可惜本來給牛住的牛棚書院,給攝氏三十三度以上的太陽曬得火燙,他又穿著T恤斜褲。若今天他身穿灰色長衫,加點蕭蕭秋風,再來個稍低角度鏡頭拍上去,憂國憂民的他,一定很像魯迅。「孔子的《論語》,影響我很深。『學而時習之』裡的『學』,就是經世致用之學。『時』是時代,『習』是實踐。有個適當時代,實踐拯救世界的學問,不是很好嗎?」這豈不是他的現況?「對,香港已來到很危急的地步,我有個朋友的秘書,在辦公室不斷影印Harry Potter,他問她怎麼了?原來她捧著那書在地鐵看,給一班中學女生笑,說她扮野。所以她唯有影印了,放在透明文件夾看。「香港有幾多人看書?就是看都是幾米之類,香港人愈來愈反智,愈來愈大鑊。」他從手提包拿出一本《三聯生活周刊》,逐頁翻給記者看。「這是全中國銷量最高的雜誌,頭幾頁會介紹今期Nature期刊說什麼,法國Expresse說什麼。內容是卡夫卡一百二十歲誕辰,美國大選電子網絡選舉……「我怎能令香港人有興趣看這本雜誌?但我相信好多人根本看不明白。香港人,還憑什麼跟人說Global?一間跨國公司要在中國設總部,我看不到他們有任何理由請香港人。「十年前香港媒介雄心壯志,說要北上發展。現在?香港不被大陸淹沒已偷笑勒!但你守住香港七百萬人又有什麼用?人家有十三億呀!」他愈說愈激動,幾乎影響呼吸。「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他像說給自己聽的,聲音小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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