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日星期日

梁文道:還沒有完成的武器就要上戰場

最近朋友傳來一段視頻,來源大概是大陸一個網絡上的時政軍事節目。短短幾分鐘之內,它對中美貿易戰的未來發展做了非常極端的推演,從經濟上的互相拼搏,一直說到了核子戰爭的爆發。最有趣的,是裏面運用了大量當今主流意識形態宣傳機器的常用語,又夾糅了不少眼下流行的「中國優先」措辭,於是儘管旁白說得氣貫長虹,毫無滯礙;但內容卻是不可思議的自相矛盾,空隙處處。例如:「只有全面徹底的防衛反擊,打贏,打痛打服美國,共商共建共享共贏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人類最為仁德善美的目標,才能順利實施」。要用「打痛打服美國」的手段,來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目標,本來就已經相當詭異。但我們勉強還能說,這樣的目標真的是胸懷天下,民胞物與。然而這話才說了沒多久,在終於說到核子戰爭爆發之後的場景,卻又忽然來了一句「如果中國人活不下去,那麼要地球何用」。這是一段來自網絡的民間節目,不能說是代表了政府立場,可是在受到高度監控的中國輿論空間之內,它卻折射出了一種社會上存在的心態,及其背後的矛盾。

從華為、聯想到阿里巴巴,中國任何一家國際級企業,近幾年都希望對外營造一個他們面向全球,是純粹的商業機構,而非中國國家機器之延伸的形象。本來這也是在今天這麼險要的環境底下,對中國最有利的一種態度。不過與此同時,所有這些大型企業卻又被要求得在結構上面跟共產黨加緊捆綁,或者多做一點去井岡山朝聖之類的集體效忠表態,或者要讓企業內部的黨組織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甚或讓官方機構代表直接加入董事會。

這就好比美國等西方國家,最近開始懷疑乃至於排斥在當地工作學習的研究人員和學生,覺得他們可能都是中國的間諜。官方媒體的標準回應,指斥這全是最赤裸的歧視,毫無根據的猜測。可是在去年,新修訂的《國家情報法》卻明說,國家情報機構有權要求任何在海外的中國公民和組織在境外協助情報工作,這豈不等於要求所有企業和個人都成為潛在的特務?一條白紙黑字的法例,不就成了所有上述那些「毫無根據的猜測」的佐證?又如華盛頓高層和一些美國政府機關,最近開始把中美矛盾提升到了超過過去冷戰的地步,判定這是文明之間的衝突,中國官方媒體當然要嚴詞回駁。可是我們看看過去這些年來,難道不正是中國自己的智囊機構和一些御用學者,極力陳述一套「中國文明例外論」,主張承襲並表達了「中國獨特文明」的政治體制,與世界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嗎?到底是誰首先把國際之間的關係理解為文明的差異?

所以當前的「新冷戰」是一種解不開的矛盾,因為雙方都在為對方餵飼更多的彈藥。就拿上述那些例子來說,美方對中國的種種言文攻擊,幾乎都可以從中國這邊找到所需的材料,使得任何最常規的回應失效,也抵消掉了其他可以超越眼下矛盾的論述出現的機會。當然我們可以明白,也許對外宣傳和對內的舉措可以是兩回事,共享全球是一套外交辭令,中國第一則是一種對內鼓動士氣的意識形態方向。可是在今天這個世界,有什麼東西是能夠這麼判然二分?有什麼對內講給老百姓聽的言論,是外國人看不到的呢?

另外一種情況,是中國這幾年真的在着力發展一套內外融貫,既要讓國民認同,還要令世界理解的新型論述。這套論述首先要能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讓中國現有的政治社會體制站得住腳。就像甘陽等學者所說的「通三統」,它首先要完成一個在理論上非常困難的任務,使得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國傳統和西來的馬克思主義無縫對接,叫大家覺得現在的中國體制一方面繼承了中國的光輝過去,另一方面則是二十世紀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完成形態。不止如此,這套論述還要說明中國經濟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其實不在中國搭上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快車,而在現有體制摸索出來「中國模式」。然後它還要對外投射出一種全球化的「中國道路」,這種道路是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新版本,還結合了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理念,是一種比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更加吸引的選擇。雖然它有社會主義色彩,可以回應世界各地這幾年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反感;可是它還能夠讓大家更好地做生意,以一種國家主導的商業邏輯促進更繁榮的景象。

這種新型論述來源於各路學者的獻策,種種零碎的想法和理論正在加速縫合,並且開始出現在中國官方口中。不過這種論述的難度實在太大,至少在現在這個階段總還要面對各種幾乎不可化解的矛盾。你說你是馬克思主義的傳人,而且還要青年做社會主義運動的接班人,那為什麼又要抓捕一批為工人近日鼓呼的大學生呢?你說你要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那你怎麼面對文化大革命這類文明的浩劫呢?理論上都還沒有辦法完成自洽的細節處理,現在更遇上了以貿易戰為先導的文明衝突。按照這套在理論建構上仍未大功告成的論述,遇到華為遭到抵制之類的事件,最合理的反應反而不是要撇清這家企業和中國政府的關係;而是大方承認中國的企業有中國特色,必須接受共產黨所充分代表的中國人民意志的領導(這才叫做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企業);但是你又不用害怕它,因為這種企業是另一套世界文明道路選擇的象徵,要比傳統資本主義企業更有效率,而且更能滿足未來全人類的需要(這是所謂中國傳統天下觀的願景)。但是,這種解釋在危急關頭真的有用嗎?當然不行。於是只好一方面還要掛着這套全新的龐大論述,不可丟棄;另一方面趕緊先告訴別人,中國的企業其實跟你們的沒有分別。這就好像中國環球電視網的主播劉欣小姐,和Fox財經主播Trish Regan的那場「辯論」。回應對手關於自己身份的質疑時,她只能夠強調自己也是一個普通「記者」。她為什麼不告訴別人中國媒體必須跟隨黨的信仰?然後抨擊西方人對「記者」的觀念太過狹隘,表面上好像很中性,其實也充滿了潛在的色彩;接着再陳述具有中國特色的記者的優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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