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4日星期日

梁文道:改變世界歷史的年份(摩爾人的最後嘆息之六)

1492年1月2日,哥倫布跟隨着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以及卡斯提爾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隊伍,踏進了摩爾人在歐洲的最後據點——格拉納達的城門,一舉頭,就看見了天主教王國的旗幟早已高懸在阿罕布拉宮的塔樓上。要再多等半年,他才能正式冠上「世界海洋上將」的御賜頭銜,出發尋找前往印度和中國的新航線。後來我們自然曉得,這一年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年份。有意思的是,當時的歐洲人也都如此相信,覺得上主必定在這一年顯示了大能。不過他們之所以認為這一年重要,可並不是為了看起來要不是個笨蛋就是個騙徒的哥倫布,而是天主教徒終於能在摩爾人手上成功「收復」了註定屬於他們的所有土地。

所謂「摩爾人」,在今天其實是一個內涵太過廣泛,因而沒有多大實質意義的名詞,它既指中世紀住在伊比利亞半島和歐洲其他地區如西西里島的穆斯林,也包括了撒哈拉沙漠周邊的居民;但它同時竟然也可以用在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斯里蘭卡和印度回教徒身上(所以當殖民地建築師在吉隆坡乃至於澳門的公共建築用上了一些帶有莫卧兒味道的裝飾時,他們還會管這種風格叫做「摩爾式風格」)。但是回到中世紀,對於歐洲基督徒而言,它很明顯就是個貶稱,主要指的就是在西地中海世界活躍的異教徒。

也難怪當年歐洲大陸其他地方的人都瞧不起西班牙,這本來就是個山丘起伏的窮鄉僻壤,遠離最熱鬧的東方貿易路線(也就是絲綢之路)。再加上來自北非的「摩爾人」曾經統治大半個伊比利亞半島達七世紀之久,使得這片土地上一大半人口是穆斯林和猶太人,清真寺的呼拜塔要比天主教堂的鐘樓還多,這又怎麼能算是純正的歐洲呢?根據劍橋大學專研中古西班牙史的歷史學教授Elizabeth Drayson,在去年出版的專著《The Moor's Last Stand》,那年頭西班牙的「宗教寬容」簡直能叫歐洲訪客反胃。就算沒有去過西班牙,大家說起它也都一定要皺眉頭。即便早已過了祖先那傳說中的黃金年代,宗教和族群之間的對立變得越來越嚴重。天主教王國會把猶太人和穆斯林當成奴隸使喚,摩爾人控制的地方也同樣會把天主教徒當成僕人,離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寬容」遠甚。不過它還是和歐洲大多數地區不一樣,這三種宗教到底都在此活下來了,並且勉強找到公開並存的方法。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卡斯提爾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以及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這對夫婦聯手推動的「收復失地」大業,對西班牙天主教徒來說,就變得格外重要了。那是一樁要向歐洲人爭取認同的神聖事業。要知道,曾經一度如烈火燃燒的十字軍運動早就衰敗得不成話了。而四十年前,1453年,如日方中的奧斯曼帝國更從基督徒手上取得了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歐洲天主教徒簡直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好在有西班牙人,憑着先進的作戰方法,以及從敵人那裏學來,但在技術上又更上一層樓的火炮武器,趁着西班牙摩爾人末代王朝內鬥不斷,衰萎凋蔽的時機,他們終於成功逼使敵人獻上了全歐洲最壯麗的城市格拉納達。這是天主教徒對君士坦丁堡淪陷的最佳回應,也是獻給教宗的最好禮物。收到這個消息之後,西歐各地紛紛舉行盛大的祭典,所有重要的主教座堂都奉獻了隆重的感恩彌撒。一時間,無數的詩歌被譜寫傳頌,廣場則有無數的話劇上演,主角全是西班牙天主教王室的英勇壯舉。西班牙人終於揚眉吐氣,他們的王室也總算成了歐洲的要角,他們甚至開始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在,在世界上承擔了建立神聖帝國的重大任務。於是在哥倫布之後的美洲征服運動當中,征服者的貪婪、狡獪,以及兇狠,全都冠上了榮耀的光環。消滅美洲大陸異教徒的帝國,殖民地的開拓,全是攻克格拉納達的合理延伸。

在當年歌頌西班牙偉大成就的那些英雄史詩裏面,有一個格外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伊比利亞半島上最後一個穆斯林統治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Abu Abdallah Muhammad XII,天主教徒用自己的拼音方法把它讀作Boabdil),「摩爾人最後嘆息」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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