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8日星期日

梁文道:前事不忘

【蘋果日報】聽說,在香港現在只要反對共產黨的統治,就等於反對整個國家體制,反對一國兩制,甚至是不愛國的表現了。於是前陣子,一群民主派議員就在鏡頭面前,為了要不要集體高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而猶豫了半天,十分尷尬。看到這個場景,我不禁想起香港反對勢力老海鮮中的老海鮮,「華叔」司徒華先生。1985年他首次擔任香港立法局議員,當時他在宣誓就任的時候,拒絕按照誓文規定效忠英女皇,結果不止沒有被DQ,反而逼得港英政府要修改誓詞。今天非常「愛國愛港」的譚惠珠女士,在那個年代則是地位非凡的「四料議員」,也就是說,她發誓效忠英女皇至少發了四次。不止如此,她更一度充當了中英談判期間的英方代言人,參與了英方「主權換治權」的提議。重提往事,並非只是想要讓仍然在世的一些貴人尷尬,凸顯所謂神聖政治原則的前後不一;我更想說明的,其實是整個局勢變化背後的動力。

司徒華先生後來領導以「結束一黨專政」為宗旨之一的「支聯會」,這句口號不知道喊了多少回。但在他離世之後,親中勢力大佬吳康民先生固然屢次追憶他的愛國情懷;被認為是中央治港強硬政策的幕後智囊「強世功」教授,也都曾表白司徒華先生是他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反對派。假如司徒華先生活到今天,繼續在六四燭光晚會上面拿着麥克風高呼「結束一黨專政」,那他到底還算不算是個愛國者呢?強世功教授和吳康民先生又要不要改一改對他的評價呢?

之所以有這番變化,是因為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已經徹底重構了對於國家、主權和政權的論述及定位。劉進圖兄早在去年便曾發表文章,指出現在的中國政府似乎已經遺忘了昔時鄧小平關於愛國者的定義:「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在我看來,這不是遺忘,而是整個鄧小平時代正式告終的其中一個徵象。既然鄧小平一手推動的領導人任期限制都已經被推翻了,香港「愛國者」的定義又怎麼不能改動。仔細觀察中國政局的最新動向,以及宣傳機器上面的討論,大家一定可以看得到,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已經被重新提升到一個不可能再高的高度。中共執政被寫入憲法正文,必須被尊重為國家的基本原則,完全改變了鄧小平當年推動的《八二憲法》。既然如此,鄧小平時代在香港可以喊的口號,今天也就順理成章的成了最新禁忌;那年頭被各方尊重的愛國者,現在也許就有了要重新評價的必要。

一國兩制底下,想要理解在香港發生的任何事情,根本不可能無視中國因素。不單單是因為香港確實太小,大陸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波及這座城市;更是因為香港的局勢往往也會意外地反向觸發整個國家的變化。想當年佔中初起,右翼本土主義方興未艾,我曾說過必須當心這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運動,會不會在大陸被當局有意地詮釋為同一回事,借此整肅和收編整個國家的民間力量和知識份子,然後又返回來變成進一步壓制香港反對力量,以及言論及運動空間的資本。當然,這種話在那時候是沒有人要理會的,很多朋友指責我不應該動不動就把大陸扯上香港自家的事,香港人爭取自己的民主,甚至爭取自己的自治,到底和中國民間有什麼關係?他們似乎真的相信,只要我們關起門來,眼睛不往北瞧,這才叫做真正的香港人本位。

後來果然有很多堅信自由主義原則的民間運動者被捕,甚至至今繫獄。又有一些原來立場算是溫和自由派的學者,改頭換面,針對香港問題把話說得越來越狠,加入強世功教授的陣營,就算不是對港政策的智囊,也是關鍵時刻的北京代言人。而香港,經過一輪宣傳和嚴格的訊息把控之後,也變得和新疆及西藏一樣,在許多老百姓心目中,是民族不能不統一,國家不能不強硬,政權不能不穩固,黨的統治不能不徹底的最佳明證。我知道也許直到今天,香港還是有很多人會認為「強國人」心裏面怎麼想是他們的事,香港人大可不理。他們大概不曉得(也可能是真的覺得不重要),如今在香港實行更加猛烈的政治手段(包括追擊戴耀廷教授),在大陸是一件多麼得民心的好事,越是這麼幹,政府的威信就越高。於是硬手治港,反而成了回應民意訴求,不得不如此。

在這一刻,要是有人重讀當年強世功教授關於香港乃是中國作為一個新形態國家的核心的著名論述,以及陳冠中先生對他的反駁,我們恐怕會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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