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9日星期三

梁文道:歷史的傷口

【新世紀】十幾年前,我和台灣一位重要的評論家談起中國的諸多問題。他認為:「最重要的或許只不過是一個非常個人的問題:『文革』的時候,你在哪裡?遲早有一天,大家會發現這是個躲不過的問題,是每一個人都必須自己面對自己回答的挑戰。」

身為「文革」最重要的象徵人物之一、曾被毛澤東當眾建議改名為「宋要武」的宋彬彬,終於在四十多年後回應了這個挑戰,向當時另一個意義上的重要象征——被她們一群學生活活打死的卞仲耘校長道歉。有人說她勇氣可嘉,有人說她迴避真相洗脫己責,也有人說道歉總比不道歉的好。脾性所限,我不太敢評論,因為我擔心另一個問題:換了是我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中國,我會做什麼?又能做些什麼?

雖然過去的罪責到底是每一個具體的活人所犯,必須由每一個個體自己承擔那份重負,不能諉過於時代或幾個大人物,更不能讓政府來個總體的否定就代表大家含混過關,但我們都曉得時代的限制、集體的瘋狂以及政治的高壓。同樣地,對於歷史創傷的治癒,個體的反省和懺悔,恐怕也不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是重建健康正常社會的開端。恰恰相反,只有在一個真正撥亂反正的大環境底下,在重估道德價值的社會壓力之下,個人才有勇氣或者被迫真正面對自己的過去。

什麼叫真正的撥亂反正?拿南非來說,如果不是終結了種族隔離,徹底否定了那套邪惡的觀念和體制,使得整個社會再無人敢去公開懷念那個年代的「單純和美好」,世人稱頌的真相與和解還成得了事嗎?

再說德國。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西德就和日本一樣,為了「冷戰」的需要,許多原納粹分子安然過渡到了新時代,甚至在各行各業位居要職。大部分當年為希特勒吶喊痛哭的百姓則保持沉默,以遺忘遮掩昔日的目盲。不過,60年代中後期席捲全球的學生運動改變了這一切,各地年輕人逆反上一代的抗爭在德國多了一股弒父的狂熱,格外悲情格外沉重。當時,退休的總理也好,仍在位的部長議員也好,全都不能用「歷史的錯」「偉人的失誤」「我也是受害者」和「向前發展」之類的藉口過關,必須在鏡頭之下說清楚自己知道什麼、做過什麼。這就叫做真正撥亂反正的大環境,這才是個體真正懺悔的土壤。

可嘆的是,歷史的創傷並不是這麼容易就治得好的。沒有政權和價值觀的完全轉變,南非和德國固然不能輕易告別過去的陰影。就算經過如此一番寒徹骨,巨大傷害所留下的後遺症也還是會在最意外的時刻把你痛醒。在談到當前南非治安不靖、暴力頻發的問題時,當地著名公共知識分子Max Du Preez引述了災後現場心理學家的分析說:災難是結束了,日子也重新開始了,但忙碌地過著新生活並不表示過去幾十年積壓下來的問題也就清理好了。它浮現在今天的病徵是無法寬容異己,易被激怒,暴力傾向鮮明,以及藐視秩序。

難道南非做得還不夠嗎?當然不夠。「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只不過處理了兩千多宗個案,涉案的全是直接參與暴力和酷刑的兇手。大部分當時支持隔離政策的白人都換上了新面孔做人,大部分人格與尊嚴受過侮辱的人則默默進入了忽然來到的新社會。前陣子因為曼德拉逝世而被人記起甚至歌頌的最後一位白人總統德克勒克,曾在委員會的庭訊上很漂亮地為白人三百年來的錯誤道歉。但在問到他任內執法單位的具體暴行時,他就推得一乾二淨,說他一概不知。聽完這話,圖圖大主教哭著回應:「他怎麼可能不曉得?」然而,德克勒克的表態卻很有代表性。那是歷史的錯,集體的錯,與我無關。

德國青年運動顛覆父輩,然而,那就能切掉納粹的邪惡,不讓自身殘留歷史創傷嗎?其中最激進的一幫人走上了武裝革命路線,弔詭地干下了和父輩相似的罪行:協助巴解組織,恐怖襲擊以色列人。一位在青年時代是前德國總理施羅德和外長菲舍爾老同志的學運領袖,今天乾脆成了新納粹運動的重要領袖。歷史的線索太過複雜,有些德國學者認為,這些激進化的學運與現在部分新納粹,儘管都是源自清算歷史的需要,卻因為不夠自省反而繼承了他們當初想要否定的遺產。

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多久了?「二戰」又打完了幾十年?南非與德國已算是清理歷史的典範了,至今仍被歷史的夢魘纏繞。「文革」還不是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傷害,它是一個個家庭、學校、社區等社會基本單位的崩解,是加害人同時又是受害人的分裂。這十年的傷口,你說還得用上多少倍的時間來癒合呢?

3 則留言:

  1. 有一个阶层,受了委屈,就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喋喋不休。
    仿佛他们的委屈大过天,大过地,大过宇宙。
    别的什么阶层,不管数量多大,遭遇过什么,在这个阶层看来,都如蚂蚁一般,不值得与他们相比拟。

    回覆刪除
  2. 毛做过农民,做过知识分子。
    农民的他深恨知识分子的他。

    回覆刪除
  3. 推給別人總是比自己承擔來的輕鬆快速,文革時候如此、現今亦然。敢說敢言的人容易受傷,殘暴傷人的,又何嘗不是很敢說敢言敢呼口號(爭功諉過)的呢? 農民/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容易區分的身份,“做了什麼”才是最終的評鑑。

    回覆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