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4日星期一

梁文道:為甚麼我不看電視

曾經去過一個學術機構向公眾演講。負責主持那次活動的,是一位年輕學者,他一見我就說:「沒想到你居然要講文學。還好,最初我還以為你會談電視呢。」然後同一番話他重複了大概三、四回,最後一次是在台上,他對聽眾宣布:「大家可能都看過梁先生的節目,今天大概也是為了他這個電視主持人的身份而來。可是我怕大家要失望了,因為今天他竟然不談電視,選了一個相當嚴肅的文學課題。」為甚麼他會以為我要「談電視」呢?難道一個做電視節目的人無論走到哪裡都要把電視這一行當作談資?

當然我明白他的意思,只是他沒說出口而已。

我有一個同行,或許是全中國最有名的娛樂節目主持人。每回見我們都不「談電視」,因為可談的東西實在太多。他寫書法藏舊紙,喜歡把玩煙斗草帽等一切美好事物;為了瞭解傳統匠人手作工夫之不易,他甚至花了許多時間學釘木桶。他總是能嚇人一跳;知道我學南傳佛教,他便從書寶中取出一冊泰國高僧阿美查的著作,而且還是在香港一家連絕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的冷僻書店購得。

這位朋友參加過一場在北大舉辦的「南音」研討會,與會的專家和商人(準確地說),是『有志推動南音文化的文化商人』)也不客氣,盡拿他開玩笑,說的大概是俗人如他也有資格講南音,這門高古藝術如何不衰的話。偏偏他真懂,有板有眼地分析起一闕老曲的結構妙處。於是底下青年學子歡聲雷動,戲弄他的專家臉上一罩陰雲。

又有些時候,我坐在飛機上,旁座可以不動聲色地拿起相機湊近猛拍,不必解釋也不用先請問些甚麼,彷彿我是景板。我在街上和人說話,對面走過來的人可以用高了八度的聲音模仿我剛剛說出口的一句話,然後「嘿嘿」一笑揚長而去。為甚麼?因為我是做電視的,我是個人人可戲的戲子。

當我說我們做電視的人恍如戲子,我沒有任何怨言;恰恰相反,我自己就很厭惡電視,說不出的厭惡。

我一向不喜歡翻看自己寫過的東西,更不喜歡看見自己做的節目。每次碰巧打開電視看到自己,我都馬上轉台或者乾脆關機。我不曉得其他同行會怎麼樣,起碼我以為一個人老照鏡子是有病的。

我討厭電視,討厭自己幹的這一行,倒不是因為它「低俗」,而是因為我瞭解這一行有多麼容易淪為演戲。演戲自然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我們常常假裝自己不是在演戲。

新聞主播(特別是台灣的新聞主播)常常在串接上一條新聞與下一條新聞的時候使用「讓我們來關心一下」這句話,似乎他真的很關心利比亞內戰的最新進展與華東水災的失所災民。

節目主持人老是對著鏡頭向坐在家裡的觀眾打招呼:「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在我看來,單單這一句話就已經說了兩個謊:一、那些觀眾你根本不認識,他們又怎麼會是你的朋友?二、他們連你的朋友都不算,又怎麼說得上是「親愛的」呢?

最壞最壞的,就是像我這種所謂的「評論員」,說起話來好像頭頭是道甚麼都懂,久而久之甚成了「意見領袖」、「輿論代表」。實際上,我們更像是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嘲諷的「快餐思想家」,以熟練的電視語彙操演代替了嚴謹慎密的理性推論,將一己意見包裝成言論市場上流行商品般的「知識」。

這種壞,就壞在偽裝出一套看起來有交鋒有辯論的假公共領域。在大陸,更有假扮敢言以博掌聲的戲碼,正好應了那句順口溜:「我是黨的一條狗,守在黨的大門口,黨准咬誰就咬誰,能咬幾口就幾口」。

我在電視這一行做了十幾年,幾乎每一天都要和這種結構上的演戲傾向糾纏搏鬥。我不喜歡看自己的節目,不喜歡看自己的節目內容被轉成文字紀錄,也許只是因為我害怕,害怕十幾年下來才發現,我始終是個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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