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3日星期五

梁文道:從文件治國到招呼治國(二之一)

【am730-觀念】當代法國藝術家波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著迷於記憶的探究。他曾經把一間龐大的房間布置成一座巨型檔案室,四周牆壁全是由地板連至天花的木製文件櫃,每個格子裡都存放了一疊陳舊的文檔。這個房間樓底極高,人在其中顯得分外渺小,被那些泛黃的紙張徹底壓倒。

這個裝置能使觀者窒息,對比起鋪天蓋地方正嚴整的櫥櫃與文件,人體的活動就像是有待征服有待歸類的一個小小異例。波坦斯基似乎想要告訴我們,現代世界就是一座讓人無所逃逸的檔案室,所有事件都已被分類好了,所有行為也都被紀錄下來了,文件與檔案背後的冷酷理性,可以吸納一切人間事像的偶發與意外;這是歷史的終結。

熟悉現代文學的讀者,自然不會感到這個主題陌生,檔案的意像,老早就充斥在許多經典之中了。它是象徵,也是現實。自從現代文官體系興起,科學管理方法流行,小至一間公司,大至一個國家,幾乎沒有任何機構能夠不依文檔運行。私人企業的員工自有他的履歷和工作清單,國家公民也有他們的出入境紀錄、納稅清單、教育紀錄,犯罪紀錄,以及各式各樣你想像不到的紀錄,這一切存檔,要比你本人更能說明你是誰。

政策的發展、從制訂至頒布更是離不開文檔。它固然要從那些有關個人的文件中,發掘出一套普遍的趨勢和規律,以便決策;它更要仰賴文件本身來保證政策的穩定和行效。如果沒有文件,上級部門又怎能向下清楚傳達它的意志?靠咀巴說嗎?靠大腦記嗎?當然不行。

雖說文檔管理和支配它的工具理性於今猶烈,它的原則卻是古老的。早在唐朝,基層文官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不斷地抄。那時沒有電腦,沒有影印機,甚至連複寫紙都沒有,一切中央決策都得靠一堆官員謄抄,然後分發到全國各地的相關部門。

從漠北到嶺南,從遼東到敦煌,刑法之所以一致,稅率之所以不變,全都建立在這些文件和埋頭傳抄與管理它們的官僚身上。

今天你可以說這套系統很不靈活,很沒有彈性,是因循陳腐的官僚制度的最大特色。但事實上,一直到清朝初年,中國的文官體系都還是世界上最有效最科學的。於是人家就要學中國了,不只學習中國公務員的選拔方式,不只學習中國以文治國的嚴密和穩當,還學到了這套制度的最大秘密;那就是書記官員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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