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3日星期二

不因被封殺而自我審查 梁文道致力當公共知識分子

梁文道在香港接受本報長途電話訪問時,暢談他心中「知道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分別;作為媒體人,他也協助推動文化活動,從事民間辦學,為了理想,他不怕被封殺。

  梁文道:世上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為理想犧牲。


梁文道簡介

  梁文道,1970年生於香港,少年長於台灣,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1988年開始撰寫藝評、文化及時事評論,並曾參與各種類型的文化及社會活動。

  曾為多個文化藝術機構及非政府組織擔任董事、主席或顧問之職,現為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主持人,鳳凰衛視評論員,中國大地、香港及馬來西亞多家報刊雜誌專欄作家。在中國大陸出版文集包括《常識》、《我執》、《我讀》、《噪音太多》、《讀者》等。 一般新加坡人對梁文道也許不太熟悉。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梁文道是個響噹噹的名字。

  梁文道「身份」複雜,簡單的說,他是媒體人、香港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在香港、中國等多家報章雜誌寫專欄。1999年開始,梁文道擔任 竇文濤主持的鳳凰衛視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常任嘉賓,由於見解獨到,話題海闊天空,這10年來,梁文道和「鏘鏘三人行」一起紅透中國。他近期主持的《開 卷八分鐘》也很受注目,每一期在八分鐘內介紹一本好書,將書的內容,所要傳達的訊息滔滔不絕的與觀眾分享。

知道分子獎頒給一個新群體

  長途電話打到香港去,話筒傳來梁文道的談話條理分明,像他的文章與電視上的談話。

  梁文道說,他從小喜歡哲學,學的是西方哲學。哲學訓練使他總是希望能夠把事情講得很清晰、有結構,清清楚楚地把自己的想法展現出來。

  2003年開始,梁文道陸續發表不少時事評論文章,還在中國報刊雜誌包括《南方週末》及《南方都市報》等影響力不小的報紙雜誌,寫一系列政治及時事評論,以「時事評論者」的身份在中國引起廣泛注目。近年來,他經常同時在10個不同的專欄發表他對不同領域和事件的看法。

  中國《新週刊》雜誌自2003年開始,每年頒發一次年度「知道分子」獎,2009年度得主為梁文道。過去《新週刊》先後評出的「知道分 子」獎項得主分別有中國學術界名人王魯湘,曾經在中國中央電視台分析評論戰事的張召忠,復旦大學教授顧曉鳴,鳳凰衛視節目《有報天天讀》的楊錦麟及《時事 開講》主持曹景行。

  談到「知道分子」獎,梁文道說:「與其說『知道分子』這個獎是頒給我的,不如說,《新週刊》是將這個獎頒給當前的一個新『群體』,這個群體是近七八年來,在中國湧現的一群經常在媒體發表時事評論文章的時評者。」

  梁文道說,過去中國一直都有時事評論,但1949年以後,中國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了時事評論,有的只是社論,但是,在中國,社論和時評是不同的東西,社論是官方傳達的訊息,時事評論是個人意見的表達,兩者在特質上完全不同。

  梁文道說:「我開始寫時評的這八九年來,中國報紙雜誌的時事評論版正開始復興,報紙提供言論平台,讓評論作者發表時事評論文章,漸漸的形成一群寫時評的作者群。」

  他說,在過去,因為王朔寫過一篇《知道分子》的文章,諷刺那些「抄慣了別人的宏論」的學者,「知道分子」一度是帶貶意的。但《新週刊》 頒發「知道分子」獎卻是有意改變人們對「知道分子」這四個字的看法,《新週刊》定義的「知道分子」是一群學識淵博,而且經常發表言論的群體。

  雖然獲得的是「知道分子」獎,梁文道卻說,其實他最在意的身份是「公共知識分子」。這些年來,他也一直努力朝公共知識分子這條路走去。

  在梁文道看來,公共知識分子代表著更具理想的一群,他們最大的特質是有擔當,關心社會正義,他們願意以學識去思考及應對社會發生的問題,勇於提出自己的看法,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的力量,多了一份社會角色的認知。

為理想不怕被封殺

  長期以成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自勉的梁文道透露,最近有消息說,他已開始被廣東省宣傳部「封殺」,這個消息目前也已在網上傳開。

  梁文道說:「我最近有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國一家雜誌《時代週報》,文章談的是香港的政改問題,封殺消息傳出之後,有些人,包括網民認為是這篇文章引起的,但後來我知道並不只是因為這篇文章。至於具體原因是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梁文道更具體的說,所謂「封殺」是指不刊登被封殺者的稿件,不讓被封殺者在媒體亮相,更不允許媒體採訪他。

  梁文道說,多年來對於社會公共事物,他一向來都不迴避,今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要求,將象徵八九民運精神的民主女神像,永久擺放在校園,但遭到校方拒諸門外,引起中文大學校內外強烈反響。他作為中大校友,也為了民主女神像這一事件在中大發表談話。

  梁文道說,「封殺」對他來說已不是新鮮事,他過去也有過幾次被封殺的經驗,例如劉曉波事件的時候,由於他是劉曉波起草的《零八憲章》簽署人,簽署憲章初期,一些中國媒體曾停止刊登他的稿件一段時間。

  梁文道別有深意的說:「有些人被封殺了,也許會開始自我審查,但我不會。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為理想犧牲一些東西,甚至犧牲一切。」

寫作經驗訓練說話方式

  熟悉梁文道的人知道,他知識面廣,眼界開闊,讀過他的文章或是看過他的節目的讀者或觀眾,會發覺他從文史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都能談得頭頭是道。也有人認為,梁文道之所以盛名遠播,主要還是因為電視節目。

  梁文道並不否認,作為電視人,很多人都是通過鳳凰衛視的電視節目認識他,電視人的身份使到他的名氣更大。

  他說:「比較起作家,電視人的曝光率確實更高,讓觀眾關注的記憶也更為立體。」 但梁文道也說,早年寫作上的訓練,對他日後成為電視人起很大的幫助。

  梁文道說:「我很早就開始發表文章,17歲便在香港《信報》寫戲劇評論,寫作的時間比做電視的時間長很多。在做電視節目之前,我其實已 經寫了十年稿,很早就習慣寫作的思考方式,作為電視人,我只是把腦子帶到電視,對我來說沒有太大的差別,所以我做節目可以不必事先預備好稿子,鏡頭一開就 能說話。」

創辦牛棚書院與《讀書好》

  梁文道這些年來也不斷致力於推動、參與各種類型的文化及社會活動,並曾經從事民間辦學。「牛棚書院院長」是梁文道的另一個身份象徵,他 曾經與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創辦牛棚書院,書院除了開辦文化藝術及哲學課程之外,也關注學員的言行,給予他們引導與啟發。由於院址設立在殖民時期用來宰牛的地 方,因此稱為「牛棚書院」。期間定期出版及免費贈閱《E+E》雜誌,創刊宗旨是希望發展出一個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精神空間,《E+E》雜誌之後,梁文道又 於2007創辦讀書雜誌《讀書好》,同樣免費發放,目前發行量達7萬冊。

  牛棚書院既是學府,也被香港人認為是文化創意領域。梁文道說,以牛棚書院命名,除了因為書院過去的確是「牛棚」,二是他喜歡牛棚這兩 個字,因為牛棚有象徵性意義,叫人聯想到六七十年代時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由於對於「牛棚」這兩個字有種特別的感覺,梁文道有個專欄就叫「牛棚讀書記」。

  梁文道說,當年創辦牛棚書院的目的,是希望書院能成為一個讀書、學習、交流,議論時事、影響社會的場所。但由於堅持自己的理想,不願 意找商家贊助,時日一久,牛棚書院入不敷出,終於因為經費原因,無法持續經營下去。2005年,牛棚書院終於宣告停業。梁文道說,叫他欣慰的是,「牛棚」 前後也培養了一些人才,例如目前在香港文化界十分活躍的陳景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再寫一本類似《我執》的書

  2009年是梁文道的「出版年」,他一口氣在中國連續推出《常識》、《噪音太多》、《我執》、《我讀》、《讀者》等書,其中《常識》評 點時事,在中國熱賣。《我執》結集專欄《秘學筆記》的散文,內容為梁文道對生命、愛情、死亡等人類永恆主題的感悟,被認為是梁文道作品中,最私密、感性、 細膩的作品。

  梁文道說,接下來打算再寫一本類似《我執》的書。在《我執》中有這麼一段話,或者可以從中瞭解梁文道多一點:

  那時剛上大學,住在宿舍裡頭,不用嚴格按照時間表做人,也不用理會家人的臉色,喜歡睡到多晚就是多晚。於是我幾乎放棄了所有中午以前的 課程,別人的午飯就是我的早飯。黃昏之後,我泡圖書館,直到閉館,再去無謂地遊蕩、瞎聊。凌晨兩點,同學們都去睡了,我才繼續讀書,就著燈。

  熬夜不是出於苦工,而是為了自由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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