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4日星期四

梁文道:有人在「反高鐵」嗎?

【明報】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機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絲輕微的痛苦。航程3 小時半,加上前後的陸路交通,和入關候機的時間,足足就有8 個鐘頭那麼多了。我每個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來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 小時,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該有多好呢?不過,要是這個不知為何物的新方法必須耗用大量公帑,甚至還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幾十年的人連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說我這種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果實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響的人呢?他們的最後所得又能不能彌補他們將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辯稱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為大家帶來「長遠利益」,我是否有責任說明那究竟是什麼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義原則呢?同時,我的對象還得同意我給出的理據;就算我說得再有道理,只要他們不贊成,我們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樣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毁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對於香港公眾來說,直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支持高鐵政府方案的意見,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詞。這些名詞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們的具體所指卻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們根本還沒經過各種正義原則的檢視和辯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麼個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誰需要擴大一日之內的生活半徑?他又能為大家帶來什麼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邊緣化」了,他們說的沒錯。可香港的邊緣化絕對不是因為香港少了一條高鐵,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團多年來的短視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價結構不放,在金融業上孤注一擲,什麼高科技產業和創意工業不是淪為空談就是蛻變為改頭換面的地產項目。有了高鐵,香港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話講,既然你們自己就是香港「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說話嚟「大」我。

妖魔化反對者無助解決問題

在這場蒼白的語詞口水戰裏,最常見的一條邏輯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於「支持興建高鐵」,再把「支持興建高鐵」等同於「支持發展」。於是任何對於政府方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莫名其妙地被簡化為「反對興建高鐵」,所以提出這些意見的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對發展」了。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並不是在說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強調高鐵的必要。他們完全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對於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反政府方案人士」來說,你不厭其煩地講述高鐵的妙處,無異於誤中副車;但對不明就裏的一般讀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視聽,使他們誤以為如今真有這麼一大幫人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了。

「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當表面上是支持高鐵實質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就不只能妖魔化對手,還能催促立法會盡速通過高鐵撥款了。因為「發展」那麼美好,我們又怎能不快快發展呢?

馬家輝兄把這次有關高鐵的爭論比作西九龍文化區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當年政府也是未經詳盡的諮詢和公共參與便急推計劃上馬,親建制言論也是照樣把反對人士說成反對「發展」。直到今日,西九龍文化區仍未動工,就有不少人總是以大陸比較,說什麼人家的歌劇院藝術館早已遍地開花,我們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譏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們好像看不到大陸那些宏偉的新興場館落成啟用之後留下了多少問題:有的管理不善,軟件跟不上硬體;有的變成了富人俱樂部,一般百姓無緣問津;還有的根本就是空洞無物的大白象,徒具裝飾功能。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發展之功。要跟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稱的中國大陸比快,怎麼會是香港該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種「先砸個100 億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態才造成了今日遺禍重重的三峽工程,難道香港建高鐵還要先丟個600 億再向大家解釋高鐵的種種影響嗎?

更有報道稱政府設計了1 小時多的Power Point 展演,許多媒體及政壇人士看了都頗受打動。這種新聞真是匪夷所思,彷彿要讀者完全相信記者的感受,他說自己被說服了,讀者也最好跟着感動。假如政府真有這麼好的展演,它怎麼不在全港19 區大開town meeting,讓大家都感動一下呢?

在香港廣受宣傳的武廣高鐵其實已在內地引來一些反思和質疑了。例如發行量第一的《周末畫報》便在1 月9日出了一篇題目叫做〈『被高速』: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它在開頭稱讚「中國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紀錄」,用無匹於世的效率成了高鐵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全程一等票780 元人民幣」叫人吃不消,還說「武廣高鐵沿線將停運13 對普通列車,更讓不少民眾的心涼了半截」。最後的結論是「一葉知秋,武廣高鐵的『被高速』,讓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天平的傾斜」。包括《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兄在內的許多「記者」體驗過武廣高鐵之後,都寫下了聲情俱茂的報道;他們怎麼會聽不到這些主流媒體上都見得着的聲音呢?

香港勝在後悔前就開始質疑不用米已成炊才反思

香港的真正優勝之處,在於我們還能在後悔之前就開始質疑,用不着在米已成炊之後才紛紛反思。我們可以在發展之餘思考發展的意義,豐富發展的內涵與面向(保育菜園村為什麼就不能也是一種發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餘不忘公平尋找把長遠利益普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們輕易放棄了這點優勢,在政府仍未徹底公開一切資訊,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參與的情况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辭強推一項大型的基建計劃,那麼香港還叫做香港嗎?那麼我們還不如搬到廣州,反正高鐵通車之後,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內,不是嗎?

3 則留言:

  1. 如果盲目「支持興建高鐵」=「支持發展」的人肯多花點時間和心思去了解更多關於高鐵的細節,他們就不會選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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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讓妖魔也來說說高鐵——覆梁文道

    OXRA

    梁文道在〈有人在「反高鐵」,有人在「反發展」嗎?〉中說:「[高鐵支持派]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跟著就說「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一大幫)『反政府方案人士』」,不是「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應「被打成『反對發展』」。——OXRA希望這是梁先生的個人意見,而不代表反高鐵運動人士的基本立場,否則,情況就是:(一)參與這場運動的「一大幫」都是不反對興建高鐵的;(二)因此他們是支持「發展」的;及(三)他們認為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才是反發展妖魔,所以「高鐵支持派」應將妖魔化對象局限在這些「憤X」身上。

    梁文道又說:「『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任何人「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都可以「妖魔化對手」。他批評「高鐵支持派」採用此下作手段,然而,他這麼害怕支持派將反對者(包括他自己)打成「反對發展」,急急地替他筆下的這「一大幫」反對者辯護,說大家其實都並非反對興建高鐵(只是支持另一個興建方案),更並非反對發展,這樣一來,不正正就是佔領「發展高地」,「妖魔化」(一小撮)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人士嗎?

    換言之,根據他的觀點,有資格討論高鐵的人,日後能夠參與民眾的town meeting的人,就必須「贊成高鐵」、「贊成發展」(即贊成梁文道的發展觀點——內容有(一)保育菜園村;(二)考慮用另一個方案建高鐵),那些「憤 X」,既讓反對派蒙污,大家搞清楚事情後就可將之刪除。

    「發展」,其實是1949年由當時上任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向戰後歐洲、日本推銷的國策總綱領,再由歐美日向第三世界作層壓式推銷,終而成為各國領導人追隨的國策總綱領,幾十年來為禍全球,是明眼人都有目共睹的事。此表面上「關懷貧苦」的國策總綱領實質上將世界各國捲入由跨國大財團操控的全球化漩渦,後果就是大地河川被污染或被賤賣開發,人民被逼離自己鄉土到城市做生產或服務業的賤價勞工,自此一去不還。縱使後來聯合國有了「關懷人的發展」(human development)的口號,而當極大的貧富差距造成了動亂不安時,又冒起了扶貧、增加就業機會、可持續發展、公平貿易等項目,卻依然萬變不離「發展」之大宗,即是要將「落後」的鄉土帶入國際貿易網絡中,令全球人民生活更不能逆轉地依賴以出口貨換金錢,把各式各樣自主自足生活所依的技能及本土環境通通蒸發掉,而全球也要持續提升消費,製造廢物,讓發財泡沫延續下去。這種發展的意識型態,透過普及教育(和種種「希望工程」),更加令一代代人對於現代化發展以外的社會與經濟模式,產生莫名的恐懼,幻想中的「貧窮落後」成為最大的夢魘——「返鄉下耕田」就是惡咒中之惡咒。

    在這個脈絡之下,一條高速鐵路,代表著的正是種種剝削與奴化的發展特質——大幅度人口及資金流動、旅遊消費、有基建就有就業、炒起沿線地皮、衣食所依的土地變作財團的資產、方便中產居住優雅低密度具鄉村風味的住房、都市人假日「落田」尋找「農家樂」、公專聯要翻轉鄉郊而建立的「新界副都市」......;就是說,既然贊成高鐵就是贊成這種發展,則不論總站建在西九或錦上路,也一樣是這種具剝削與奴化特質的發展。不將這種發展提出來批判,不去看清楚「原則上反對高鐵」為的是甚麼,只是把「原則上反對高鐵」的人士標籤為極端的少數,要與她們劃清界線,那麼,你到底是站在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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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反發展」是一種意識形態,在香港這種意識形態的力量並不大。反對政府建高鐵的人,主要還是如梁文道所說的,是覺得政府的方案或諮詢手法不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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