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13日星期日

梁文道:一九四五那一年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們如今讀報,覺得世事人所共知,真正發生過的總忘不掉。可是只要試過看舊報紙,你就明瞭,人的記性實在有時限,那個曾經存在的世界,竟可被掃得乾乾淨淨,不留餘塵。於是錢鋼套上毛衣戴好圍巾,走入香港大學圖書館乾淨的特藏部,順時序在微縮膠卷閱讀機上翻遍六十年前整整一年的華文報紙。那一年是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香港光復,內戰卻即將爆發。

比起當年的《唐山大地震》,錢鋼這回的工作看來舒服多了,但他讀報寫成的心得《舊聞記者》論份量卻是一點也不比前作輕。不只是那一年如此關鍵,讓中國人從緊張、狂喜再到失望;更因為他的細心觀察與飽蘊情感的文字抹去了昏黃的色彩,復現了當時國人共同擁有的世界:在那樣的時代,他們怎樣結婚?吃什麼藥?又看些什麼書呢?這不只是一本談歷史的書,而且光用報紙作材料也很難說得上準確詳盡。但報紙卻是大眾認識周遭環境的透鏡,並型塑了社會的共同感,所以我才說那是一度存在的人間世,所以這才是一本復活夙昔的奇書。

錢鋼是個記者,重讀老報紙,他當然格外留意一九四五年的報紙性格和記者人格,更看到了左右輿論環境的巨大力量。例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的香港《華僑日報》頭條是「敵人竟向香港閃電襲擊,全體軍民一致起來殺敵」,到了二十七日就變成「停戰後市區安謐」,且有小題註明「搶掠雖有數處,歹徒均遭痛懲」。那真是新聞行業人不如人鬼不似鬼的艱困時期,親「中央」的,親英的,親「偽政權」的,各有各的喉舌機關,有點骨氣的新聞人幾乎是無所逃於天地間。

好在還有《大公報》。近日《信報》易手,許多人又想起中國文人辦報的小傳統。而說到文人辦報,又怎能不提《大公報》呢?看完《舊聞記者》,很難不被這份已經消失的報紙感動(我說的是一九四五年的《大公報》)。時任總編輯的王芸生曾在社論「求饒」,求那些只懂得「推、拖、騙、混」的國民黨官僚,既是國難當前,就「饒了國家」吧。又在社評歷數中國「偶語棄市、焚書坑儒、為尊者諱等黑暗往事」,還批評「政府高壓、士人自諱,在這雙重的枷鎖之下,自然更不會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產生」。

日本投降,《大公報》竟能在兩天後就呼籲大家不要鄙視日本人民:「看昨天昭和宣布投降書時的東京景象,以及內外軍民一致奉詔的忠誠,實在令人悲憫,甚且值得尊敬」。反觀勝利之後前往接受淪陷區的一批重慶要人,卻跋扈囂張,把曾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淪陷區百姓當成待宰羊牯,《大公報》不只披露他們的醜行,還發表評論痛斥。

國共談判,《大公報》兩邊不討好,在社論裏還說「假如我是蔣主席,將立刻宣布國民黨不再專政,還政於民」。「假如我是毛澤東,我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但不必由共產黨專政」。「我爭黨的地位公開,我爭各種基本的人權」。連那首今天人人叫好的毛澤東詞《沁園春.雪》,他們也沒放過。王芸生說:「近見今人述懷之作,還看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覺得我這篇斥復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還值得拿出來與人見面。翻身吧!必兢兢於今,勿戀戀於古,小百姓們起來,向民主進步」。

好一份《大公報》!六十年前不識時務,六十年後看來依然不合時宜。此所以錢鋼的《舊聞記者》令人沉重。罷了,還是看一段六十年前難得有過的歡欣,《大公報》記者陳紀瀅回憶抗戰勝利消息傳出後的重慶市景:「……合府大小老少,手牽手肩並肩,步出家門走在馬路上,以舒散剛才聽到喜訊緊張的心情。……今天散步的情形與往日絕不相同。往日走在馬路上的,不是急如星火,便是慢打罕地如牛踱步。今天則不快不慢,一順水向前走,步伐非常整齊,也互相禮讓。……有多少人?幾千人絕不只,至少有兩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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