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7日星期三

梁文道:為香港的左派招魂

【明報-筆陣】40年前的5月16日,毛澤東的《五一六通知》被認為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如今,北京的中央政府依然視文革為一早有結論毋庸再議的歷史禁區,不准紀念,也不許輿論公開研討。其實何只北京?當香港的媒體掌一國兩制之下的自由空間,爭相尋訪文革真相的時候,我們自己的文革記憶又在哪裏呢?難道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就只限於羅湖以北,當年的香港就一片安和,平靜無事嗎?例如普遍被認為是文革延伸的「六七暴動」,今天的香港人知道多少?中學會教授和討論這件在香港歷史上具有分水嶺作用的重大事件嗎?明年「六七暴動」40周年的時候,政府會紀念它嗎?工聯會會紀念它嗎?要是會的話,又該如何紀念?

曾幾何時,左翼代表進步的力量,崇高人類的解放。美國歷史學家GeoffEley在幾年前推出了一部廣受好評的煌煌鉅著《ForgingDemocracy—TheHistoryoftheLeftinEurope,1850-2000》,將近700頁的篇幅述說的就是左翼的力量如何塑造了現今世界面目,舉凡普選權的擴大,工人權益的保障,婦女工作機會的增加,和集會的自由,全都不是突然的上天恩典,而是一波又一波的左傾運動爭取回來的。這150年的民主進程史,這700頁的文字,讀來叫人動容。民主的實現卻是得之不易。

然而「左」與「右」的對立,和它們張開的政治光譜,到了今天的世界卻益形混淆,甚至失卻了根本意義。向來被視為保守的右翼現在是最擁抱改革與未來的,而從來充滿火氣與戰鬥性的左翼則成了保守頑固的代名詞。但在中國,尤其是香港,左右的意義淪為與價值顛倒卻有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生成條件。「左派」不知怎的,不一定和低下階層站在一起,也不一定要穩守勞工利益的立場,更不會爭取政治權利的普及與平等化(比方說普選權),而是親中與愛國的同義詞。

且看周奕在《香港左派鬥爭史》裏怎樣解釋他的寫作動機:「筆者選擇了香港的群眾運動作為主線,是因為通過這些事件,讀者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的愛國同胞如何遭到港英的迫害。」換句話說,香港左派的群眾運動基本上是「愛國同胞」的運動,左翼與愛國乃等價的概念,大可互換而絲毫不影響其詞義內涵。

共產主義是左翼思潮的一種主張,所以支持共產黨自然是左派。可是香港的特殊環境底下,左派不只是一種政治立場和政策主張,它還是種民族認同,認同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以區別「美蔣」管治的「中華民國」。身為左派,就意味同時高舉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大旗,同時反對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剝削。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裏面,左派和反殖運動都有這種深刻的連結關係。不過香港的左派卻歷經了一個立場遞變的過程,從一開始既反殖又反資,到70年代「國粹派」「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先,本地階級鬥爭為次的主張,再到現在乾脆連社會主義4個字都拋諸腦後,整個左派的根本原則完全讓位給了民族認同。到了這個地步,還把「愛國愛港」勢力稱作「左派」,不只不精確,也是對「社會民主連線」和「職工盟」等其他左翼組織不公平了。

儘管今天的「老左」早就不是原來的左派,我們也有必要還其歷史一個清白。特別是標誌左派勢力衰退,反左情緒高揚的「六七暴動」。雖說發生在1967年的那一連串事件受到了大陸文革的影響,但是不能忘記「六七暴動」的導火線——「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卻是一個十足的本地勞資鬥爭。按照張家偉的《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當年位處新蒲崗的香港人造花廠不只規定「工人操作的機器一旦損壞,資方不發工資」,甚至還「列明不准工人請假,廠方不會為請假工人保留職位」,實在是明目張膽的剝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才有後來的工潮。而且這也不是孤例,以其時香港保障勞工法例的闕如,真不知有多少人覺得打工就像做奴隸一樣。

雖然「六七暴動」的政治主張在後來凌駕了勞工議題,但幾乎所有學者都同意當時香港的貧富懸殊、貪污腐化以及社會政策的不足,是運動得以星火燎原的土壤和基礎。事實上,自從「六七暴動」結束之後,港英政府確實改變了整個治港方式,不只在第二年即宣布33項改善勞工立法的建議,還在71年實現了每天工作8小時的新制。連最早的文化政策也來自暴動之後的「新潮舞會」,旨在以文化娛樂活動轉移和消耗年輕人的精力。到了麥里浩接任港督,「10年建屋計劃」和免費小學教育等政策更是分別上馬。論者也多認為這等港英「德政」,其實是對「六七暴動」的回應。

不過沒有人敢說這一切是左派運動的「功勞」或「成就」,因為自從「六七暴動」之後,「左仔」成了非常負面的貶詞。一提到左,想起的就是騷亂、炸彈以及林斌之死。這固然是左派自己的責任和策略錯誤,也是港英政府文宣攻勢的成功,使得左派盡失民心,轉成更為邊緣的非主流勢力,最終形成了今日的地下黨性格。

更慘的是連北京政府也否定了這場「反英抗暴」的運動,文革結束之後,它被定性為文化大革命的延伸,是外交部遭到造反派奪權的結果,甚至還說成是受到了林彪利用的錯誤行動。回歸前後,內地媒體談及香港史,更是傾向否定「六七」。「反英抗暴」4個字由此漸漸消失,「六七暴動」遂成為唯一的表述。可憐當年港英政府鎮壓暴動採用了多少違反人權的手法?毒打了多少示威市民?拘禁了多少記者?製造了多少冤案?再加上暴動以後的白色恐怖。這都被人選擇性地遺忘,終至埋沒。因為無論從港英還是北京的角度來看,「六七」都是不用再談的話題。

「六七」留下的遺產實在太多了,它不只使得傳統左派在政治上幾無立錐之地,還嚴重地扭曲了香港的政治光譜,生出瀰漫整個社會的恐左情緒。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者任何一套主張只要被貼上左的標籤,就會被排擠為不須理會異物。即使是羅爾斯式的自由主義(RawlsianLiberalism),到了香港也都會變成極左派。其次,許多當年被壓制下去的左派中人因為一直得不到個「明白的說法」,於是把朝思暮想的翻身之念化成終有一日要當家作主的宏願,往往衍生出心理很不平衡的怨恨政治。此外,受過衝擊的商界則聞左色變,甚至視民主如虎狼。例如不時發表言論謂「普選會帶來共產主義」的胡應湘,當年就是「中央的士公司」董事長,曾在和左派工會的談判中大吃苦頭。難怪他如今動輒就拿工會代表李卓人出來證明民主不可行。

當我們抗議中央嚴禁內地紀念文革之時,會不會忘了就在香港有這麼一場運動,正是因為被扣上了文革的帽子,於是也成了禁區的一部分呢?又會不會有這麼一天,有人超脫黨派之見,寫一部香港的社會運動史,甚至是香港版的《ForgingDemocracy》,把「六七」放在現在爭取普選運動前面,將它視為香港公民社會發展史的其中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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